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軍人流露出來的恐懼。
占領了新加坡之後到東北來任關東軍某一方麵軍司令長官的山下奉文，當時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狂態還留在我的記憶裏，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當他再次奉調南洋，臨行向我告別時，卻對我捂著鼻子哭了起來，說：「這是最後的永別，此一去是不能再回來了！」
在一次給「肉彈」舉行餞行式時，我又看到了更多的眼淚。肉彈是從日本軍隊中挑選出來的士兵，他們受了「武士道」和「忠君」的毒素教育，被挑出來用肉體去和飛機坦克碰命，日本話叫做「體擋」。吉岡從前每次提到這種體擋，都表示無限崇敬。聽那些事跡，我確實很吃驚。這回是關東軍叫我對這批中選的肉彈鼓勵一下，為他們祝福。那天正好是陰天，風沙大作。餞行地點在同德殿的院裏，院裏到處是一堆堆的防空沙袋，更顯得氣象頹喪。肉彈一共有十幾個人，排成一列站在我麵前，我按吉岡寫好的祝詞向他們念了，然後向他們舉杯。這時我才看見，這些肉彈個個滿臉灰暗，淚流雙頰，有的竟硬咽出聲。
儀式在風沙中草草結束了，我心慌意亂，又急著要回屋裏去洗臉，吉岡卻不離開，緊跟在我身後不去。我知道他一定又有話說，隻好等著他。他清了清嗓子，嗯了幾聲，然後說：
「陛下的祝詞很好，嗯，所以他們很感動，嗯，所以才流下了日本男子的眼淚……」
聽了這幾句多餘的話，我心說：「你這也是害怕嗬！你怕我看出了肉彈的馬腳！你害怕，我更害怕啦！」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戰敗後，日本四麵受敵的形勢就更明顯了，蘇聯的出兵不過是個時間上的問題。日本過去給我的印象不管如何強大，我也明白了它的孤立劣勢。
最後崩潰的日子終於來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的早晨，最末一任的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同他的參謀長秦彥三郎來到了同德殿。向我報告說，蘇聯已向日本宣戰了。
山田乙三是個矮瘦的小老頭，平時舉止沉穩，說話緩慢。這天他的情形全變了，他急促地向我講述日本軍隊如何早有十足準備，如何具有必勝之信心。他那越說越快的話音，十足的證明連他自己也沒有十足的準備和信心。他的話沒說完，忽然響起了空襲警報。我們一齊躲進了同德殿外的防空洞，進去不久，就聽見不很遠的地方響起了爆炸聲。我暗誦佛號，他默不作聲。一直到警報解除，我們分手時為止，他再沒提到什麽信心問題。
從這天夜裏起，我再沒有脫衣服睡覺。我的袋裏總放著一支手槍，並親自規定了內廷的戒嚴口令。
次日，山田乙三和秦彥三郎又來了，宣布日軍要退守南滿。「國都」要遷到通化去，並告訴我必須當天動身。我想到我的財物和人口太多，無論如何當天也搬不了。經我再三要求，總算給了三天的寬限。
從這天起，我開始受到了一種新的精神折磨。這一半是由於吉岡態度上有了進一步的變化，一半是由於我自己大大地犯了疑心病，自作自受。我覺出了吉岡的變化，是由於他在山田乙三走後，向我說了這麽一句話：
「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受蘇聯軍的殺害！」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樣子是惡狠狠的。但是讓我更害怕的，是我從他的話裏猜測到，日本人正疑心我不想走，疑心我對他們懷有貳心。
「他們怕我這個人證落在盟軍手裏，會不會殺我滅口？」這個問題一冒頭，我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我想起了十多年的故技，我得設法在青岡麵前表現「忠誠」。我靈機一動，叫人把國務院總理張景惠和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找來。我向他們命令道：
「要竭盡全力支援親邦進行聖戰，要抗拒蘇聯軍到底，到底……」
說完，我回頭去看吉岡的臉色。但這個形影不離的「禦用掛」，卻不知道什麽時候出去了。
我莫名其妙地起了不祥的預感，在屋子裏轉來轉去。這樣過了一會兒，我忽然看見窗外有幾個日本兵端著槍，向同德殿這邊走來。我的魂簡直飛出了竅，以為是下毒手來了。我覺著反正沒處可躲，索性走到樓梯口，迎上了他們。這幾個日本兵看見了我，卻又轉身走了。
我認為這是來查看我，是不是跑了。我越想越怕，就拿起電話找吉岡，電話怎麽也叫不通。我以為日本人已經扔下我走了，這叫我同樣的害怕。
後來我給吉岡打電話，電話通了，吉岡的聲音很微弱，說他病了。我連忙表示對他的關懷，說了一堆好話，聽他說了「謝謝陛下」，我放了電話，鬆了一口氣。這時我感到肚子很餓，原來一天沒吃一點東西了。我叫剩下來的隨侍大李給我「傳膳」，大李說廚師全走了。我隻好胡亂吃點餅於。
十一日晚上九點多，吉岡來了。這時我的弟弟、妹妹、妹夫和侄子們都已先去了火車站，家裏隻剩下我和兩個妻子。吉阿對我和隨行的一些隨侍們用命令口氣說：
「無論是步行，或是上下車輛，由橋本虎之助恭捧『神器』走在前麵。無論是誰，經過『神器』，都須行九十度鞠躬禮。」
我知道這真到了出發的時候了。我恭恭敬敬地站著，看祭祀長橋本虎之助捧著那個盛著『神器』的包袱，上了頭輛汽車，然後自己進了第二輛。汽車開出了「帝宮」，我回頭看了一眼，在「建國神廟」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
