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的話很有些誇張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政客本性，為達到目的不計手段，可謂狡詐。其實這時候的齊國早就不是漢初的齊國，早已分裂為齊、濟北、菑川、膠東、膠西、濟南六個國家，所轄國土比當年的齊國小多了，六國各自為政，實力大減。楚國隻有三十六個城邑，這還不包括那些位於楚國境內的列侯封邑，實際上也遠不到晁錯所說的四十個城邑。而且更重要的是，就算當時天下所有諸侯王的土地加起來，按照膠西王群臣的分析，也不過僅占漢朝麵積的五分之一，不可三家就能占到二分之一。可以說，晁錯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採取了誇張的修辭手法。至於晁錯為什麽要這麽做，一則有向皇帝表忠心的因素，二則有博取政治資本的因素。三則，當然，也有可能他覺得廢除諸侯王製度，確實有益於天下蒼生。
說起來，這世上專製製度的發展，都和奴才們自覺的忠心有關。有時獨裁者根本想不到的統治絕招，往往有奴才們主動想好了，給獨裁者奉上。商鞅不是奴才嗎，吳起不是奴才嗎，韓非不是奴才嗎？嘔心瀝血給主子獻策，最後卻死在主子刀下。奴才們必須清楚，等到他們忠心愛戴的獨裁者主子把異己分子消滅光之後，也就輪到了他自己，但那時已經沒有人能救他了。這就叫“作法自斃”。秦國的商鞅，首先建立了殘酷的法家政治，後來他自己被秦王通緝出逃，逃到一個旅館，欲歇宿一夜再跑，不想旅館問他要身份證，理由是：“商君之法，沒有身份證的，各旅店一律不許留宿，發現可疑人立刻報警，否則連坐。”商鞅隻能哀嘆：“老子製定的法律，竟然害死了老子自己。”文革時，一些文痞的表演和害人伎倆，估計也很多是他們的主子所想不到的，都是類似於商鞅和晁錯的表演。
《漢書》的作者班固對於晁錯的表演，是持認可態度的，因為他是東漢人，大一統的專製君主製已經建立，他沒有表示異議的權力。而成熟的專製君主製，也是一直伴隨著他成長的，就像人入了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他不可能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可悲。但《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對晁錯的表演卻頗有微辭，在贊語裏評價說：“晁錯擅權，對政事多所變更。七國舉兵的時候，晁錯不好好謀劃退兵之策，反而想因此殺袁盎以報私仇，弄得自己被殺。諺語裏說‘變古亂常，不死則亡’，這就是說晁錯的罷。”而班固的評語卻是：“晁錯一心想著為國家的長遠謀劃，從來不考慮自己。最後遭到族誅的待遇，真是忠心耿耿，可惜啊！”
很顯然，作為去古未遠的司馬遷對君主專製的大一統政體並不欣賞，他欣賞的是以前的封建製度，因為封建製度下，皇帝受到諸侯王勢力的掣肘，而不能為所欲為，個人不需要直接赤裸裸地麵對專製朝廷的擠壓，也因此能保留更大的自由空間，這和西方國家的聯邦製大國是有著相似之處的，層累的宗法製度構成了級級的分權，君主之下的大夫和公族有不可小覷的私家武裝，所以正如亞當·斯密所說：“封建製度是民主的重要保證。”司馬遷曾經深刻感受到專製對自己的戕害，所以對晁錯的行為不能不抱著批判態度。
總之，因為晁錯一向以善辯聞名，死的也能說成活的，劉啟覺得他都言之有理，劉濞的兒子是被自己打死的，自己作為皇儲，打死他一個兒子，算得了什麽？他竟然因此懷恨在心，這他媽的算什麽？他決定立刻解決這件事，晁錯說得對啊，諸侯王坐大，是漢朝的心腹大患，將來必定會造反。這場風波遲早要來，是漢朝的大氣候和諸侯王自己的小氣候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晚來不如早來。是徹底解決這件事的時候了。
三年的十月冬天，新年。楚王劉戊到長安朝拜新年，晁錯立刻劾奏楚王劉戊在為自己母親薄太後（楚王太後）服喪期間，在服喪的居室和婢女性交，違背禮製，應當斬首。劉啟裝作寬宏大量，赦免了劉戊的死罪，但是削除了楚國的東海郡和薛郡以為懲罰。楚國本來就隻轄有東海、薛、彭城三個郡，這麽一來，等於削除了三分之二，大國立刻變成了撮爾小國，反正夠狠的。
這次新年朝會上，不單楚王，趙王和膠西王也因為被晁錯挑出過錯而削除了郡縣。前者被削除了常山郡，後者被削除了六個縣邑，都搞得血本無歸。
這些削除郡縣的提案被劉啟拿到朝廷上，讓大家討論，朝中群臣知道晁錯的厲害，沒有人敢於提出異議。隻有一個叫竇嬰的宗室堅決反對，晁錯冷眼看著他，把他深深記在腦海裏。如果不是很快晁錯遭自己倒了黴，我敢說，竇嬰的下場一定好不了哪裏去。
