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來說，俄國實在太虛弱了，不配成為夥伴；但如隻是作為美國的病人，俄國又太強壯了。如果美國不培育出一種環境使俄國人相信與跨大西洋的歐洲越來越結成有機的聯繫是俄國的最好選擇，俄國就更可能成為一個問題。雖然俄中、俄伊（朗）長期戰略聯盟尚不可能形成，但明顯重要的是，美國的政策應避免使俄國偏離其所需的地緣政治抉擇。因此，美國在製定與中國和伊朗關係的政策時，應盡可能把它們對俄國地緣政治分析的影響考慮在內。堅持龐大的地緣戰略選擇的幻想，隻會延誤俄國為結束其深刻危機所必須作出的歷史挾擇。
隻有一個願意從經濟和地緣政治上接受歐洲新現實的俄國，才能從橫跨大陸的商業、通訊、投資、教育等廣大領域的歐洲合作中獲益。因此，俄國加入歐洲委員會是方向十分正確的步驟。這是新俄國與正在擴大的歐洲間進一步建立機製性聯繫的嚐試。這也意味著俄國若要走這條路，除了最後仿效奧斯曼帝國以後的土耳其，決定放棄其帝國野心，決意走現代化、歐洲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外，別無其他選擇。
一個現代化的、富有的、民主的又與美國聯繫在一起的歐洲能給俄國帶來的實惠，是任何其他選擇都無法比擬的。如果俄國是一個不搞擴張的、民族的、民主的國家，歐洲和美國就不對俄國構成威脅；它們與俄國之間也不存在不穩定的具有潛在衝突危險的邊界，而俄國與其以南的穆斯林國家卻無論在種族上還是在領土上都界線不清，因而肯定有潛在衝突的危險。相反，對歐美來說，一個民族的和民主的俄國正是它們地緣政治上所期望的實體，是動盪複雜的歐亞大陸穩定的一個源泉。
俄國因此麵臨著進退兩難的處境。如果為了得到實惠，作傾向歐、美的抉擇，那麽首先就要明確、公開地拋棄俄帝國的過去；第二要對擴大的歐洲與美國的政治和安全關係不表示異議。第一個要求意昧著俄國應接受在前蘇聯範圍內已形成氣候的地緣政治多元性。接受這一點，並不是排斥以過去的歐洲自由貿易區模式進行的經濟合作，但不能對新獨立國家的政治主權進行限製。原因很簡單：它們不願意受這種限製。在這方麵最重要的是俄國明確地、毫不含糊地承認烏克蘭的獨立存在，承認烏克蘭的邊界和獨特的民族特性。
第二個要求可能更難接受。不能把與跨大西洋共同體的真正合作關係建立在這樣的觀念之上，即僅僅因為俄國不願意就可以把那些想加入的歐洲民主國家排斥在跨大西洋共同體之外。這個共同體的擴大無需匆忙，當然也不應以反俄為主題來促其擴大。但這一擴大不能，也不應被一紙隻能反映一種過時的歐洲安全關係概念的政治宣言阻擋不前。一個擴大的和民主的歐洲必須是一個沒有盡頭的歷史進程，不應受在政治上任意塗抹的地理的限製。
對許多俄羅斯人來說，這個抉擇的兩難困境可能在開頭並在一段時間內難以解決。這需要用政治意誌採取一個大動作，可能還需要一個傑出的領袖有能力作出抉擇，並表現出建立一個民主的、民族的、真正現代的、歐洲的俄國的遠見。這可能在一段時間內還不會發生。克服共產主義和後帝國的困難不僅需要比後共產主義中歐的轉變更長的時間，而且也需要一個有遠見的、穩定的政治領導。目前俄國的基馬爾。阿塔托克尚未出現。但俄國人最終將認識到俄國民族的重新定位不是投降，而是得到了解放1996年初，亞歷山大。列別德將軍出版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帝國的消亡抑或俄國的重生》，載1996年4月26日《今日報》，對此作了詳盡的闡述……他們必須承認葉爾欽1990年在基輔關於俄國將來不應成為一個帝國的講話是完全切中要害的，而且一個真正非帝國的俄國仍將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迄今世界上領土麵積最大的強大國家。
不管怎麽說，對“什麽是俄國和俄國在哪裏”的問題重新作出回答也許隻能分階段進行，而且還需要西方作出明智和堅決的姿態。美國和歐洲必須提供幫助。他們不僅應讓俄國與北約簽訂一個特殊的條約或憲章，而且也應著手與俄國一起探索建立一個遠遠超過鬆散的歐洲安全和合作組織（osce）的最終橫跨大陸的安全和合作體係。如果俄國國內民主體製得到鞏固，並且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經濟發展取得實質性進展，就不應排除俄國與北約和歐盟發展更緊密關係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同樣重要的是，西方特別是美國應實行使俄國這一抉擇的兩難困境一直持續下去的政策。後蘇聯的新國家保持政治經濟穩定，是使俄國有必要進行歷史性自我重新定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支持後蘇聯的新國家，在前蘇聯地區內實現地緣政治的多元化，必須是吸引俄國毫不含糊地作出歐洲抉擇的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這些國家中，亞塞拜然、烏茲別克斯坦、烏克蘭在地緣政治上尤其重要。
