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訴我，我會治他們！」
汽車又通過那個奇怪的儀仗隊，出了曹家花園，開回到租界上。第二天日本總領事有田八郎向我提出了警告：
「陛下如再私自去中國地界，日本政府就再不能保證安全！」
雖然張作霖說他會治日本小鬼，雖然日本領事提出這樣的抗議，但是當時任何人都知道日本人和張作霖的關係，如果不是日本人供給張作霖槍炮子彈，張作霖未必就能有這麽多的軍隊。所以由這次會見在我心裏所升起的希望，並沒有受到這個抗議的影響，更不用說陳寶琛那一派的反對了。
我的復辟希望更被後來的事實所助長，這就是以提出「田中奏摺」1出名的田中內閣，於一九二七年上台後所表現的態度。田中奏摺返於一九二九年才揭發出來，其實它的內容在一九二七年就露出來了。這裏我引述一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上對當時情勢的敘述2：
1「田中奏摺」是田中上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摺，奏摺說：「吾人如被征服中國，要先征服滿蒙，吾人如能征服中國，則其餘所有亞洲國家及南洋諸國，均將畏懼於我，投降於我。……當吾人得以支配中國全部資源之後，吾人將更能進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島、小亞細亞以至歐洲。」又說：「第一步征服台灣，第二步征服朝鮮，現皆實現，惟第三步的滅亡滿蒙以及征服中國全土，……則尚未完成。」
2判決書於一九四八年公布。
田中首相所提倡的「積極政策」是借著與滿洲當局、特別是與東北邊
防軍總司令及滿洲、熱河的行政首長張作霖的合作，以擴大和發展日方認
為已在滿洲取得了的特殊權益。田中首相還曾聲明說：盡管日本尊重中國
對滿洲的主權，並願盡可能的實行對華「門戶開放政策」，但日本具有充
分的決心，絕對不允許發生擾亂該地的平靜和損害日本重大權益的情勢。
田中內閣強調必須將滿洲看做和中國其他部分完全不同的地方，並聲明如
果爭亂從中國其他地方波及滿洲和蒙古時，日本將以武力來保護它在該地
的權益。
給我磕頭的張作霖，在得到田中內閣的支持之後，成了北方各係軍人的領袖，做了安國軍總司令，後來又做了軍政府的大元帥。當蔣介石的軍隊北上的時候，「保護」滿蒙地區「權益」的日本軍隊，竟開到遠離滿蒙數千裏的濟南，造成了驚人的「濟南慘案」。日本軍隊司令官岡村寧次還發了一份布告警告過蔣介石。天津日本駐屯軍參謀官為表示對我的關切，曾特地抄了一份給我。蔣介石為了討好帝國主義，剛殺過了共產黨和工人、學生，看見了這份布告，又恭恭敬敬地退出了濟南，並禁止民眾有任何反日行動。
在此同時，我和奉係將領之間也進入了緊張的接觸。
公開的酬酢往來，是從我見過張作霖之後開始的。我父親的大管家張文治，在奉軍將領中有不少的把兄弟，這時又和張宗昌換了帖，成了奉軍將領的引見人之一。前內城守衛隊軍樂隊長李士奎，這時也成了奉軍人物，褚王璞和畢庶澄就是他引進的。胡若愚還給我帶來了張學良。這些將領們到張園來，已和從前進紫禁城時不同，他們不用請安叩頭，我不用賞朝馬肩輿，他們隻給我鞠個躬，或握一下手，然後平起平坐。我給他們寫信，也不再過分端皇帝架子。我和奉軍將領交往的親疏，決定於他們對復辟的態度。最先使我發生好感的是畢庶澄，因為他比別人更熱心於我的未來事業，什麽「人心思舊」、「將來惟有帝製才能救中國，現在是群龍無首」，說的話跟遺老遺少差不了多少。他是張宗昌的一名軍長，兼渤海艦隊司令，曾請我到他的軍艦參觀過。我對他抱著較大的希望，後來聽到他被褚玉璞槍斃的消息時，我曾大為傷感。他死後，我的希望便轉移到了張宗昌身上。
