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併後不到數月，一份來自巾央紀檢監察千部（“禦史”）董俊翰的報告，就引起了中央的重視。根據董的報告，收購旗昌其實是招商局的一個敗筆，固定資產添置過多過快，運力大躍進，一下一子從11854.88噸上升到30526.18噸，看似紅火，但不僅前期耗資巨大，而且維護費用驚人，船多貨少，收取的運費甚至不夠開支，導致每月虧損五六萬兩。
董俊翰建議中央應該設立專門的大臣主管這一巨大的“國資”，或者幹脆停止官辦，完全民營，政府隻起監管的作用，從而減輕國家的負擔。
李鴻章的回覆是傲慢的。他先給中央寫了封簡訊，認為董俊翰是“少見多怪”，“凡創辦一事必有議其後者，多端指責”，並且感謝中央對新生事物的保護。之後，李鴻章又上了一個長長的報告，全麵否認了董俊翰的幾乎所有指責。但從李鴻章的報告中，也可以看出其從旗昌收購而得的是怎樣一筆資產：“擬令該局（招商局）逐加挑剔，將旗昌輪船年久朽敝者，或拆料存儲以備修配他船，或量為變價歸還局本。”但是，變賣船隻一定要注意不能給“中外流氓”，以免他們“減價相擠”。李鴻章否認收購旗昌輪船後，導致資產閑置，而將其責任歸咎於怡和、太古等外資輪船公司的價格戰，“若無外人傾擠，江麵生意尚旺，船隻不至閑擱”。
李鴻章對招商局的種種維護，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將其上升到國家利權，甚至“關係國體”的高度，從而將對於招商局的批評或攻擊統統歸入對國家的不負責任之列，他甚至技巧性地迴避出現“華商”二字，代之以“中華”。
最早建議中央兼併旗昌輪船公司的太常寺卿陳蘭彬，在那份主題為“自強必先求富”的奏摺中，第一次列舉了招商局對“民族”和“國家”的貢獻：招商局成立前，外資航運業在華年獲利787.7萬餘兩，招商局成立後，外資航運業在三年才獲利813.6萬兩，簡單比較就可以得出：“合計三年中國之銀少歸洋商者，約已1300餘萬兩，將來擴而充之，中國可以自操其利。”
薛福成估計，招商局成立六七年來，將中國航運利權收回了3/5（《籌洋當議》），而李鴻章日後也說：“創辦招商局十餘年來，中國商民得減價之益而水腳少人洋商之手者，奚止數千萬，此收回利權之大端。”
這些意氣風發的激情文字，或許能大長中國人民誌氣，但未必能大滅帝國主義威風。在洋洋灑灑的慷慨陳詞背後，陳蘭彬們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一個最為基本的前提：作為招商局假想敵的“洋商輪船”，其實，大半還是披著“洋皮”的華商。招商局“為國”截下的那些銀兩，本就基本不會外流。
其實，在李鴻章請求恭親王設立招商局的報告中，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華商資本大量以假外資的名義出現，既導致國家尊嚴受損，又使華商易受外商要挾。李鴻章說：“近年華商殷實狡黯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華人股份居其大半。聞本利不肯結算，暗受洋人盤折之虧，官司不能過問。”成立輪船招商局，可以“使華商不至皆變為洋商，實足尊國體而弧隱患，尤為計之得者”。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並沒有分析闡述何以“華商殷實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也就是說，大清國的袞袞諸公們，其實自始至終都十分清楚，在星條旗和米字旗的護衛下，在金髮碧眼的洋人的背後，真正的競爭者卻是自己的同胞。
而更為弔詭的是，在這些為國企高唱的讚歌聲中，普遍隻提營業額，而不提利潤，因為在那逐年遞增的營業收入背後，是連年的虧損。招商局將自己打扮成推動gdp不斷上升的英雄，一轉身又從國家的兜裏掏走大把銀子，去填補利潤敗血症的無底洞。
在高高舉起民族主義大旗的時候，招商局從中央拿到了特殊的政策。先是江蘇、浙江的漕米，然後擴展到長江中遊地區的漕米，隨後，“滇之銅斤，蜀之燈木，江、浙之採辦官物，直、晉之販糧，鄂茶、鄂鹽”等，均被其壟斷運輸。而且，李鴻章不斷地為招商局向中央伸手，要求提高運費，理由就是在“外商”的價格擠壓下，經營虧損。
財政部（“戶部，’）最後被逼急了，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措辭嚴厲的報告，指責“招商局十餘年來，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債，欠負累累，豈謀之不臧哉？”報告認為，招商局的問題在於“不得其人，出人之經，不能講求撙節”，卻將虧損歸咎於諸如“海上用兵”（海戰）之類的外部原因。報告要求，招商局“既撥有官款，又津貼以漕運水腳，減免於貨稅，其歲入歲出之款，即應官為稽察”，應責成南北洋大臣，將“現存江海輪若幹隻，碼頭兒處，委員商董銜名，及運腳支銷，分別造報”，這是清產核資；“此後總辦如非其人，原保大巨應即議處”，這是希望從國企企業千部任命的源頭抓起。但是，這份報告連一星水花都沒濺起。
招商局的經營，直到與外資的怡和、太古兩家航運公司“訂利益均享之約，始免互相傾擠，而其利漸著”。
