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動”遺言
在恭親王病重期間，慈禧太後、光緒皇帝以各種方式向他表示了慰問，並且就恭親王身後的國家大事，進行了廣泛而坦率的探討。
一個廣為傳說，但顯然無法從正史上得到確證的故事，是說恭親王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告誡光緒皇帝：“聞有廣東舉人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任小人。”（《戊戌履霜錄》）高層密談，自然是不可能泄露給位卑言輕的史家的。而人們更願意假定此一政治遺言為真，並將其廣泛解讀為恭親王“反動”的證據。康有為、梁啓超師徒也在各種場合，強化了恭親王反改革的形象。從各種可靠及不可靠的史料來看，恭親王“反改革”似乎是真的－－－－但是，那隻是反康梁的所謂“改革”而已。
有關戊戌變法的真相，近年來已經被越來越多地揭示出來，康梁在變法過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們自己後來的精心宣傳所拔高。在他們倉皇出逃的時候，給予他們掩護的日本和英國的外交官，無人認為他們是大清改革的所謂先行者、是能為理想而獻身的勇士；相反，在發往各自政府的報告中，外交官們對康有為的評價十分糟糕，之所以伸出援手，一是出於所謂的“人道”，二則是考慮到各自國家的在華利益，手上握住了康有為，就多了一個與中國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
戊戌變法的實質，與其說是一場改革，莫如說是一群急於獲得政治地位的野心家（如康有為等），與一部分不諳世事的理想主義者（如譚嗣同等），聯合推出的一場政治大躍進。盲目而操切的“變法”，自發動之初，就貿然地將重點放在了打破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們的鐵飯碗上，一夜之間就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大理寺等六個中央部委；裁撤了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因為他們與總督同在一地；裁撤了全國那些沒有運輸業務的糧道和沒有鹽場的鹽道……這種組織人事上的休克療法，令全國公務員，尤其是省部級以上的高級幹部們，人人自危。這勢必將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無論是改革者還是保守者，都推到了這場所謂“改革’的對立麵。
而這些，正是改革經驗豐富、政治嗅覺靈敏的恭親王之所以至死反對如此“改革”的原因。其實，除恭親王之外，幾乎所有的改革實踐者們，包括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都與這場以濫發紅頭文件為主要方式的“改革”保持了相當的距離。而後世比較公認的看法是，如果恭親王不死，這一以文字上的虛幻快感取代應有審慎的兒戲“改革”，將可能無法推行，而這究竟是因為恭親王的“反動”，還是因為他的明智加睿智呢？
打倒翁同龢
除提醒光緒要警惕“康梁小人”之外，恭親王還有一條同樣難以證實或證偽的政治遺言：打倒翁同龢。
這一記載的來源是《申報》。恭親王死後一個月，這家大清國最為主流的媒體，發表報導稱，恭親王重病期間，光緒皇帝前來探視，詢以朝中人物，誰可大用？這等於是要恭親王推薦幹部。
恭親王首先提到了李鴻章，但他因甲午戰敗而積謗過多（“合肥相國積毀銷骨”），一時難以重用，因此，恭親王認為中央隻有榮祿，地方上隻有張之洞、裕祿三人“可任艱危”。當光緒皇帝專門問及如何評價自己的老師、擔任財政部長（“戶部尚書”）的翁同龢時，恭親王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翁同龢是國家的罪人，“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報導進一步指出，甲午戰爭前朝鮮局勢緊張，高層曾經拿出了三套方案：一是將朝鮮降格為行省，把朝鮮國王遷回內地供養，參照孔子後裔的榜樣，“世襲罔替”；二是派遣重兵進駐朝鮮，代理其國防；三則是將朝鮮列為各國利益均沾、共同保護的“公共之地”，以便相互牽製。但當時已經執掌中央財政大權的翁同龢，一味高調主戰，卻又不積極備戰，導致主戰的偏激輿論占了上風，錯過了外交解決的最佳時機，終至尚未準備就緒的陸海軍一敗塗地，“十數年之教育，數千萬之海軍，覆於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列強趁機掀起瓜分浪潮，“德據膠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龍，法貰廣州灣，此後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
