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我們這位學委會主任驚異的，是他的妻子回答得那麽自然：「那有什麽稀奇？這不比什麽都不會好嗎？」
要知道，假如過去的「五格格」說這樣的話，不但親戚朋友會嘲笑她，就連她自己也認為是羞恥的。那時候她隻應該會打扮。會打麻將，會按著標準行禮如儀，而現在，她拿起了剪刀，像個男子一樣騎上自行車，過自食其力的生活了。
三妹的經歷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後，她沒有立刻回到北京，因為孩子生病，她和兩個保姆一起留在通化。財產是沒有了，她恐怕留下的細軟財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擺香菸攤，賣舊衣。在這個期間，她幾乎被國民黨特務騙走，她上過商人的當，把劃不著的火柴批發給她。她經過這些不平常的生活，到一九四九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後，街道上開會，她不斷去參加，因為在東北接觸過解放軍和人民政府，她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得到了鄰居們的信任，被推選出來做街道工作。她談起來最高興的一段工作，是宣傳新婚姻法……
這個經歷，在別人看來也許平淡無奇，在我可是不小的驚異。她過去的生活比五妹還要「嬌貴」，每天隻知道玩，向我撒嬌，每逢聽說我送了別人東西，總要向我打聽，討「賞」，誰料得到，這個嬌慵懶散、隻知道謝恩討賞的「三格格」竟會成了一名社會活動家？乍一聽來，真是不可思議。但這個變化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她後來為什麽那麽積極地宣傳新婚姻法，為什麽她會在向鄰居們讀報時哭出來，因為我相信她說的這句話：「我從前是什麽？是個擺設！」
從前，她雖然有著一定文化水平，名義上是個「貴」婦，而實際上生活是空虛的，貧乏的。她和三妹夫在日本住著的時候，我曾去信叫她把日常生活告訴我，她回信說：「我現在坐在屋裏，下女在旁用熨鬥燙衣服，老僕在窗外澆花，小狗瞪著眼珠蹲著，看著一匣糖果……實在沒有詞兒了。」現在，生活給她打開了眼界，豐富了思想，當鄰居那樣殷切地等她讀報時，她才覺出自己有了存在的意義。
她後來談過這樣一段經歷：「在通化，有一天民兵找了我去，說老百姓在開會，要我去交代一下。我嚇壞了，我以為鬥爭會鬥漢奸是很可怕的。我說，你饒了我吧，叫我幹什麽都行。後來見了幹部，他們說不用怕，老百姓是最講理的。我沒法，到了群眾會上嚇得直哆嗦，我向人們講了自己的經歷。那次會上人多極了，也有人聽說看皇姑，都來了。聽我講完，人們嘁嘁喳喳議論開了，後來有人站起來說：『她自己沒幹過什麽壞事，我們沒意見了。』大夥聽了都贊成，就散會了。我這才知道，老百姓真是最講理的。」
她這最後一句話，是我剛剛才懂得的。而她在十年前就懂得了。
在會見的第二天，正巧接到了二妹來的信，信中說，她的大女兒，一個體育學院的二年級生，已經成了業餘的優秀汽車教練員，最近駕駛著摩托車完成了天津到漢口的長途訓練。她以幸福的語氣告訴我，不但這個十二年前小姐式的女兒成了運動健將，其他的幾個孩子也都成了優秀生。當我把這些告訴了三妹。五妹，她們又抹了眼淚，並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況講了一遍。在這裏，我發現這才是愛新覺羅的命運的真正變化。
我曾根據一九三七年修訂的「玉牒」和妹妹弟弟們提供的材料，做過一個統計。愛新覺羅氏醇王這一支從載字輩算起，嬰兒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時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國時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後十年則是個零。如果把愛新覺羅全家的未成年的死亡率算一下，那就更令人觸目驚心。隻算我曾祖父的後代，載字與溥字輩未成年的死亡率，男孩是百分之四十強，女孩是百分之五十弱，合計是百分之四十五。在夭亡人口中不足兩歲以下的又占百分之五十八強。這就是說道光皇帝的後人每出生十個就有四個半夭折，其中大半又是不到兩歲就死了的。
