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景帝既然任用酷吏，就能使酷吏們有無上權威，可見皇權的可怕。他可以輕易地碾碎那些功臣列侯，則捏死一個老百姓更像捏死一隻螞蟻一般，隻要他願意。在這樣一種威權下生活，隨時都有意想不到的災禍，它帶來的恐懼，和長安那些太子黨們為非作歹帶來的痛苦相比，又有什麽不同呢？
第三，長安那些列侯以及其他郡國的諸侯王、各級官吏們，他們之所以有為非作歹的能力，他們的權力來源在何處？實際上歸根結底也是最高的統治者賜給他們的，隻是這個最高統治者希望自己有隨心所欲地掌握這種權力的能力，隻要這些列侯官吏們囂張得不是太過分，他是無所謂的，他盡可以高高在上地欣賞自己賜給這些高級奴才們的恩典。但是如果做得太過分，以至百姓怨聲載道，這一則會影響自己的統治，二則表明這些高級奴才們在蔑視自己的權威，就不能不派遣酷吏走狗們去好好教訓一下他們，殺雞駭猴。
第四，文帝就算對功臣們優容一點，會不會使得列侯官吏們更加囂張，從而侵害百姓利益呢？不會。因為文帝是個明君，一個明君隻要任用的官吏賞罰分明，就不必一定要使用酷暴的手段以達到目的。一個君主，到了使用酷暴的手段才能維持統治的地步，隻能說明這傢夥心虛；或者說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要達到法律之外的目的，就像景帝殺害周亞夫，不任用酷吏，而任用張釋之那樣的文法吏，就使不出那麽無賴的手段，寫不出那樣無恥的獄辭。我在這裏並不是為明君聖相這種噁心的傳統辯護，可是在無可奈何的時候，還是當穩了奴才比當奴才而不得要快樂一點點。就像有的學者所歸納的那樣，人民之所以擁護墨索裏尼，是因為他們害怕生活在一種無政府狀態的混亂之中。既然一個自由民主的樂土不可能得到，那隻有忍辱偷生了。畢竟，上帝賦予人的生命，就同時賦予了他們苟且偷生的天性啊。尤其對那些能力比較弱小的人來說，他們估計更希望生活在一種強大的專製統治之下，畢竟這種強大的專製對那些滿臉橫肉的流氓比對他們自己有更大的約束力。
有時一種虛幻的自豪心也會讓人喜歡專製，法國在舊的貴族統治時期，人民有一段時間就曾因此感到快慰，而對自己依附於國王的專橫並不感到難受，他們驕傲地說：“我們生活在世界上最強大國王的統治之下。”而這種自豪不過是短暫的抽風。
小章：第五集
至於景帝的具體愛民措施，可以簡單概括如下：
前元元年和前元六年，他分兩次改革了文帝廢除肉刑的政策，減輕笞刑，將笞五百先改為笞三百，進而改為笞二百；將笞三百先改為笞二百，進而改為笞一百，使肉刑的廢除真正對百姓有利。
中元二年，景帝下詔，改“磔”這種刑罰為“棄市”，原先很多死刑都判處“磔”刑，過於殘酷，死了之後還要張開屍體示眾，現在一概廢除。
中元四年，景帝下詔，說：“獄事是人生的大事，一旦被判死罪，就不可能復生。有的官吏收受賄賂，營私舞弊，陷害良善，讓無罪者死亡，有罪者反而逃脫，這是我很憐憫的。從今往後，凡是那些有疑點的案件，或者那些證據雖然確鑿，但被告人自己覺得不服氣的案件，都要上報長安，讓廷尉商議判決。”這實際上是建立了犯人的上訴製度，體現了劉啟對百姓生命的關心。
後元元年，又下詔道：“獄事，是非常重要的事，而人有聰明愚蠢，官有上下等級。凡是那些有疑問的案件都要上報有關部門判決。有關部門判決不了，就上報廷尉。那些有疑問上報的案件，後來廷尉發現判決不合理，或者證據確鑿根本不需要上報，上報者都沒有過錯。凡是判案盡量以寬容為上。”這種疑案奏報製度其實也由來已久，1983－1984年在湖北江陵發掘的張家山漢簡，就有一篇專門的《奏讞書》，記載了當時漢初官吏對一些疑案上報廷尉的內容，景帝在這裏又特意下詔規定上讞製度，可能是以前的做法不夠完善。
後元二年，夏四月，景帝下詔：“雕文刻鏤，是傷害農事的行為；錦繡纂組，是妨害女紅的行為。希望天下人都能夠盡力耕織，以備荒年。我自己也以身作則，不接受天下一切的進貢，並減省太官禦廚的食物供養，減省天下百姓的徭役。”這和文帝的節儉政策一脈相承。
同年五月，景帝又下詔：“人不怕他智商不高，就怕他耍陰謀詭計；不怕他不夠勇敢，就怕他欺男霸女；不怕他不夠富裕，就怕他貪得無厭。隻有品德高的人，他們欲望才很少。現在朝廷選用官吏的規矩，要家產十萬錢才能上線，這是以財取人，是不對的。我認為，品德高尚的人不需要很多錢，照樣應該讓他們當官。以前國家也有許許多多的限製，說什麽商人家庭不許做官啊，沒錢又不能當官啊，這怎麽行，太苛刻了，我為此感到很難過。從今往後，家裏夠四萬錢家產的就可以當官，不要讓品德好的人沒有進身之途，而那些貪婪的傢夥卻一直得利。”
讓富人當官，是西方也曾經實行的規矩，貴族做官的目的可能是為了榮譽，而不是為了利益；而窮鬼當官，首先就想利用自己的權力把自己養肥。所以讓有錢人當官，貌似不合理，其實是古人經過深思熟慮的，是智慧的結晶。托克維爾曾說，薪水製使貴族治國的理想全部喪失，同時也就離專製近了一步。誠哉斯言！
