我認為，在比較公平地分攤負擔之前，我們不大可能真正動員阿拉伯的力量去採取集體行動，反對以色列的擴張主義。我草擬了一個計劃，規定越富的國家對阿拉伯防務所作的貢獻就應該越多。每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用於防務的部分所占的比例，將因年度國民平均收入的不同而異：年度國民平均收入低於二百美元的國家，應將百分之十的國民生產總值用於防務；國民平均收入為二百至五百美元的國家，應拿出百分之十五；國民平均收入為五百至一千美元的國家，應拿出百分之二十；國民平均收入為一千至二千美元的國家，應拿出百分之二十五；國民平均收入為二千美元以上的國家，應拿出百分之三十。應當建立一個阿拉伯防務基金會去處理阿拉伯世界的整個防務撥款（按我建議的比率撥款）。基金總額應分配給各成員國使用，其中至少半數要分給前線國家。當然，任何一個國家如果願意的話，還完全可以從自己的預算中撥出更多的款項用於防務。
這是烏托邦式的夢想。我在阿拉伯國家聯盟中非正式地兜售此項計劃，發現太難使人接受，因此連正式提出來都不相宜。盡管如此，我在就職後不久第一次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參謀長們開會時，還是堅持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地宣讀了收入和防務開支對比表，提請他們注意存在著的懸殊現象。但是遺憾得很，我未能提出任何消除這種現象的計劃。
如此說來，要找到從根本上解決阿拉伯軍事合作問題的辦法是不可能的了。然而，這仍然是我的任務。那麽，能找到其他辦法去動員阿拉伯部隊迎接即將到來的戰鬥嗎？
十月武器交易
但是，我們首先要解決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問題：進行什麽樣的戰鬥？
一九七一年七月六日至七日：我在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幾名成員的陪同下視察亞歷山大的海軍部隊和基地。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定於七月八日在開羅舉行全體會議，因此我認為我們這些在亞歷山大的人召開一次預備會議是合適的。七月七日，我們在亞歷山大海軍學院開會。我根據我們的空軍較弱所帶來的局限性，扼要地談了可供選擇的切實可行的進攻方案。許多與會者似乎被我說服了。七月八日：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由國防部長薩迪克主持。在埃及的進攻方案上，薩迪克和我之間發生了第一次衝突。我們的不同觀點已在第二章中提到。從薩迪克在會上所作的爭辯來看，他的想法是：“讓我們確定盡可能美好的目標，而不管有沒有所需的手段。然後，我們再集中精力獲取為實現目標所需的手段。”我反對說，這可能適用於一個超級大國，或者一個得到超級大國無限支持和保證的國家。我們既沒有超級大國的無限支持，又沒有超級大國的保證。我們得不到必要的手段。因此，我們必須在較有把握獲得的手段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採取行動。
換句話說，軍事決心取決於政治判斷。我們可以指望從蘇聯人那裏得到什麽武器呢？
會上沒有投票表決。薩迪克決定準備一次中等規模的攻勢，以山口為我們的最後目標，與會者要計算出所需的武器裝備。“四十一號行動”實際上就是在這裏誕生的。然而，薩迪克和我繼續在會外討論，直到七月十五日左右我說服他執行“高尖塔”計劃為止。這就說明了為什麽這次會議和爾後幾次會議的最後結果，象我在第二章所說的那樣，是秘密達成妥協：同蘇聯顧問合作擬製“四十一號行動”計劃——一舉跨過運河和攻占西奈山日；同時以估計我們可能獲得的極其有限的裝備為基礎，十分秘密地製訂“高尖塔行動”計劃——隻限於扼守運河對岸的橋頭陣地。然而，正當製訂“四十一號行動”計劃的工作到了緊要關頭的時候，又插進了超級大國之間的另一次政治鬥爭。
九月份第一個星期：發生了蘭多波羅事件、我們的情報部門破獲了一個美國間諜集團。主犯是已經加入埃及籍的希臘人塔納希·蘭多波羅和美國駐開羅使團的一位斯溫·哈裏斯小姐。
蘭多波羅作了徹底坦白，供出了亞歷山大郊外加納克利斯空軍基地上的俄國人中向他提供情報的人。他的好友別列科夫先生一九六九年五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的在那裏服務，然後給了他的接替者“維克托”先生一封介紹信，把他介紹給蘭多波羅。維克托的助手“尤裏”先生，與蘭多波羅的關係同樣密切。維克托和尤裏曾到蘭多波羅家中赴宴；蘭多波羅經常在基地就餐，以致可以自由出入俄國人的營區。他甚至在那看過一場電影，放映的是一部蘇聯反特教育片。他飽覽了新型混凝土防衝擊波機窩——世界上第一種這樣的機窩。他還十分熟悉基地上流傳的小道消息：蘇聯的雷達不是他們所擁有的最好的雷達；保衛蘇聯基地的薩姆飛彈是哪些型號；蘇聯人對埃及的能力有何看法。他是一個有用的間諜。