我同七叔和妹妹們會見的時候，還沒有做這個統計，但是一聽到妹妹們屈起手指講述每個孩子迥異往昔的現況時，我不由得想起了因被我祖母疼愛以至於活活餓死的伯父，十七歲時就死了的大胞妹，不到兩歲就死了的三胞弟，以及我在玉牒上看到的那一連串「未有名」字樣（來不及起名就死了）。問題還不僅僅在於死亡與成長的數字上，即使每個孩子都長大，除了提鳥籠什麽都不會，或者除了失學、失業就看不見什麽別的前途，那比起短命來也沒什麽更多的意思。在民國時代，八旗子弟的命運大部分正是如此。長一輩的每天除了提著鳥籠溜後門，就是一清早坐著喝茶，喝到中午吃飯時，十個八個碟兒的蘿蔔條豆腐幹擺譜，吃完飯和家裏人發威風，此外再也不知道有什麽好於；晚一輩的除了請安、服侍長輩、照長輩的樣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學些什麽的。到後來坐吃山空，就業無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卻又就業無門，結果還是個走投無路。這類事情我知道的不少，現在是全變了！我從這次會見中，深刻地感受到我們下一代的命運，與前一代是如何的不同，他們受到的待遇，實在是我從前所不敢企望的。在北京的一個弟弟和六個妹妹，共有二十七個孩子，除了未達學齡的以外，都在學校裏念書，最大的已進了大學。我七叔那邊有十六個孫兒孫女和重孫兒重孫女：二十八歲的長孫是水電站技術員；一個孫女是軍醫大學學生；一個孫女參加過誌願軍，立過三等功，已從朝鮮復員回來，轉入大學念書；一個孫女是解放軍的文藝工作者；其他的除了幼兒或在校。或就業，沒有一個遊手好閑的。過去的走馬放鷹、提籠逛街的上代人生活，在這一代人眼中成了笑話。
要知道，假如過去的「五格格」說這樣的話，不但親戚朋友會嘲笑她，就連她自己也認為是羞恥的。那時候她隻應該會打扮。會打麻將，會按著標準行禮如儀，而現在，她拿起了剪刀，像個男子一樣騎上自行車，過自食其力的生活了。
三妹的經歷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後，她沒有立刻回到北京，因為孩子生病，她和兩個保姆一起留在通化。財產是沒有了，她恐怕留下的細軟財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擺香菸攤，賣舊衣。在這個期間，她幾乎被國民黨特務騙走，她上過商人的當，把劃不著的火柴批發給她。她經過這些不平常的生活，到一九四九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後，街道上開會，她不斷去參加，因為在東北接觸過解放軍和人民政府，她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得到了鄰居們的信任，被推選出來做街道工作。她談起來最高興的一段工作，是宣傳新婚姻法……
這個經歷，在別人看來也許平淡無奇，在我可是不小的驚異。她過去的生活比五妹還要「嬌貴」，每天隻知道玩，向我撒嬌，每逢聽說我送了別人東西，總要向我打聽，討「賞」，誰料得到，這個嬌慵懶散、隻知道謝恩討賞的「三格格」竟會成了一名社會活動家？乍一聽來，真是不可思議。但這個變化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她後來為什麽那麽積極地宣傳新婚姻法，為什麽她會在向鄰居們讀報時哭出來，因為我相信她說的這句話：「我從前是什麽？是個擺設！」