一家打著國有旗號的行業壟斷者，最後不得不靠與自己公開反對的外敵結為寡頭同盟，才得以生存，卻依然高喊著“利權”、“中華”等政治口號，紛飛的唾沫濺滿了史冊，一百年未幹……
董俊翰建議中央應該設立專門的大臣主管這一巨大的“國資”，或者幹脆停止官辦，完全民營，政府隻起監管的作用，從而減輕國家的負擔。
李鴻章的回覆是傲慢的。他先給中央寫了封簡訊，認為董俊翰是“少見多怪”，“凡創辦一事必有議其後者，多端指責”，並且感謝中央對新生事物的保護。之後，李鴻章又上了一個長長的報告，全麵否認了董俊翰的幾乎所有指責。但從李鴻章的報告中，也可以看出其從旗昌收購而得的是怎樣一筆資產：“擬令該局（招商局）逐加挑剔，將旗昌輪船年久朽敝者，或拆料存儲以備修配他船，或量為變價歸還局本。”但是，變賣船隻一定要注意不能給“中外流氓”，以免他們“減價相擠”。李鴻章否認收購旗昌輪船後，導致資產閑置，而將其責任歸咎於怡和、太古等外資輪船公司的價格戰，“若無外人傾擠，江麵生意尚旺，船隻不至閑擱”。
李鴻章對招商局的種種維護，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將其上升到國家利權，甚至“關係國體”的高度，從而將對於招商局的批評或攻擊統統歸入對國家的不負責任之列，他甚至技巧性地迴避出現“華商”二字，代之以“中華”。
最早建議中央兼併旗昌輪船公司的太常寺卿陳蘭彬，在那份主題為“自強必先求富”的奏摺中，第一次列舉了招商局對“民族”和“國家”的貢獻：招商局成立前，外資航運業在華年獲利787.7萬餘兩，招商局成立後，外資航運業在三年才獲利813.6萬兩，簡單比較就可以得出：“合計三年中國之銀少歸洋商者，約已1300餘萬兩，將來擴而充之，中國可以自操其利。”
薛福成估計，招商局成立六七年來，將中國航運利權收回了3/5（《籌洋當議》），而李鴻章日後也說：“創辦招商局十餘年來，中國商民得減價之益而水腳少人洋商之手者，奚止數千萬，此收回利權之大端。”
這些意氣風發的激情文字，或許能大長中國人民誌氣，但未必能大滅帝國主義威風。在洋洋灑灑的慷慨陳詞背後，陳蘭彬們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一個最為基本的前提：作為招商局假想敵的“洋商輪船”，其實，大半還是披著“洋皮”的華商。招商局“為國”截下的那些銀兩，本就基本不會外流。
其實，在李鴻章請求恭親王設立招商局的報告中，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華商資本大量以假外資的名義出現，既導致國家尊嚴受損，又使華商易受外商要挾。李鴻章說：“近年華商殷實狡黯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華人股份居其大半。聞本利不肯結算，暗受洋人盤折之虧，官司不能過問。”成立輪船招商局，可以“使華商不至皆變為洋商，實足尊國體而弧隱患，尤為計之得者”。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並沒有分析闡述何以“華商殷實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也就是說，大清國的袞袞諸公們，其實自始至終都十分清楚，在星條旗和米字旗的護衛下，在金髮碧眼的洋人的背後，真正的競爭者卻是自己的同胞。
而更為弔詭的是，在這些為國企高唱的讚歌聲中，普遍隻提營業額，而不提利潤，因為在那逐年遞增的營業收入背後，是連年的虧損。招商局將自己打扮成推動gdp不斷上升的英雄，一轉身又從國家的兜裏掏走大把銀子，去填補利潤敗血症的無底洞。
在高高舉起民族主義大旗的時候，招商局從中央拿到了特殊的政策。先是江蘇、浙江的漕米，然後擴展到長江中遊地區的漕米，隨後，“滇之銅斤，蜀之燈木，江、浙之採辦官物，直、晉之販糧，鄂茶、鄂鹽”等，均被其壟斷運輸。而且，李鴻章不斷地為招商局向中央伸手，要求提高運費，理由就是在“外商”的價格擠壓下，經營虧損。
財政部（“戶部，’）最後被逼急了，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措辭嚴厲的報告，指責“招商局十餘年來，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債，欠負累累，豈謀之不臧哉？”報告認為，招商局的問題在於“不得其人，出人之經，不能講求撙節”，卻將虧損歸咎於諸如“海上用兵”（海戰）之類的外部原因。報告要求，招商局“既撥有官款，又津貼以漕運水腳，減免於貨稅，其歲入歲出之款，即應官為稽察”，應責成南北洋大臣，將“現存江海輪若幹隻，碼頭兒處，委員商董銜名，及運腳支銷，分別造報”，這是清產核資；“此後總辦如非其人，原保大巨應即議處”，這是希望從國企企業千部任命的源頭抓起。但是，這份報告連一星水花都沒濺起。
招商局的經營，直到與外資的怡和、太古兩家航運公司“訂利益均享之約，始免互相傾擠，而其利漸著”。
一家打著國有旗號的行業壟斷者，最後不得不靠與自己公開反對的外敵結為寡頭同盟，才得以生存，卻依然高喊著“利權”、“中華”等政治口號，紛飛的唾沫濺滿了史冊，一百年未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