第三，長安那些列侯以及其他郡國的諸侯王、各級官吏們，他們之所以有為非作歹的能力，他們的權力來源在何處？實際上歸根結底也是最高的統治者賜給他們的，隻是這個最高統治者希望自己有隨心所欲地掌握這種權力的能力，隻要這些列侯官吏們囂張得不是太過分，他是無所謂的，他盡可以高高在上地欣賞自己賜給這些高級奴才們的恩典。但是如果做得太過分，以至百姓怨聲載道，這一則會影響自己的統治，二則表明這些高級奴才們在蔑視自己的權威，就不能不派遣酷吏走狗們去好好教訓一下他們，殺雞駭猴。
第四，文帝就算對功臣們優容一點，會不會使得列侯官吏們更加囂張，從而侵害百姓利益呢？不會。因為文帝是個明君，一個明君隻要任用的官吏賞罰分明，就不必一定要使用酷暴的手段以達到目的。一個君主，到了使用酷暴的手段才能維持統治的地步，隻能說明這傢夥心虛；或者說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要達到法律之外的目的，就像景帝殺害周亞夫，不任用酷吏，而任用張釋之那樣的文法吏，就使不出那麽無賴的手段，寫不出那樣無恥的獄辭。我在這裏並不是為明君聖相這種噁心的傳統辯護，可是在無可奈何的時候，還是當穩了奴才比當奴才而不得要快樂一點點。就像有的學者所歸納的那樣，人民之所以擁護墨索裏尼，是因為他們害怕生活在一種無政府狀態的混亂之中。既然一個自由民主的樂土不可能得到，那隻有忍辱偷生了。畢竟，上帝賦予人的生命，就同時賦予了他們苟且偷生的天性啊。尤其對那些能力比較弱小的人來說，他們估計更希望生活在一種強大的專製統治之下，畢竟這種強大的專製對那些滿臉橫肉的流氓比對他們自己有更大的約束力。
有時一種虛幻的自豪心也會讓人喜歡專製，法國在舊的貴族統治時期，人民有一段時間就曾因此感到快慰，而對自己依附於國王的專橫並不感到難受，他們驕傲地說：“我們生活在世界上最強大國王的統治之下。”而這種自豪不過是短暫的抽風。
小章：第五集
至於景帝的具體愛民措施，可以簡單概括如下：
前元元年和前元六年，他分兩次改革了文帝廢除肉刑的政策，減輕笞刑，將笞五百先改為笞三百，進而改為笞二百；將笞三百先改為笞二百，進而改為笞一百，使肉刑的廢除真正對百姓有利。
中元二年，景帝下詔，改“磔”這種刑罰為“棄市”，原先很多死刑都判處“磔”刑，過於殘酷，死了之後還要張開屍體示眾，現在一概廢除。
中元四年，景帝下詔，說：“獄事是人生的大事，一旦被判死罪，就不可能復生。有的官吏收受賄賂，營私舞弊，陷害良善，讓無罪者死亡，有罪者反而逃脫，這是我很憐憫的。從今往後，凡是那些有疑點的案件，或者那些證據雖然確鑿，但被告人自己覺得不服氣的案件，都要上報長安，讓廷尉商議判決。”這實際上是建立了犯人的上訴製度，體現了劉啟對百姓生命的關心。
後元元年，又下詔道：“獄事，是非常重要的事，而人有聰明愚蠢，官有上下等級。凡是那些有疑問的案件都要上報有關部門判決。有關部門判決不了，就上報廷尉。那些有疑問上報的案件，後來廷尉發現判決不合理，或者證據確鑿根本不需要上報，上報者都沒有過錯。凡是判案盡量以寬容為上。”這種疑案奏報製度其實也由來已久，1983－1984年在湖北江陵發掘的張家山漢簡，就有一篇專門的《奏讞書》，記載了當時漢初官吏對一些疑案上報廷尉的內容，景帝在這裏又特意下詔規定上讞製度，可能是以前的做法不夠完善。
後元二年，夏四月，景帝下詔：“雕文刻鏤，是傷害農事的行為；錦繡纂組，是妨害女紅的行為。希望天下人都能夠盡力耕織，以備荒年。我自己也以身作則，不接受天下一切的進貢，並減省太官禦廚的食物供養，減省天下百姓的徭役。”這和文帝的節儉政策一脈相承。
同年五月，景帝又下詔：“人不怕他智商不高，就怕他耍陰謀詭計；不怕他不夠勇敢，就怕他欺男霸女；不怕他不夠富裕，就怕他貪得無厭。隻有品德高的人，他們欲望才很少。現在朝廷選用官吏的規矩，要家產十萬錢才能上線，這是以財取人，是不對的。我認為，品德高尚的人不需要很多錢，照樣應該讓他們當官。以前國家也有許許多多的限製，說什麽商人家庭不許做官啊，沒錢又不能當官啊，這怎麽行，太苛刻了，我為此感到很難過。從今往後，家裏夠四萬錢家產的就可以當官，不要讓品德好的人沒有進身之途，而那些貪婪的傢夥卻一直得利。”
讓富人當官，是西方也曾經實行的規矩，貴族做官的目的可能是為了榮譽，而不是為了利益；而窮鬼當官，首先就想利用自己的權力把自己養肥。所以讓有錢人當官，貌似不合理，其實是古人經過深思熟慮的，是智慧的結晶。托克維爾曾說，薪水製使貴族治國的理想全部喪失，同時也就離專製近了一步。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