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龍落淺灘，但朝中的功臣們，隻要眼睛沒瞎，都不會不知道自己和韓信的水平差距。舞陽侯樊噲，多麽囂張的人啊，功勞簿上排行第五，可是有一次韓信跑到他家去玩，他竟然像孫子一樣跪拜送迎，還喜出望外地說：“大王竟然肯屈尊跑到寒舍來看望臣，臣真是做夢也想不到啊！”這傢夥，連朝廷禮節也拋到腦後了，要知道韓信那時早就不是王了，可是樊噲對他崇拜得要命，叫“大王”叫順了嘴。樊噲是屠狗出身，沒什麽文化，但為人還算正直，他對韓信的崇拜顯然是真心的。
聽韓信這麽悲涼地感嘆，驍將陳豨也不由得心裏一動，答道：“請將軍直說罷，臣認真聽著呢。”
韓信意味深長地說：“公現在要去的代國，是天下的精兵所在之處；而公是皇帝陛下的親信大臣，如果有人告發公謀反，陛下肯定不會相信。但如果多說兩次，陛下就一定不會懷疑了，因為公手中掌握著那麽多的精兵，很難讓人主放心啊，到那時候，公還有命嗎？”
顯然這是韓信的切身體會，他當初以為自己勞苦功高，劉邦一定會對他感恩戴德，沒想到玩政治跟賭博一樣，賭場無父子，何況朋友。陳豨是個聰明人，知道韓信在現身說法，於是急切問道：“將軍，那您說怎麽辦？”
韓信說：“公在外率領精兵，我在內接應。天下說不定就是我倆的。”
陳豨心領神會：“將軍說得好，受教了。”
這段歷史記載是否合情理，我們可以暫且放下。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就算這段記載是真的，陳豨也未必就會產生什麽造反的想法，他最終那麽做，其實也是被逼無奈。這要從他的性格講起。
戰國時代有一種社會風氣，上至王侯，下至將相，隻有家裏有錢，就喜歡恭敬地接納一些有才能的人，讓他們住在自己家裏，好酒好肉地養著。自己的一些庶出的兄弟或者遠房親戚，反而當奴僕使喚著。這些被養的人叫做門客。戰國養門客最有名的有四大公子，而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魏國的王室貴族魏無忌，他有一塊封地在信陵（今所在地不可考），所以被稱為“信陵君”。
陳豨從小就傾慕信陵君魏無忌的為人，所以一旦得到了權力，馬上也開始招徠門客。他對客人的作風，也像魏無忌那樣，恭敬有加，好像自己比門客地位要卑賤。這種待客方式是典型的戰國時代貴族風氣，在這樣一種禮節中，賓主雙方都可以從中得到極大的心理滿足。因為高貴的人裝卑賤，卑賤的人擺架子，要做到都有點難度，因此被當時的社會風氣視為高尚。雙方都做著這些高尚的事，自然心裏快活得不得了。除此之外，這種風氣的產生，也和當時的社會狀況關係非常密切。戰國時代，天下諸侯打得不亦樂乎，誰能最後勝出，就看誰手下的才士多了。諸侯們為了勝利，就得想方設法招攬才士，而要招攬到合格的才士，自然要裝出一副禮賢下士的樣子，因為才士都是有點清高有點脾氣的，和他們打交道，不能不小心翼翼。
但養門客的傳統，到了天下一統的漢朝，已經不適用了。聖天子在上，你招攬才士幹什麽？想造反嗎？所以陳豨的這種行徑，隻能算擺闊。能養得起門客，家裏沒錢不行。而且從心理學上講，有錢人裝卑賤，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擺譜。隻是陳豨的譜擺得太大，有一次他經過趙國，跟從他的門客乘車竟有上千輛。一千輛車，在春秋時期算是大國，在戰國時代也算個小國，也就是說陳豨儼然自己是一方諸侯了。趙國的相國周昌對此很警惕，看在眼裏，記在紙上，馬上上書報告劉邦，認為陳豨有謀反的實力，留下來恐怕是個禍患。
應該說，周昌的小報告打得也不是沒有道理。人的道德真的不可靠，有實力而不造反的人太少了。就拿韓信來說罷，他拒絕蒯徹的建議，好像顯得道德高尚，但這並不能保證他日後不造反。他感念劉邦的舊恩，所以不反。那劉邦死了呢？劉邦的兒子對他還會有什麽舊恩嗎？這點還是後來的賈誼說得好：“造反嘛，其實是有理論可以概括的：想法實力成正比，誰有實力誰先起。在這個理論麵前，任何親情、道義都他媽的是扯淡。”
劉邦聽了周昌的密奏，大為生氣，當即派出官吏追查陳豨的賓客在代國所做的一些不法之事，自然想把陳豨牽扯進去。陳豨也不傻，知道自己被皇帝猜忌了，也偷偷派人聯繫外援，做好應付的準備。
漢十年（前196）的秋天七月，劉邦的老爸太上皇死了，劉邦召陳豨回來參加葬禮。有了韓信的前車之鑑，陳豨當然不會傻到重蹈覆轍。九月，陳豨通電自稱代王，轟轟烈烈地舉起了造反的旗幟。
劉邦不得已，隻能再次離開長安，率兵親征。韓信欣喜若狂，他在被封為淮陰侯之後，就心情不好，經常稱病不朝，這次也一樣自稱有病，免得劉邦帶他去前線。
在陳豨起兵三個月後，也就是漢十一年（前195）的春正月，韓信偷偷派人和陳豨聯繫，建立攻守同盟，自己則和家臣商量，準備偽造詔書，赦免長安各個官府的囚徒，武裝起來，襲擊呂後和太子。