從前，她雖然有著一定文化水平，名義上是個「貴」婦，而實際上生活是空虛的，貧乏的。她和三妹夫在日本住著的時候，我曾去信叫她把日常生活告訴我，她回信說：「我現在坐在屋裏，下女在旁用熨鬥燙衣服，老僕在窗外澆花，小狗瞪著眼珠蹲著，看著一匣糖果……實在沒有詞兒了。」現在，生活給她打開了眼界，豐富了思想，當鄰居那樣殷切地等她讀報時，她才覺出自己有了存在的意義。
她後來談過這樣一段經歷：「在通化，有一天民兵找了我去，說老百姓在開會，要我去交代一下。我嚇壞了，我以為鬥爭會鬥漢奸是很可怕的。我說，你饒了我吧，叫我幹什麽都行。後來見了幹部，他們說不用怕，老百姓是最講理的。我沒法，到了群眾會上嚇得直哆嗦，我向人們講了自己的經歷。那次會上人多極了，也有人聽說看皇姑，都來了。聽我講完，人們嘁嘁喳喳議論開了，後來有人站起來說：『她自己沒幹過什麽壞事，我們沒意見了。』大夥聽了都贊成，就散會了。我這才知道，老百姓真是最講理的。」
她這最後一句話，是我剛剛才懂得的。而她在十年前就懂得了。
在會見的第二天，正巧接到了二妹來的信，信中說，她的大女兒，一個體育學院的二年級生，已經成了業餘的優秀汽車教練員，最近駕駛著摩托車完成了天津到漢口的長途訓練。她以幸福的語氣告訴我，不但這個十二年前小姐式的女兒成了運動健將，其他的幾個孩子也都成了優秀生。當我把這些告訴了三妹。五妹，她們又抹了眼淚，並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況講了一遍。在這裏，我發現這才是愛新覺羅的命運的真正變化。
我曾根據一九三七年修訂的「玉牒」和妹妹弟弟們提供的材料，做過一個統計。愛新覺羅氏醇王這一支從載字輩算起，嬰兒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時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國時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後十年則是個零。如果把愛新覺羅全家的未成年的死亡率算一下，那就更令人觸目驚心。隻算我曾祖父的後代，載字與溥字輩未成年的死亡率，男孩是百分之四十強，女孩是百分之五十弱，合計是百分之四十五。在夭亡人口中不足兩歲以下的又占百分之五十八強。這就是說道光皇帝的後人每出生十個就有四個半夭折，其中大半又是不到兩歲就死了的。
我同七叔和妹妹們會見的時候，還沒有做這個統計，但是一聽到妹妹們屈起手指講述每個孩子迥異往昔的現況時，我不由得想起了因被我祖母疼愛以至於活活餓死的伯父，十七歲時就死了的大胞妹，不到兩歲就死了的三胞弟，以及我在玉牒上看到的那一連串「未有名」字樣（來不及起名就死了）。問題還不僅僅在於死亡與成長的數字上，即使每個孩子都長大，除了提鳥籠什麽都不會，或者除了失學、失業就看不見什麽別的前途，那比起短命來也沒什麽更多的意思。在民國時代，八旗子弟的命運大部分正是如此。長一輩的每天除了提著鳥籠溜後門，就是一清早坐著喝茶，喝到中午吃飯時，十個八個碟兒的蘿蔔條豆腐幹擺譜，吃完飯和家裏人發威風，此外再也不知道有什麽好於；晚一輩的除了請安、服侍長輩、照長輩的樣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學些什麽的。到後來坐吃山空，就業無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卻又就業無門，結果還是個走投無路。這類事情我知道的不少，現在是全變了！我從這次會見中，深刻地感受到我們下一代的命運，與前一代是如何的不同，他們受到的待遇，實在是我從前所不敢企望的。在北京的一個弟弟和六個妹妹，共有二十七個孩子，除了未達學齡的以外，都在學校裏念書，最大的已進了大學。我七叔那邊有十六個孫兒孫女和重孫兒重孫女：二十八歲的長孫是水電站技術員；一個孫女是軍醫大學學生；一個孫女參加過誌願軍，立過三等功，已從朝鮮復員回來，轉入大學念書；一個孫女是解放軍的文藝工作者；其他的除了幼兒或在校。或就業，沒有一個遊手好閑的。過去的走馬放鷹、提籠逛街的上代人生活，在這一代人眼中成了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