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心裏發出了狠毒的詛咒，懷著深刻的憂慮，為蔣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運，一次又一次地卜過卦，扶過比我曾卜占「國民政府能長久否？」得「天大同人變離，主申年化沖而散」的一個卦文，其意思是：蔣介石政府將眾叛親離，在一九三二年滅亡。當然，蔣介石的政府如果垮台，可以發泄我的仇恨，使我痛快。但是，我更關心的是我自己的命運。我屢次叫榮源扶乩，有一次他得到這樣一個乩文：
今上乃重興之主，清仍有天下，然子（按指榮源）乃朝廷勛戚大臣，
必須直諫君，於致光武，務必勸戒奢華，彌問世事，晦跡韜光，暗成事業，
親君子，遠小人，去偽忠，此皆要圖，子忠實君子，吾所夙知，故願直言，
將來再興，務必改元，宣統二字，乃寧日一亂絲充滿天下盡，賊犯紫微，
務用隆武，隆若不用，可改興武，此天機也，國事且不泄。
但是任何一個欲望強烈和報仇心切的人，都不會隻記得「成事在天」而忘了「求事在人」這句話。我自己幾年來的閱歷，特別是蔣介石的發家史，給了我一條重要的信念，這就是若求成事必須手握兵權，有了兵權實力，洋人自然會來幫助。像我這樣一個正統的「大清皇帝」，倘若有了軍隊，自然要比一個紅鬍子或者一個流氓出身的將帥更會受到洋人的重視。因此，我決定派我身邊最親信的親族子弟去日本學陸軍。我覺得這比我自己出洋更有必要。
促成我這個想法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溥傑正為了要投筆從戎，在家裏鬧得馬仰人翻。他從軍的動機本來也頗可笑，與其說是受到母親遺囑的影響，立誌要恢復清朝，還不如說是由於他羨慕那些手握虎符的青年將帥，自己也想當軍官，出出風頭。張學良在張作霖死後，臨國奉天之前對溥傑說過：「你要當軍官，我送你進講武堂（奉軍的軍官學校）。」於是他便和張學良的家眷乘船離了天津。我父親看到了他留下的信，急得要命，要我無論如何想個辦法把他追回來。天津日本總領事答應了我的請求，發了電報給大連。在大連碼頭上，溥傑剛從船上走下來，就給日本警察截住了。他被我派去的人接回到天津，見了我就訴說他投軍的誌向，是為了恢復祖業。他的話觸動了我送他去日本學陸軍的心思。
我決定了派溥傑和我的三妹夫潤麟一同到日本去學陸軍。為了準備他們的留學，我請天津日本總領事介紹了一位家庭教師，教他們日文。日本總領事推薦了一位叫遠山猛雄的日本人，後來知道，這是一個日本黑龍會的會員，認識不少日本政客。這個人後來也為了我的復辟理想，替我到日本奔走過。我到東北以後，因為他不是軍部係統的，受到排擠，離開了我。這位遠山教師教了溥傑和潤麟不多日子的日文，就為他們的留學問題回到日本去活動了一趟，據說是暫時還不能人日本士官學校，但是可以先進專供日本貴族子弟讀書的學習院，並且還得到了日本的大財閥大倉喜人郎的幫助。一九二九年三月，即「東陵事件」發生後七個月，我這兩個未來的武將就和遠山一起到日本去了。
我的前半生--五 領事館、司令部、黑龍會
五 領事館、司令部、黑龍會
敬陳管見，條列於後：
……對日本宜暗中聯合而外稱拒絕也。關東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
關東與黨軍和協，而力足以取之。然日本即取關東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
位則舉措難施。今其勢日漸緊張，關東因無以圖存，日人亦無策善後，此
田中之所以屢示善意也。
我
皇上並無一成一旅，不用日本何以恢復？機難得而易失，天子不取，後悔
莫追。故對日本隻有聯合之誠，萬無拒絕之理。所難者我借日本之力而必
先得關東之心。若令關東之人，疑我合日謀彼，則以後欲由東三省擁戴，
勢有所難。此意不妨與日本當機要人明言之，將來皇上復位，日本於三省
取得之權，尚須讓步方易辦理。……
這是一九二八年我收到的一份奏摺中的一段。這段話代表了張園裏多數人的想法，也是我經過多年的活動後，日益信服的結論。
前麵已經說過，我自從進了北府，得到了日本人的「關懷」以來，就對日本人有了某些信賴。我在日本公使館裏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後，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將來復辟的第一個外援力量。
我到天津的第一年，日本總領事古田茂曾請我參觀了一次日本僑民小學。在我往返的路上，日本小學生手持紙旗，夾道向我歡呼萬歲。這個場麵使我熱淚滿眶，感嘆不已。當軍閥內戰的戰火燒到了天津的邊緣，租界上的各國駐軍組織了聯軍，聲言要對付敢於走近租界的國民軍的時候，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將特意來到張園，向我報告說：「請宣統帝放心，我們決不讓中國兵進租界一步。」我聽了，大為得意。