晁錯的建議在朝中順利通過，楚王、趙王、膠西王灰溜溜的，肉疼得要命，在場的其他諸侯王也都驚駭萬分，等他們回到自己國家，整個東方頓時炸開了鍋，諸侯王恨不能生吃了晁錯的肉才能解恨。
吳王劉濞首先坐不住了，他雖然沒去長安朝會，但也聽到了漢朝正在緊鑼密鼓地策劃削除自己的封地，於是派自己的中大夫應高去見膠西王劉卬，首先表達了慰問，然後問：“我們吳王鄙陋不肖，心裏有些憂慮，不敢瞞著你老人家，特意派我來轉達他的肺腑之言。”
劉卬客氣地說：“敬聞教誨！”
說起來，這世上專製製度的發展，都和奴才們自覺的忠心有關。有時獨裁者根本想不到的統治絕招，往往有奴才們主動想好了，給獨裁者奉上。商鞅不是奴才嗎，吳起不是奴才嗎，韓非不是奴才嗎？嘔心瀝血給主子獻策，最後卻死在主子刀下。奴才們必須清楚，等到他們忠心愛戴的獨裁者主子把異己分子消滅光之後，也就輪到了他自己，但那時已經沒有人能救他了。這就叫“作法自斃”。秦國的商鞅，首先建立了殘酷的法家政治，後來他自己被秦王通緝出逃，逃到一個旅館，欲歇宿一夜再跑，不想旅館問他要身份證，理由是：“商君之法，沒有身份證的，各旅店一律不許留宿，發現可疑人立刻報警，否則連坐。”商鞅隻能哀嘆：“老子製定的法律，竟然害死了老子自己。”文革時，一些文痞的表演和害人伎倆，估計也很多是他們的主子所想不到的，都是類似於商鞅和晁錯的表演。
《漢書》的作者班固對於晁錯的表演，是持認可態度的，因為他是東漢人，大一統的專製君主製已經建立，他沒有表示異議的權力。而成熟的專製君主製，也是一直伴隨著他成長的，就像人入了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他不可能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可悲。但《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對晁錯的表演卻頗有微辭，在贊語裏評價說：“晁錯擅權，對政事多所變更。七國舉兵的時候，晁錯不好好謀劃退兵之策，反而想因此殺袁盎以報私仇，弄得自己被殺。諺語裏說‘變古亂常，不死則亡’，這就是說晁錯的罷。”而班固的評語卻是：“晁錯一心想著為國家的長遠謀劃，從來不考慮自己。最後遭到族誅的待遇，真是忠心耿耿，可惜啊！”
很顯然，作為去古未遠的司馬遷對君主專製的大一統政體並不欣賞，他欣賞的是以前的封建製度，因為封建製度下，皇帝受到諸侯王勢力的掣肘，而不能為所欲為，個人不需要直接赤裸裸地麵對專製朝廷的擠壓，也因此能保留更大的自由空間，這和西方國家的聯邦製大國是有著相似之處的，層累的宗法製度構成了級級的分權，君主之下的大夫和公族有不可小覷的私家武裝，所以正如亞當·斯密所說：“封建製度是民主的重要保證。”司馬遷曾經深刻感受到專製對自己的戕害，所以對晁錯的行為不能不抱著批判態度。
總之，因為晁錯一向以善辯聞名，死的也能說成活的，劉啟覺得他都言之有理，劉濞的兒子是被自己打死的，自己作為皇儲，打死他一個兒子，算得了什麽？他竟然因此懷恨在心，這他媽的算什麽？他決定立刻解決這件事，晁錯說得對啊，諸侯王坐大，是漢朝的心腹大患，將來必定會造反。這場風波遲早要來，是漢朝的大氣候和諸侯王自己的小氣候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晚來不如早來。是徹底解決這件事的時候了。
三年的十月冬天，新年。楚王劉戊到長安朝拜新年，晁錯立刻劾奏楚王劉戊在為自己母親薄太後（楚王太後）服喪期間，在服喪的居室和婢女性交，違背禮製，應當斬首。劉啟裝作寬宏大量，赦免了劉戊的死罪，但是削除了楚國的東海郡和薛郡以為懲罰。楚國本來就隻轄有東海、薛、彭城三個郡，這麽一來，等於削除了三分之二，大國立刻變成了撮爾小國，反正夠狠的。
這次新年朝會上，不單楚王，趙王和膠西王也因為被晁錯挑出過錯而削除了郡縣。前者被削除了常山郡，後者被削除了六個縣邑，都搞得血本無歸。
這些削除郡縣的提案被劉啟拿到朝廷上，讓大家討論，朝中群臣知道晁錯的厲害，沒有人敢於提出異議。隻有一個叫竇嬰的宗室堅決反對，晁錯冷眼看著他，把他深深記在腦海裏。如果不是很快晁錯遭自己倒了黴，我敢說，竇嬰的下場一定好不了哪裏去。
晁錯的建議在朝中順利通過，楚王、趙王、膠西王灰溜溜的，肉疼得要命，在場的其他諸侯王也都驚駭萬分，等他們回到自己國家，整個東方頓時炸開了鍋，諸侯王恨不能生吃了晁錯的肉才能解恨。
吳王劉濞首先坐不住了，他雖然沒去長安朝會，但也聽到了漢朝正在緊鑼密鼓地策劃削除自己的封地，於是派自己的中大夫應高去見膠西王劉卬，首先表達了慰問，然後問：“我們吳王鄙陋不肖，心裏有些憂慮，不敢瞞著你老人家，特意派我來轉達他的肺腑之言。”
劉卬客氣地說：“敬聞教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