張宗昌，字效坤，山東掖縣人。我在天津見到他的時候，他有四十多歲，一眼看去，是個滿臉橫肉的彪形大漢，如果一細看，就會發現這個彪形大漢的紫膛麵皮上，籠著一層鴉片中毒的那種青灰色。他十五、六歲時流浪到營口，在「寶棚」當過賭傭，成天與地痞流氓賭棍小偷鬼混，在關東當過胡匪的小頭目，以後又流落到沙俄的海參崴，給華商總會當門警頭目。由於他揮霍不吝和善於逢迎勾結，能和沙俄憲兵警察緊密合作，竟成了海參崴流氓社會的紅人，成了包娼、包賭、包庇煙館的一霸。武昌起義後，南方革命軍派人到中俄邊境，爭取鬍子頭目劉彈子（王雙）投效革命，雙方談判成功，將劉部編為一個騎兵團，授劉為騎兵團長。張是中間的介紹人，一同到了上海，不知道他怎麽一弄，自己成了革命軍的團長，劉彈子反而成了他下麵的一名營長。「二次革命」爆發，他投了反革命的機，以屠殺革命軍人之功，得到了馮國璋的賞識，當上了馮的衛隊營營長，以後層層運動，又得到了十一師師長的位置。不久在江蘇安徽戰敗，逃亡出關，投奔張作霖，當了旅長。從此以後，他即借奉軍之勢，從奉軍進關那天起，步步登高，由師長、軍長而山東軍務督辦、蘇皖魯剿匪總司令，一直做到了直魯聯軍司令，成了割據一方的土皇帝。由於他流氓成性，南方報紙曾給了他一個「狗肉將軍」的綽號，後來看他打仗一敗即跑，又給了他一個「長腿將軍」的別名。
汽車又通過那個奇怪的儀仗隊，出了曹家花園，開回到租界上。第二天日本總領事有田八郎向我提出了警告：
「陛下如再私自去中國地界，日本政府就再不能保證安全！」
雖然張作霖說他會治日本小鬼，雖然日本領事提出這樣的抗議，但是當時任何人都知道日本人和張作霖的關係，如果不是日本人供給張作霖槍炮子彈，張作霖未必就能有這麽多的軍隊。所以由這次會見在我心裏所升起的希望，並沒有受到這個抗議的影響，更不用說陳寶琛那一派的反對了。
我的復辟希望更被後來的事實所助長，這就是以提出「田中奏摺」1出名的田中內閣，於一九二七年上台後所表現的態度。田中奏摺返於一九二九年才揭發出來，其實它的內容在一九二七年就露出來了。這裏我引述一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上對當時情勢的敘述2：
1「田中奏摺」是田中上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摺，奏摺說：「吾人如被征服中國，要先征服滿蒙，吾人如能征服中國，則其餘所有亞洲國家及南洋諸國，均將畏懼於我，投降於我。……當吾人得以支配中國全部資源之後，吾人將更能進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島、小亞細亞以至歐洲。」又說：「第一步征服台灣，第二步征服朝鮮，現皆實現，惟第三步的滅亡滿蒙以及征服中國全土，……則尚未完成。」
2判決書於一九四八年公布。
田中首相所提倡的「積極政策」是借著與滿洲當局、特別是與東北邊
防軍總司令及滿洲、熱河的行政首長張作霖的合作，以擴大和發展日方認