九月六日：在這次間諜事件的喧囂聲中，我們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總司令部在蘇聯顧問協助下彙編的“四十一號行動”所需武器裝備的清單：我、巴格達迪（空軍）、穆罕默德·阿裏·法赫米將軍（防空軍）、馬姆杜·圖哈米將軍（作戰部長）、奧馬爾·戈哈爾將軍（組織部長）——總司令部的內層核心人物——參加了會議。我們同意了這份長得嚇人的清單。於是，我把它交給了薩迪克。
這是烏托邦式的夢想。我在阿拉伯國家聯盟中非正式地兜售此項計劃，發現太難使人接受，因此連正式提出來都不相宜。盡管如此，我在就職後不久第一次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參謀長們開會時，還是堅持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地宣讀了收入和防務開支對比表，提請他們注意存在著的懸殊現象。但是遺憾得很，我未能提出任何消除這種現象的計劃。
如此說來，要找到從根本上解決阿拉伯軍事合作問題的辦法是不可能的了。然而，這仍然是我的任務。那麽，能找到其他辦法去動員阿拉伯部隊迎接即將到來的戰鬥嗎？
十月武器交易
但是，我們首先要解決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問題：進行什麽樣的戰鬥？
一九七一年七月六日至七日：我在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幾名成員的陪同下視察亞歷山大的海軍部隊和基地。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定於七月八日在開羅舉行全體會議，因此我認為我們這些在亞歷山大的人召開一次預備會議是合適的。七月七日，我們在亞歷山大海軍學院開會。我根據我們的空軍較弱所帶來的局限性，扼要地談了可供選擇的切實可行的進攻方案。許多與會者似乎被我說服了。七月八日：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由國防部長薩迪克主持。在埃及的進攻方案上，薩迪克和我之間發生了第一次衝突。我們的不同觀點已在第二章中提到。從薩迪克在會上所作的爭辯來看，他的想法是：“讓我們確定盡可能美好的目標，而不管有沒有所需的手段。然後，我們再集中精力獲取為實現目標所需的手段。”我反對說，這可能適用於一個超級大國，或者一個得到超級大國無限支持和保證的國家。我們既沒有超級大國的無限支持，又沒有超級大國的保證。我們得不到必要的手段。因此，我們必須在較有把握獲得的手段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採取行動。
換句話說，軍事決心取決於政治判斷。我們可以指望從蘇聯人那裏得到什麽武器呢？
會上沒有投票表決。薩迪克決定準備一次中等規模的攻勢，以山口為我們的最後目標，與會者要計算出所需的武器裝備。“四十一號行動”實際上就是在這裏誕生的。然而，薩迪克和我繼續在會外討論，直到七月十五日左右我說服他執行“高尖塔”計劃為止。這就說明了為什麽這次會議和爾後幾次會議的最後結果，象我在第二章所說的那樣，是秘密達成妥協：同蘇聯顧問合作擬製“四十一號行動”計劃——一舉跨過運河和攻占西奈山日；同時以估計我們可能獲得的極其有限的裝備為基礎，十分秘密地製訂“高尖塔行動”計劃——隻限於扼守運河對岸的橋頭陣地。然而，正當製訂“四十一號行動”計劃的工作到了緊要關頭的時候，又插進了超級大國之間的另一次政治鬥爭。
九月份第一個星期：發生了蘭多波羅事件、我們的情報部門破獲了一個美國間諜集團。主犯是已經加入埃及籍的希臘人塔納希·蘭多波羅和美國駐開羅使團的一位斯溫·哈裏斯小姐。
蘭多波羅作了徹底坦白，供出了亞歷山大郊外加納克利斯空軍基地上的俄國人中向他提供情報的人。他的好友別列科夫先生一九六九年五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的在那裏服務，然後給了他的接替者“維克托”先生一封介紹信，把他介紹給蘭多波羅。維克托的助手“尤裏”先生，與蘭多波羅的關係同樣密切。維克托和尤裏曾到蘭多波羅家中赴宴；蘭多波羅經常在基地就餐，以致可以自由出入俄國人的營區。他甚至在那看過一場電影，放映的是一部蘇聯反特教育片。他飽覽了新型混凝土防衝擊波機窩——世界上第一種這樣的機窩。他還十分熟悉基地上流傳的小道消息：蘇聯的雷達不是他們所擁有的最好的雷達；保衛蘇聯基地的薩姆飛彈是哪些型號；蘇聯人對埃及的能力有何看法。他是一個有用的間諜。
九月六日：在這次間諜事件的喧囂聲中，我們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總司令部在蘇聯顧問協助下彙編的“四十一號行動”所需武器裝備的清單：我、巴格達迪（空軍）、穆罕默德·阿裏·法赫米將軍（防空軍）、馬姆杜·圖哈米將軍（作戰部長）、奧馬爾·戈哈爾將軍（組織部長）——總司令部的內層核心人物——參加了會議。我們同意了這份長得嚇人的清單。於是，我把它交給了薩迪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