占領了新加坡之後到東北來任關東軍某一方麵軍司令長官的山下奉文，當時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狂態還留在我的記憶裏，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當他再次奉調南洋，臨行向我告別時，卻對我捂著鼻子哭了起來，說：「這是最後的永別，此一去是不能再回來了！」
在一次給「肉彈」舉行餞行式時，我又看到了更多的眼淚。肉彈是從日本軍隊中挑選出來的士兵，他們受了「武士道」和「忠君」的毒素教育，被挑出來用肉體去和飛機坦克碰命，日本話叫做「體擋」。吉岡從前每次提到這種體擋，都表示無限崇敬。聽那些事跡，我確實很吃驚。這回是關東軍叫我對這批中選的肉彈鼓勵一下，為他們祝福。那天正好是陰天，風沙大作。餞行地點在同德殿的院裏，院裏到處是一堆堆的防空沙袋，更顯得氣象頹喪。肉彈一共有十幾個人，排成一列站在我麵前，我按吉岡寫好的祝詞向他們念了，然後向他們舉杯。這時我才看見，這些肉彈個個滿臉灰暗，淚流雙頰，有的竟硬咽出聲。
儀式在風沙中草草結束了，我心慌意亂，又急著要回屋裏去洗臉，吉岡卻不離開，緊跟在我身後不去。我知道他一定又有話說，隻好等著他。他清了清嗓子，嗯了幾聲，然後說：
「陛下的祝詞很好，嗯，所以他們很感動，嗯，所以才流下了日本男子的眼淚……」
聽了這幾句多餘的話，我心說：「你這也是害怕嗬！你怕我看出了肉彈的馬腳！你害怕，我更害怕啦！」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戰敗後，日本四麵受敵的形勢就更明顯了，蘇聯的出兵不過是個時間上的問題。日本過去給我的印象不管如何強大，我也明白了它的孤立劣勢。
最後崩潰的日子終於來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的早晨，最末一任的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同他的參謀長秦彥三郎來到了同德殿。向我報告說，蘇聯已向日本宣戰了。
山田乙三是個矮瘦的小老頭，平時舉止沉穩，說話緩慢。這天他的情形全變了，他急促地向我講述日本軍隊如何早有十足準備，如何具有必勝之信心。他那越說越快的話音，十足的證明連他自己也沒有十足的準備和信心。他的話沒說完，忽然響起了空襲警報。我們一齊躲進了同德殿外的防空洞，進去不久，就聽見不很遠的地方響起了爆炸聲。我暗誦佛號，他默不作聲。一直到警報解除，我們分手時為止，他再沒提到什麽信心問題。
從這天夜裏起，我再沒有脫衣服睡覺。我的袋裏總放著一支手槍，並親自規定了內廷的戒嚴口令。
次日，山田乙三和秦彥三郎又來了，宣布日軍要退守南滿。「國都」要遷到通化去，並告訴我必須當天動身。我想到我的財物和人口太多，無論如何當天也搬不了。經我再三要求，總算給了三天的寬限。
從這天起，我開始受到了一種新的精神折磨。這一半是由於吉岡態度上有了進一步的變化，一半是由於我自己大大地犯了疑心病，自作自受。我覺出了吉岡的變化，是由於他在山田乙三走後，向我說了這麽一句話：
「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受蘇聯軍的殺害！」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樣子是惡狠狠的。但是讓我更害怕的，是我從他的話裏猜測到，日本人正疑心我不想走，疑心我對他們懷有貳心。
「他們怕我這個人證落在盟軍手裏，會不會殺我滅口？」這個問題一冒頭，我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我想起了十多年的故技，我得設法在青岡麵前表現「忠誠」。我靈機一動，叫人把國務院總理張景惠和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找來。我向他們命令道：
「要竭盡全力支援親邦進行聖戰，要抗拒蘇聯軍到底，到底……」
說完，我回頭去看吉岡的臉色。但這個形影不離的「禦用掛」，卻不知道什麽時候出去了。
我莫名其妙地起了不祥的預感，在屋子裏轉來轉去。這樣過了一會兒，我忽然看見窗外有幾個日本兵端著槍，向同德殿這邊走來。我的魂簡直飛出了竅，以為是下毒手來了。我覺著反正沒處可躲，索性走到樓梯口，迎上了他們。這幾個日本兵看見了我，卻又轉身走了。
我認為這是來查看我，是不是跑了。我越想越怕，就拿起電話找吉岡，電話怎麽也叫不通。我以為日本人已經扔下我走了，這叫我同樣的害怕。
後來我給吉岡打電話，電話通了，吉岡的聲音很微弱，說他病了。我連忙表示對他的關懷，說了一堆好話，聽他說了「謝謝陛下」，我放了電話，鬆了一口氣。這時我感到肚子很餓，原來一天沒吃一點東西了。我叫剩下來的隨侍大李給我「傳膳」，大李說廚師全走了。我隻好胡亂吃點餅於。
十一日晚上九點多，吉岡來了。這時我的弟弟、妹妹、妹夫和侄子們都已先去了火車站，家裏隻剩下我和兩個妻子。吉阿對我和隨行的一些隨侍們用命令口氣說：
「無論是步行，或是上下車輛，由橋本虎之助恭捧『神器』走在前麵。無論是誰，經過『神器』，都須行九十度鞠躬禮。」
我知道這真到了出發的時候了。我恭恭敬敬地站著，看祭祀長橋本虎之助捧著那個盛著『神器』的包袱，上了頭輛汽車，然後自己進了第二輛。汽車開出了「帝宮」，我回頭看了一眼，在「建國神廟」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