為已在滿洲取得了的特殊權益。田中首相還曾聲明說：盡管日本尊重中國
對滿洲的主權，並願盡可能的實行對華「門戶開放政策」，但日本具有充
分的決心，絕對不允許發生擾亂該地的平靜和損害日本重大權益的情勢。
田中內閣強調必須將滿洲看做和中國其他部分完全不同的地方，並聲明如
果爭亂從中國其他地方波及滿洲和蒙古時，日本將以武力來保護它在該地
的權益。
給我磕頭的張作霖，在得到田中內閣的支持之後，成了北方各係軍人的領袖，做了安國軍總司令，後來又做了軍政府的大元帥。當蔣介石的軍隊北上的時候，「保護」滿蒙地區「權益」的日本軍隊，竟開到遠離滿蒙數千裏的濟南，造成了驚人的「濟南慘案」。日本軍隊司令官岡村寧次還發了一份布告警告過蔣介石。天津日本駐屯軍參謀官為表示對我的關切，曾特地抄了一份給我。蔣介石為了討好帝國主義，剛殺過了共產黨和工人、學生，看見了這份布告，又恭恭敬敬地退出了濟南，並禁止民眾有任何反日行動。
在此同時，我和奉係將領之間也進入了緊張的接觸。
公開的酬酢往來，是從我見過張作霖之後開始的。我父親的大管家張文治，在奉軍將領中有不少的把兄弟，這時又和張宗昌換了帖，成了奉軍將領的引見人之一。前內城守衛隊軍樂隊長李士奎，這時也成了奉軍人物，褚王璞和畢庶澄就是他引進的。胡若愚還給我帶來了張學良。這些將領們到張園來，已和從前進紫禁城時不同，他們不用請安叩頭，我不用賞朝馬肩輿，他們隻給我鞠個躬，或握一下手，然後平起平坐。我給他們寫信，也不再過分端皇帝架子。我和奉軍將領交往的親疏，決定於他們對復辟的態度。最先使我發生好感的是畢庶澄，因為他比別人更熱心於我的未來事業，什麽「人心思舊」、「將來惟有帝製才能救中國，現在是群龍無首」，說的話跟遺老遺少差不了多少。他是張宗昌的一名軍長，兼渤海艦隊司令，曾請我到他的軍艦參觀過。我對他抱著較大的希望，後來聽到他被褚玉璞槍斃的消息時，我曾大為傷感。他死後，我的希望便轉移到了張宗昌身上。
張宗昌，字效坤，山東掖縣人。我在天津見到他的時候，他有四十多歲，一眼看去，是個滿臉橫肉的彪形大漢，如果一細看，就會發現這個彪形大漢的紫膛麵皮上，籠著一層鴉片中毒的那種青灰色。他十五、六歲時流浪到營口，在「寶棚」當過賭傭，成天與地痞流氓賭棍小偷鬼混，在關東當過胡匪的小頭目，以後又流落到沙俄的海參崴，給華商總會當門警頭目。由於他揮霍不吝和善於逢迎勾結，能和沙俄憲兵警察緊密合作，竟成了海參崴流氓社會的紅人，成了包娼、包賭、包庇煙館的一霸。武昌起義後，南方革命軍派人到中俄邊境，爭取鬍子頭目劉彈子（王雙）投效革命，雙方談判成功，將劉部編為一個騎兵團，授劉為騎兵團長。張是中間的介紹人，一同到了上海，不知道他怎麽一弄，自己成了革命軍的團長，劉彈子反而成了他下麵的一名營長。「二次革命」爆發，他投了反革命的機，以屠殺革命軍人之功，得到了馮國璋的賞識，當上了馮的衛隊營營長，以後層層運動，又得到了十一師師長的位置。不久在江蘇安徽戰敗，逃亡出關，投奔張作霖，當了旅長。從此以後，他即借奉軍之勢，從奉軍進關那天起，步步登高，由師長、軍長而山東軍務督辦、蘇皖魯剿匪總司令，一直做到了直魯聯軍司令，成了割據一方的土皇帝。由於他流氓成性，南方報紙曾給了他一個「狗肉將軍」的綽號，後來看他打仗一敗即跑，又給了他一個「長腿將軍」的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