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1820年出生在美國波士頓，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當了沒幾年律師後進入政壇，積極宣揚反奴隸製度，與後來擔任總統的林肯關係密切。35歲（1855年）那年，他當選為美國眾議院議員，聲譽鵲起。林肯就任總統後，於1861年任命蒲安臣為駐奧匈帝國公使，但當蒲安臣行至巴黎準備上任時，卻傳來消息，這一任命遭到奧匈帝國政府的堅決拒絕。原來，蒲安臣十分同情匈牙利的獨立運動。此時，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恭親王代表大清國與列強簽訂條約，同意列強派遣使節常駐北京，林肯便將這一破天荒的職位給了蒲安臣。
這個在麵對國內的黑奴製度和國外的民族壓迫都十分好鬥的牛仔議員，卻在中國成了最受歡迎的彌勒佛。無論其動機如何，在大清國最為痛苦和孤獨的時候，他令看慣了列強臉色的恭親王和大清政府感覺到了溫暖。
恭親王選中蒲安臣，這不僅是對蒲安臣個人的認可，更是對美國的肯定。總理衙門一貫認為“英法美三國以財力雄視西洋，勢各相等，其中美國最為安靜，性亦平和”，曾國藩也認為“米夷質性淳厚，於中時思效順”。而蒲安臣在華的工作方針，就是要“用公平的外交，來代替武力，用公平的方法，獲得公平的結果”，積極推行“合作政策”，協助中國解決了一些棘手的外交問題，深得信賴。
在大清國外交部（總理衙門）為其安排的告別宴會上，恭親王等試探了他的意向，雙方一拍即合，一個外交史上的創舉便定了下來。
這一創舉，根據當時的海關洋幹部、後來成為著名漢學家的馬士的記載，“震撼了北京外交界”。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說：“這一決定，乍聽之下，不能相信……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無論公布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一定是經過長期的和縝密的考慮。”
應該說，這是蒲安臣個人事業的頂峰。此時，他年僅47歲。
美國“漢奸”
扛著黃龍旗出訪的蒲安臣，第一站就是他的祖國美國，最大的成就就是簽訂了中關《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史稱“蒲安臣條約”。
這一條約包括了8項條款，主要是：保持中國的完整；中國控製自己的內地貿易；中國在美國各商埠設立領事館；相互不得進行宗教迫害；鼓勵中國勞工向美國移民；相互居住和旅行的權力；相互準許對方學生入學；不幹預中國的內部發展。
這一在中國被後世的“主旋律”指責為賣國的條約，在很長的一段時問內，都成為各界謳歌和歡呼的對象，認為這是中國與西方在平等基礎上簽訂的第一個條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啓超，他稱讚“彼條約實為最自由最平等之條約也”。
這些不同的觀點，直接關係到後世對蒲安臣的評價：他或者是中國人民的友善朋友，或者就是帝國主義的陰險幫凶。而指責他為帝國主義走狗的主要依據，就是這一條約掀起了華工進入美國的高潮，隨即激起了美國國內的反華浪潮，這些華工普遍受到了迫害。
指責走狗的慷慨激昂者，卻很少考慮：正是“蒲安臣條約”的存在，令美國各地的排華行動，而臨著法律上的巨大障礙，而排華的主力軍，正是以愛爾蘭裔為主的美國“工人階級”，他們在勤勞、安分、靈巧的中國工人競爭下，採取了暴力行動。而美國政府在很多場合下，根據條約及美國國內法律，不惜動用警察甚至軍隊，武裝保護華工，與示威者爆發流血衝突。在反華者的巨大壓力下，國會數次通過排華法案，卻最終都擱淺在“蒲安臣條約”上，可以肯定那些排華者必定跳著腳大罵蒲安臣為“漢奸賣國賊”。直到“蒲安臣條約”期限過後，關國的排華才上升到立法層麵。
“殉職”俄羅斯
蒲安臣使團，承擔的是遍訪列國的任務。從1868年2月成行，直到1870年l月蒲安臣被俄羅斯的嚴寒擊倒，他們一直在各國遊說，先後訪問了美國、英國、法國、瑞典、丹麥、德國、俄國，會見了各國元首。
根據同行的使臣誌剛記載，病中的蒲安臣十分擔心與俄國的交涉，俄中毗連陸地數萬裏，這遠遠超出了蒲安臣所熟悉的“海洋外交”。他既擔心“辦法稍差，失顏於中國”，又擔心“措語未當，貽笑於俄人”，於是‘舊夜焦急，致病勢有加無已”，終於在2月23日不治而亡。
這是第一個殉職在大清崗位上的洋幹部，消息傳來，恭親王立即請示慈禧太後，對蒲安臣給予了高度評價和優厚撫恤。俄羅斯在聖彼得堡為蒲安臣舉行了第一個葬禮，然後將他的遺體用專輪運回美國。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紛紛發來唁電，各國報紙也予以報導並配發了大量的評論。
