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了羅振玉和上角利一「暫不出行」的答覆之後,度日如年地等著消息。在等待中,我連續發出「諭旨」,讓兩個剛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侄子憲原、憲基到東北宣撫某些蒙古王公,賞賜首先投靠日本占領軍的張海鵬、貴福等人以美玉。我根據日本武官森糾的請求,寫信給正和張海鵬對抗的馬占山和具有民族氣節的另一些蒙古工公,勸他們歸降。我封張海鵬為滿蒙獨立軍司令官,馬占山為北路總司令,貴福為西路總司令,賜憲原、憲基等以大佐軍銜。我預備了大批寫著各種官銜的空白封官諭旨,以備隨時填上姓名……


    特別應當提到的一件事,是我按照鄭孝胥的意見,直接派人到日本去進行活動。自從羅振玉遭到我的拒絕,快快離去之後,鄭孝胥一變表麵上的慎重態度,由主張觀望變成反對觀望,主張積極行動了。這時他認為在日本和鈴木、南次郎以及黑龍會方麵所談的那個時機已經到來,是提出要求的時候了,同時,他大概也看出了有人在和我競爭著,所以主張派人到東京去活動。我對這種突然的變化不但不驚異,反而十分高興。我背著陳寶琛,採納了鄭孝胥的意見,派了日本人遠山猛雄去日本,找剛上台的陸相南次郎和「黑龍會」首領頭山滿進行聯絡。我根據鄭孝胥起的草,用黃絹親筆給這兩個大人物各寫了一封信。後來,一九四六年在東京國際法庭上南次郎拿出了這封信,給律師作為替他辯護的證據。我因為害怕將來回到祖國會受到審判,否認了這封信,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可惜此信的原文現在沒有得到,隻好暫時從日本書籍上轉譯如下:


    此次東省事變,民國政府處措失當,開釁友邦,塗炭生靈,予甚憫之。


    茲遣皇室家庭教師遠山猛雄赴日,慰視陸軍大臣南大將,轉達予意。我朝


    以不忍目睹萬民之疾苦,將政權讓之漢族,愈趨愈紊,實非我朝之初懷。


    今者欲謀東亞之強固,有賴於中日兩國提攜,否則無以完成。如不徹底解


    決前途之障礙,則殷憂四伏,永無寧日,必有赤黨橫行,災難無窮矣。


    辛未九月一日(十月十一日)


    宣統禦璽


    今上禦筆       鄭孝胥(簽字)


    我就這樣地一邊等待,一邊活動著。這封信由遠山猛雄帶走了三個多星期之後,我終於等到了鄭孝胥在自己的日記裏所寫的這一天:


    九月辛百二十三日(十一月二日)。詣行在。召對。上雲:「商衍瀛


    來見,言奉天吉林皆望這幸;吉田來言,土肥原至津,與司令部秘商,謂


    宜速往。」對曰:「土肥原為本莊之參謀,乃關東軍中之要人,果來迎幸,


    則不宜遲。」明日以告領事館。夜召土肥原。……


    我的前半生--三 夜見土肥原


    三 夜見土肥原


    在這裏所處理的時期之初,土肥原是日本陸軍大住,一九四一年四月


    升到將官階級,在「九一八」事變前約十八年間居住中國,被視為陸軍部


    內的中國通。他對於在滿洲所進行的對華侵略戰爭的發動和進展,以及嗣


    後受日本支配的偽滿洲國之設立,都具有密切關係。日本軍部派對中國其


    他地區所採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著政治的謀略、武力的威脅、武力的


    行使,在促使事態的進展上擔任了顯著的任務。


    土肥原當軍部派其他指導者設計、準備和實行將東亞及東南亞置於日


    本支配之下時,曾和他們保持密切聯絡而行動。


    正當他的對華的特殊知識和他的在華行使陰謀的能力已無需要時,他


    就以現地將官的地位來擔當實現他本人曾經參預的陰謀目的。他不但曾參


    加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的實行,並且也參加了對蘇聯以及對各國,即一九四


    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曾對其實行侵略戰爭的各國,除法國以外的侵略戰


    爭的實行。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


    土肥原和板垣,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二十五名戰犯中,是被判定犯罪條款最多的兩人。他們兩人罪狀相同,都犯了七條「破壞和平罪」1,犯了「違反戰爭法規慣例及違反人道之犯罪」中最重的一條,即「命令準許違約行為」之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這批戰犯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判決,土肥原與板垣和其他五名戰犯都被判處了絞刑。


    1這七條是:十八年間一貫為控製東南亞及太平洋的陰謀、對華實行侵略戰爭、對美實行侵略戰爭、對英實行侵略戰爭、對荷蘭實行侵略戰爭、對法實行侵略戰爭、製造張鼓峰事件、製造諾門坎事件。


    土肥原,是個完全靠侵略中國起家的日本軍人。他在陸軍士官學校十六期步兵科和陸軍大學畢業後,做過日本參謀本部部員,第十三步兵聯隊長,一九一三年起他來到中國,在關東軍中服務,給東北軍閥的顧問阪西利八郎中將當了十多年的副官。他和張作霖的關係特別深,一九二四年直奉戰爭中,他策動關東軍幫助過張作霖。一九二八年關東軍決定消滅張作霖,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的陰謀,也有他參加。不久,他即因功晉級大佐,擔任了瀋陽特務機關長的職務,從此開始了判決書上所述的那些罪行,開始了飛黃騰達。其實土肥原的許多「傑作」《判決書》裏都沒有提到,例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天津騷動事件、一九三二年熱河戰爭的爆發、一九三五年五月的豐臺事變和冀東偽組織的成立、十一月香河流氓暴動和冀察的特殊政權的出現,都離不開土肥原的策劃活動。可以說,在那段時間裏,土肥原走到哪裏,災難就降臨哪裏。大約他的失敗隻有過一次,即在他拉攏之下叛國的馬占山,後來反正抗日。但是這並沒有影響他後來的升遷,他被調去當旅團長的時間不長,又調回任關東軍的特務機關長。一直到「七七」事變,日本人要成立的偽組織都成立起來了,騷亂、暴動等等手段也被武裝進攻代替了,土肥原才脫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揮刀,以師團長、軍團長、方麵軍總司令等身分,統帥著日兵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進行屠殺和掠奪。就這樣,在屍骨和血泊中,他從「九一八」事變起不過十年間,由大佐升到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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