每逢新年或我的壽辰，日本的領事官和軍隊的將住們必定到我這裏來祝賀。到了日本「天長節」，還要約我去參觀閱兵典禮。記得有一次「天長節」閱兵，日本軍司令官植田謙古邀請了日租界不少高級寓公，如曹汝霖、陸宗輿、靳雲鵬等人都去了。我到場時，植田司令官特意騎馬過來行致敬禮。當閱兵完畢，我們這些中國客人湊在一起，竟然隨著日本人同聲高呼「天皇萬歲」。
今上乃重興之主，清仍有天下，然子（按指榮源）乃朝廷勛戚大臣，
必須直諫君，於致光武，務必勸戒奢華，彌問世事，晦跡韜光，暗成事業，
親君子，遠小人，去偽忠，此皆要圖，子忠實君子，吾所夙知，故願直言，
將來再興，務必改元，宣統二字，乃寧日一亂絲充滿天下盡，賊犯紫微，
務用隆武，隆若不用，可改興武，此天機也，國事且不泄。
但是任何一個欲望強烈和報仇心切的人，都不會隻記得「成事在天」而忘了「求事在人」這句話。我自己幾年來的閱歷，特別是蔣介石的發家史，給了我一條重要的信念，這就是若求成事必須手握兵權，有了兵權實力，洋人自然會來幫助。像我這樣一個正統的「大清皇帝」，倘若有了軍隊，自然要比一個紅鬍子或者一個流氓出身的將帥更會受到洋人的重視。因此，我決定派我身邊最親信的親族子弟去日本學陸軍。我覺得這比我自己出洋更有必要。
促成我這個想法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溥傑正為了要投筆從戎，在家裏鬧得馬仰人翻。他從軍的動機本來也頗可笑，與其說是受到母親遺囑的影響，立誌要恢復清朝，還不如說是由於他羨慕那些手握虎符的青年將帥，自己也想當軍官，出出風頭。張學良在張作霖死後，臨國奉天之前對溥傑說過：「你要當軍官，我送你進講武堂（奉軍的軍官學校）。」於是他便和張學良的家眷乘船離了天津。我父親看到了他留下的信，急得要命，要我無論如何想個辦法把他追回來。天津日本總領事答應了我的請求，發了電報給大連。在大連碼頭上，溥傑剛從船上走下來，就給日本警察截住了。他被我派去的人接回到天津，見了我就訴說他投軍的誌向，是為了恢復祖業。他的話觸動了我送他去日本學陸軍的心思。
我決定了派溥傑和我的三妹夫潤麟一同到日本去學陸軍。為了準備他們的留學，我請天津日本總領事介紹了一位家庭教師，教他們日文。日本總領事推薦了一位叫遠山猛雄的日本人，後來知道，這是一個日本黑龍會的會員，認識不少日本政客。這個人後來也為了我的復辟理想，替我到日本奔走過。我到東北以後，因為他不是軍部係統的，受到排擠，離開了我。這位遠山教師教了溥傑和潤麟不多日子的日文，就為他們的留學問題回到日本去活動了一趟，據說是暫時還不能人日本士官學校，但是可以先進專供日本貴族子弟讀書的學習院，並且還得到了日本的大財閥大倉喜人郎的幫助。一九二九年三月，即「東陵事件」發生後七個月，我這兩個未來的武將就和遠山一起到日本去了。
我的前半生--五 領事館、司令部、黑龍會
五 領事館、司令部、黑龍會
敬陳管見，條列於後：
……對日本宜暗中聯合而外稱拒絕也。關東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
關東與黨軍和協，而力足以取之。然日本即取關東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
位則舉措難施。今其勢日漸緊張，關東因無以圖存，日人亦無策善後，此
田中之所以屢示善意也。
我
皇上並無一成一旅，不用日本何以恢復？機難得而易失，天子不取，後悔
莫追。故對日本隻有聯合之誠，萬無拒絕之理。所難者我借日本之力而必
先得關東之心。若令關東之人，疑我合日謀彼，則以後欲由東三省擁戴，
勢有所難。此意不妨與日本當機要人明言之，將來皇上復位，日本於三省
取得之權，尚須讓步方易辦理。……
這是一九二八年我收到的一份奏摺中的一段。這段話代表了張園裏多數人的想法，也是我經過多年的活動後，日益信服的結論。
前麵已經說過，我自從進了北府，得到了日本人的「關懷」以來，就對日本人有了某些信賴。我在日本公使館裏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後，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將來復辟的第一個外援力量。
我到天津的第一年，日本總領事古田茂曾請我參觀了一次日本僑民小學。在我往返的路上，日本小學生手持紙旗，夾道向我歡呼萬歲。這個場麵使我熱淚滿眶，感嘆不已。當軍閥內戰的戰火燒到了天津的邊緣，租界上的各國駐軍組織了聯軍，聲言要對付敢於走近租界的國民軍的時候，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將特意來到張園，向我報告說：「請宣統帝放心，我們決不讓中國兵進租界一步。」我聽了，大為得意。
每逢新年或我的壽辰，日本的領事官和軍隊的將住們必定到我這裏來祝賀。到了日本「天長節」，還要約我去參觀閱兵典禮。記得有一次「天長節」閱兵，日本軍司令官植田謙古邀請了日租界不少高級寓公，如曹汝霖、陸宗輿、靳雲鵬等人都去了。我到場時，植田司令官特意騎馬過來行致敬禮。當閱兵完畢，我們這些中國客人湊在一起，竟然隨著日本人同聲高呼「天皇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