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康有為去世,他的弟子徐良求我賜以諡法。按我起初的想法,是要給他的。康在去世前一年,常到張園來看我,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曾淚流滿臉地給我磕頭,向我敘述當年「德宗皇帝隆遇之思」,後來他繼續為我奔走各地,尋求復辟支持者,叫他的弟子向海外華僑廣泛宣傳:「欲救中國非宣統君臨天下,再造帝國不可」。他臨死前不久,還向吳佩孚以及其他當權派呼籲過復辟。我認為從這些舉動上看來,給以諡法是很應當的。但是陳寶琛出來反對了。這時候在他看來,分辨忠奸不僅不能隻看辮子,就連復辟的實際行動也不足為據。他說:「康有為的宗旨不純,曾有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說。且當年忤逆孝欽太皇太後(慈禧),已不可赦!」胡嗣瑗等人完全附和陳寶琛,鄭孝胥也說光緒當年是受了康有為之害。就這樣,我又上了一次分辨「忠奸」的課,拒絕了賜諡給康有為。據說後來徐良為此還聲言要和陳、鄭等人「以老拳相見」哩。


    一九三一年,文繡突然提出了離婚要求,在得到解決之後,遺老們還沒有忘記這一條:要發個上諭,貶淑妃為庶人。我自然也照辦了。


    說起文繡和我離婚這一段,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夫婦間的不正常的生活。這與其說是感情上的問題,倒不如說是由於張園生活上的空虛。其實即使我隻有一個妻子,這個妻子也不會覺得有什麽意思。因為我的興趣除了復辟,還是復辟。老實說,我不懂得什麽叫愛情,在別人是平等的夫婦,在我,夫婦關係就是主奴關係,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這裏是文繡在宮裏寫的一篇短文,這篇短文中多少流露出了她當時的心情:


    哀苑鹿


    春光明媚,紅綠滿園,餘偶散步其中,遊目騁懷,信可樂也。倚樹稍


    憩,忽聞囿鹿,悲鳴宛轉,亻免而視之,奄奄待斃,狀殊可憐。餘以此龐


    得入禦園,受恩俸豢養,永保其生,亦可謂之幸矣。然野畜不畜於家,如


    此鹿在園內,不得其自由,猶獄內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莊子雲:


    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不願其死為骨為貴也。


    文繡從小受的是三從四德的教育,不到十四歲,開始了「宮妃」生活,因此「君權」和「夫權」的觀念很深。她在那種環境中敢於提出離婚,不能說這不是需要雙重勇敢的行為。她破除萬難,實現了離婚的要求,離婚之後,仍受到不少壓力。有人說,她提出離婚是受了家裏人的教唆,是為了貪圖一筆可觀的贍養費。事實上,她家裏的人給她精神上的迫害不見得比外來的少。據說她拿到的五萬元贍養費,經過律師、中間人以及家裏人的剋扣、占用、「求助」,剩不了好多,而她精神上受的損害更大。她的一個哥哥曾在天津《商報》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給她,其中竟有這樣的話:


    我家受清帝厚恩二百餘載,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慢雲遜帝對汝


    並無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應耐死忍受。……汝隨侍遜帝,身披


    綾羅,口饜魚肉,使用僕婦,工資由帳房開支,購買物品物價由帳房開支,


    且每月有二百元之月費,試問汝一閨閣婦女,果有何不足?縱中宮待汝稍


    嚴,不肯假以辭色,然抱衾與調,自是小星本分,實命不猶,抑又何怨……?


    這封信曾在遺老們中間傳誦一時。文繡後來的情形不詳,隻聽說她在天津當了小學教師,歿於一九五○年,終身未再結婚。


    如果從表麵現象上看,文繡是被「中宮」擠跑了的。這雖非全部原因,也是原因之一。婉容當時的心理狀態,可以從她求的乩辭上窺得一斑(文內金榮氏指婉容,端氏指文繡):


    婉容求的乩文


    吾仙師叫金榮氏聽我勸,萬歲與榮氏真心之好並無二意,榮氏不可多疑,


    吾仙師保護萬歲,榮氏後有子孫,萬歲後有大望,榮氏聽我仙師話,吾保


    護爾的身體,萬歲與端氏並無真心真意,榮氏你自管放心好了。


    順便提一下,這種令人發笑的扶乩、相麵、算卦、批八字等等活動,在那時卻是不足為怪的社會現象,在張園裏更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玩意。在我後來住的靜園裏,就有房東陸宗輿設的「乩壇」。簡直可以說,那時乩壇和卜卦給我的精神力量,對我的指導作用,是僅次於師傅和其他近臣們對我的教育。我常常從這方麵得到「某年人運」、「某歲大顯」之類預言的鼓舞。北京商會會長孫學仕自稱精通麻衣,曾預言我的「禦容」何時將人運,何時又將握「大權」。日本領事館裏的一位日本相法家也說過我某某年必定成大事的話。這些都是我開倒車的動力。


    我的前半生--一 不靜的「靜園」


    一 不靜的「靜園」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從日租界官島街的張園,遷到協昌裏的「靜園」。這是租的安福係政客陸宗輿的房子,原名「幹園」,我給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層用意的。


    北伐後,國民黨的勢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軍閥紛紛垮台,被我寄託過希望的東三省,宣布「易幟」。張園上下因此一度感到一片悲觀失望。一部分遺老門客作鳥獸散了,和我廝守著的近臣們,除了鄭孝胥和羅振玉等人之外,幾乎再沒有別人談論什麽復辟。像陳寶琛這樣的人,從前嘴邊上掛著的「天與人歸」、「臥薪嚐膽」的話,也不說了。人們惟一考慮的問題,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將會怎樣對待我這個末代皇帝。我自己陷入了深沉的憂慮之中。但是,這種情形並沒有繼續多久。我們很快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來,打著青天白日旗的人又彼此廝殺起來,今天甲乙聯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從前並沒有什麽兩樣。蔣介石所達到的「統一」,越看越不像那麽回事,蔣介石腳底下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麽穩固。張園有了絕路逢生之感,不免漸漸重溫舊夢,覺得「定於一」的大業,似乎仍然非我莫屬。不但遺老和門客們後來恢復了這個論調,就連每周「進講」時局的日本參謀們,也不避諱這種觀點。我把新居取名「靜園」的意思,並非是求清靜,而是要在這裏「靜觀變化,靜待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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