當蒲安臣還在英國時，赫德曾給他寫信說：“有一個偉大的角色可以扮演：給中國十足的評價，對整個世界都是有利的，並且如果運用得當的話，對個人的信譽也是有貢獻的。”蒲安臣自己也說：“當這個擁有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國家，第一次尋求與西方世界發生關係，並要請這個最年輕國家（指美國）的代表，來作為一種變革的媒介，這個使命並不是能夠通過懇求得到或是拒絕得了的。”
這個在麵對國內的黑奴製度和國外的民族壓迫都十分好鬥的牛仔議員，卻在中國成了最受歡迎的彌勒佛。無論其動機如何，在大清國最為痛苦和孤獨的時候，他令看慣了列強臉色的恭親王和大清政府感覺到了溫暖。
恭親王選中蒲安臣，這不僅是對蒲安臣個人的認可，更是對美國的肯定。總理衙門一貫認為“英法美三國以財力雄視西洋，勢各相等，其中美國最為安靜，性亦平和”，曾國藩也認為“米夷質性淳厚，於中時思效順”。而蒲安臣在華的工作方針，就是要“用公平的外交，來代替武力，用公平的方法，獲得公平的結果”，積極推行“合作政策”，協助中國解決了一些棘手的外交問題，深得信賴。
在大清國外交部（總理衙門）為其安排的告別宴會上，恭親王等試探了他的意向，雙方一拍即合，一個外交史上的創舉便定了下來。
這一創舉，根據當時的海關洋幹部、後來成為著名漢學家的馬士的記載，“震撼了北京外交界”。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說：“這一決定，乍聽之下，不能相信……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無論公布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一定是經過長期的和縝密的考慮。”
應該說，這是蒲安臣個人事業的頂峰。此時，他年僅47歲。
美國“漢奸”
扛著黃龍旗出訪的蒲安臣，第一站就是他的祖國美國，最大的成就就是簽訂了中關《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史稱“蒲安臣條約”。
這一條約包括了8項條款，主要是：保持中國的完整；中國控製自己的內地貿易；中國在美國各商埠設立領事館；相互不得進行宗教迫害；鼓勵中國勞工向美國移民；相互居住和旅行的權力；相互準許對方學生入學；不幹預中國的內部發展。
這一在中國被後世的“主旋律”指責為賣國的條約，在很長的一段時問內，都成為各界謳歌和歡呼的對象，認為這是中國與西方在平等基礎上簽訂的第一個條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啓超，他稱讚“彼條約實為最自由最平等之條約也”。
這些不同的觀點，直接關係到後世對蒲安臣的評價：他或者是中國人民的友善朋友，或者就是帝國主義的陰險幫凶。而指責他為帝國主義走狗的主要依據，就是這一條約掀起了華工進入美國的高潮，隨即激起了美國國內的反華浪潮，這些華工普遍受到了迫害。
指責走狗的慷慨激昂者，卻很少考慮：正是“蒲安臣條約”的存在，令美國各地的排華行動，而臨著法律上的巨大障礙，而排華的主力軍，正是以愛爾蘭裔為主的美國“工人階級”，他們在勤勞、安分、靈巧的中國工人競爭下，採取了暴力行動。而美國政府在很多場合下，根據條約及美國國內法律，不惜動用警察甚至軍隊，武裝保護華工，與示威者爆發流血衝突。在反華者的巨大壓力下，國會數次通過排華法案，卻最終都擱淺在“蒲安臣條約”上，可以肯定那些排華者必定跳著腳大罵蒲安臣為“漢奸賣國賊”。直到“蒲安臣條約”期限過後，關國的排華才上升到立法層麵。
“殉職”俄羅斯
蒲安臣使團，承擔的是遍訪列國的任務。從1868年2月成行，直到1870年l月蒲安臣被俄羅斯的嚴寒擊倒，他們一直在各國遊說，先後訪問了美國、英國、法國、瑞典、丹麥、德國、俄國，會見了各國元首。
根據同行的使臣誌剛記載，病中的蒲安臣十分擔心與俄國的交涉，俄中毗連陸地數萬裏，這遠遠超出了蒲安臣所熟悉的“海洋外交”。他既擔心“辦法稍差，失顏於中國”，又擔心“措語未當，貽笑於俄人”，於是‘舊夜焦急，致病勢有加無已”，終於在2月23日不治而亡。
這是第一個殉職在大清崗位上的洋幹部，消息傳來，恭親王立即請示慈禧太後，對蒲安臣給予了高度評價和優厚撫恤。俄羅斯在聖彼得堡為蒲安臣舉行了第一個葬禮，然後將他的遺體用專輪運回美國。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紛紛發來唁電，各國報紙也予以報導並配發了大量的評論。
當蒲安臣還在英國時，赫德曾給他寫信說：“有一個偉大的角色可以扮演：給中國十足的評價，對整個世界都是有利的，並且如果運用得當的話，對個人的信譽也是有貢獻的。”蒲安臣自己也說：“當這個擁有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國家，第一次尋求與西方世界發生關係，並要請這個最年輕國家（指美國）的代表，來作為一種變革的媒介，這個使命並不是能夠通過懇求得到或是拒絕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