這也是不得已的辦法。因為韓信隻是個列侯，沒有兵。而長安的官府幾乎個個都有自己的監獄，當時中央直屬衙門三十六個，隻有一處沒有監獄。不偽造詔書，根本搜羅不到寶貴的人力資源（人力算不算資源，在專製社會，隻在要打仗時才能肯定），這是很多造反者常用的辦法。
聽韓信這麽悲涼地感嘆，驍將陳豨也不由得心裏一動，答道：“請將軍直說罷，臣認真聽著呢。”
韓信意味深長地說：“公現在要去的代國，是天下的精兵所在之處；而公是皇帝陛下的親信大臣，如果有人告發公謀反，陛下肯定不會相信。但如果多說兩次，陛下就一定不會懷疑了，因為公手中掌握著那麽多的精兵，很難讓人主放心啊，到那時候，公還有命嗎？”
顯然這是韓信的切身體會，他當初以為自己勞苦功高，劉邦一定會對他感恩戴德，沒想到玩政治跟賭博一樣，賭場無父子，何況朋友。陳豨是個聰明人，知道韓信在現身說法，於是急切問道：“將軍，那您說怎麽辦？”
韓信說：“公在外率領精兵，我在內接應。天下說不定就是我倆的。”
陳豨心領神會：“將軍說得好，受教了。”
這段歷史記載是否合情理，我們可以暫且放下。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就算這段記載是真的，陳豨也未必就會產生什麽造反的想法，他最終那麽做，其實也是被逼無奈。這要從他的性格講起。
戰國時代有一種社會風氣，上至王侯，下至將相，隻有家裏有錢，就喜歡恭敬地接納一些有才能的人，讓他們住在自己家裏，好酒好肉地養著。自己的一些庶出的兄弟或者遠房親戚，反而當奴僕使喚著。這些被養的人叫做門客。戰國養門客最有名的有四大公子，而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魏國的王室貴族魏無忌，他有一塊封地在信陵（今所在地不可考），所以被稱為“信陵君”。
陳豨從小就傾慕信陵君魏無忌的為人，所以一旦得到了權力，馬上也開始招徠門客。他對客人的作風，也像魏無忌那樣，恭敬有加，好像自己比門客地位要卑賤。這種待客方式是典型的戰國時代貴族風氣，在這樣一種禮節中，賓主雙方都可以從中得到極大的心理滿足。因為高貴的人裝卑賤，卑賤的人擺架子，要做到都有點難度，因此被當時的社會風氣視為高尚。雙方都做著這些高尚的事，自然心裏快活得不得了。除此之外，這種風氣的產生，也和當時的社會狀況關係非常密切。戰國時代，天下諸侯打得不亦樂乎，誰能最後勝出，就看誰手下的才士多了。諸侯們為了勝利，就得想方設法招攬才士，而要招攬到合格的才士，自然要裝出一副禮賢下士的樣子，因為才士都是有點清高有點脾氣的，和他們打交道，不能不小心翼翼。
但養門客的傳統，到了天下一統的漢朝，已經不適用了。聖天子在上，你招攬才士幹什麽？想造反嗎？所以陳豨的這種行徑，隻能算擺闊。能養得起門客，家裏沒錢不行。而且從心理學上講，有錢人裝卑賤，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擺譜。隻是陳豨的譜擺得太大，有一次他經過趙國，跟從他的門客乘車竟有上千輛。一千輛車，在春秋時期算是大國，在戰國時代也算個小國，也就是說陳豨儼然自己是一方諸侯了。趙國的相國周昌對此很警惕，看在眼裏，記在紙上，馬上上書報告劉邦，認為陳豨有謀反的實力，留下來恐怕是個禍患。
應該說，周昌的小報告打得也不是沒有道理。人的道德真的不可靠，有實力而不造反的人太少了。就拿韓信來說罷，他拒絕蒯徹的建議，好像顯得道德高尚，但這並不能保證他日後不造反。他感念劉邦的舊恩，所以不反。那劉邦死了呢？劉邦的兒子對他還會有什麽舊恩嗎？這點還是後來的賈誼說得好：“造反嘛，其實是有理論可以概括的：想法實力成正比，誰有實力誰先起。在這個理論麵前，任何親情、道義都他媽的是扯淡。”
劉邦聽了周昌的密奏，大為生氣，當即派出官吏追查陳豨的賓客在代國所做的一些不法之事，自然想把陳豨牽扯進去。陳豨也不傻，知道自己被皇帝猜忌了，也偷偷派人聯繫外援，做好應付的準備。
漢十年（前196）的秋天七月，劉邦的老爸太上皇死了，劉邦召陳豨回來參加葬禮。有了韓信的前車之鑑，陳豨當然不會傻到重蹈覆轍。九月，陳豨通電自稱代王，轟轟烈烈地舉起了造反的旗幟。
劉邦不得已，隻能再次離開長安，率兵親征。韓信欣喜若狂，他在被封為淮陰侯之後，就心情不好，經常稱病不朝，這次也一樣自稱有病，免得劉邦帶他去前線。
在陳豨起兵三個月後，也就是漢十一年（前195）的春正月，韓信偷偷派人和陳豨聯繫，建立攻守同盟，自己則和家臣商量，準備偽造詔書，赦免長安各個官府的囚徒，武裝起來，襲擊呂後和太子。
這也是不得已的辦法。因為韓信隻是個列侯，沒有兵。而長安的官府幾乎個個都有自己的監獄，當時中央直屬衙門三十六個，隻有一處沒有監獄。不偽造詔書，根本搜羅不到寶貴的人力資源（人力算不算資源，在專製社會，隻在要打仗時才能肯定），這是很多造反者常用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