獨立的亞塞拜然可以成為西方進入能源豐富的裏海盆地和中亞地區的通道。相反，亞塞拜然被征服就意味著中亞將可能與外部世界隔絕，亞塞拜然也就在政治上易受製於俄國要求重新實現一體化的壓力。從民族的角度看，烏茲別克斯坦是人口最多、最有活力的中亞國家，也是俄國重新控製該地區的主要障礙。烏茲別克斯坦的獨立對中亞其他國家的生存至關重要。烏茲別克斯坦也最不容易受製於俄國的壓力。
隻有一個願意從經濟和地緣政治上接受歐洲新現實的俄國，才能從橫跨大陸的商業、通訊、投資、教育等廣大領域的歐洲合作中獲益。因此，俄國加入歐洲委員會是方向十分正確的步驟。這是新俄國與正在擴大的歐洲間進一步建立機製性聯繫的嚐試。這也意味著俄國若要走這條路，除了最後仿效奧斯曼帝國以後的土耳其，決定放棄其帝國野心，決意走現代化、歐洲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外，別無其他選擇。
一個現代化的、富有的、民主的又與美國聯繫在一起的歐洲能給俄國帶來的實惠，是任何其他選擇都無法比擬的。如果俄國是一個不搞擴張的、民族的、民主的國家，歐洲和美國就不對俄國構成威脅；它們與俄國之間也不存在不穩定的具有潛在衝突危險的邊界，而俄國與其以南的穆斯林國家卻無論在種族上還是在領土上都界線不清，因而肯定有潛在衝突的危險。相反，對歐美來說，一個民族的和民主的俄國正是它們地緣政治上所期望的實體，是動盪複雜的歐亞大陸穩定的一個源泉。
俄國因此麵臨著進退兩難的處境。如果為了得到實惠，作傾向歐、美的抉擇，那麽首先就要明確、公開地拋棄俄帝國的過去；第二要對擴大的歐洲與美國的政治和安全關係不表示異議。第一個要求意昧著俄國應接受在前蘇聯範圍內已形成氣候的地緣政治多元性。接受這一點，並不是排斥以過去的歐洲自由貿易區模式進行的經濟合作，但不能對新獨立國家的政治主權進行限製。原因很簡單：它們不願意受這種限製。在這方麵最重要的是俄國明確地、毫不含糊地承認烏克蘭的獨立存在，承認烏克蘭的邊界和獨特的民族特性。
第二個要求可能更難接受。不能把與跨大西洋共同體的真正合作關係建立在這樣的觀念之上，即僅僅因為俄國不願意就可以把那些想加入的歐洲民主國家排斥在跨大西洋共同體之外。這個共同體的擴大無需匆忙，當然也不應以反俄為主題來促其擴大。但這一擴大不能，也不應被一紙隻能反映一種過時的歐洲安全關係概念的政治宣言阻擋不前。一個擴大的和民主的歐洲必須是一個沒有盡頭的歷史進程，不應受在政治上任意塗抹的地理的限製。
對許多俄羅斯人來說，這個抉擇的兩難困境可能在開頭並在一段時間內難以解決。這需要用政治意誌採取一個大動作，可能還需要一個傑出的領袖有能力作出抉擇，並表現出建立一個民主的、民族的、真正現代的、歐洲的俄國的遠見。這可能在一段時間內還不會發生。克服共產主義和後帝國的困難不僅需要比後共產主義中歐的轉變更長的時間，而且也需要一個有遠見的、穩定的政治領導。目前俄國的基馬爾。阿塔托克尚未出現。但俄國人最終將認識到俄國民族的重新定位不是投降，而是得到了解放1996年初，亞歷山大。列別德將軍出版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帝國的消亡抑或俄國的重生》，載1996年4月26日《今日報》，對此作了詳盡的闡述……他們必須承認葉爾欽1990年在基輔關於俄國將來不應成為一個帝國的講話是完全切中要害的，而且一個真正非帝國的俄國仍將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迄今世界上領土麵積最大的強大國家。
不管怎麽說，對“什麽是俄國和俄國在哪裏”的問題重新作出回答也許隻能分階段進行，而且還需要西方作出明智和堅決的姿態。美國和歐洲必須提供幫助。他們不僅應讓俄國與北約簽訂一個特殊的條約或憲章，而且也應著手與俄國一起探索建立一個遠遠超過鬆散的歐洲安全和合作組織（osce）的最終橫跨大陸的安全和合作體係。如果俄國國內民主體製得到鞏固，並且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經濟發展取得實質性進展，就不應排除俄國與北約和歐盟發展更緊密關係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同樣重要的是，西方特別是美國應實行使俄國這一抉擇的兩難困境一直持續下去的政策。後蘇聯的新國家保持政治經濟穩定，是使俄國有必要進行歷史性自我重新定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支持後蘇聯的新國家，在前蘇聯地區內實現地緣政治的多元化，必須是吸引俄國毫不含糊地作出歐洲抉擇的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這些國家中，亞塞拜然、烏茲別克斯坦、烏克蘭在地緣政治上尤其重要。
獨立的亞塞拜然可以成為西方進入能源豐富的裏海盆地和中亞地區的通道。相反，亞塞拜然被征服就意味著中亞將可能與外部世界隔絕，亞塞拜然也就在政治上易受製於俄國要求重新實現一體化的壓力。從民族的角度看，烏茲別克斯坦是人口最多、最有活力的中亞國家，也是俄國重新控製該地區的主要障礙。烏茲別克斯坦的獨立對中亞其他國家的生存至關重要。烏茲別克斯坦也最不容易受製於俄國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