客觀地說，將甲午戰爭的失敗，隻歸罪於翁同龢一人，與隻歸罪於李鴻章一人一樣，都是過度之責。但是，翁同龢這類將自己的“名聲”、“羽毛”看得重於國家利益的“清流”，的確對李鴻章這類“幹活的人”造成了巨大的掣肘。李鴻章曾經激烈指責“言官製度最足壞事”，“當此等艱難盤錯之際，動輒得咎，當事者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勢不能安坐待斃。苦心孤詣，始尋得一條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者乃認為得間，則群起而讓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於一事不辦而後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無事，國家前途，寧復有進步之可冀？”
甲午戰前十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台灣，李鴻章就向中央發出了警報，應將日本作為中國國防的主要假想敵。但翁同龢為了政爭的需要，死死捂著錢袋子，導致北洋海軍多年未進行軍備更新，卻又逼著李鴻章與日本決戰。甲午戰敗後，日本方麵指定隻和李鴻章進行和談，中央在商議時，翁同龢明知不割地不可，但為了愛惜自己的名聲，堅決要求絕不可割地，實際上是想洗清自己。李鴻章也急了，幹脆表示自己沒這本事，還是請翁師傅親自去趟日本，這才令翁同龢改口。從個人政治品格上來說，李鴻章遠比翁同龢要坦蕩磊落許多，更有擔待，更有責任感，更勇於任事。從後世我們所能看到的史料來看，李鴻章未必是個“真小人”，而翁同龢卻絕對可稱是個“偽君子”。
在恭親王病重期間，慈禧太後、光緒皇帝以各種方式向他表示了慰問，並且就恭親王身後的國家大事，進行了廣泛而坦率的探討。
一個廣為傳說，但顯然無法從正史上得到確證的故事，是說恭親王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告誡光緒皇帝：“聞有廣東舉人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任小人。”（《戊戌履霜錄》）高層密談，自然是不可能泄露給位卑言輕的史家的。而人們更願意假定此一政治遺言為真，並將其廣泛解讀為恭親王“反動”的證據。康有為、梁啓超師徒也在各種場合，強化了恭親王反改革的形象。從各種可靠及不可靠的史料來看，恭親王“反改革”似乎是真的－－－－但是，那隻是反康梁的所謂“改革”而已。
有關戊戌變法的真相，近年來已經被越來越多地揭示出來，康梁在變法過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們自己後來的精心宣傳所拔高。在他們倉皇出逃的時候，給予他們掩護的日本和英國的外交官，無人認為他們是大清改革的所謂先行者、是能為理想而獻身的勇士；相反，在發往各自政府的報告中，外交官們對康有為的評價十分糟糕，之所以伸出援手，一是出於所謂的“人道”，二則是考慮到各自國家的在華利益，手上握住了康有為，就多了一個與中國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
戊戌變法的實質，與其說是一場改革，莫如說是一群急於獲得政治地位的野心家（如康有為等），與一部分不諳世事的理想主義者（如譚嗣同等），聯合推出的一場政治大躍進。盲目而操切的“變法”，自發動之初，就貿然地將重點放在了打破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們的鐵飯碗上，一夜之間就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大理寺等六個中央部委；裁撤了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因為他們與總督同在一地；裁撤了全國那些沒有運輸業務的糧道和沒有鹽場的鹽道……這種組織人事上的休克療法，令全國公務員，尤其是省部級以上的高級幹部們，人人自危。這勢必將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無論是改革者還是保守者，都推到了這場所謂“改革’的對立麵。
而這些，正是改革經驗豐富、政治嗅覺靈敏的恭親王之所以至死反對如此“改革”的原因。其實，除恭親王之外，幾乎所有的改革實踐者們，包括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都與這場以濫發紅頭文件為主要方式的“改革”保持了相當的距離。而後世比較公認的看法是，如果恭親王不死，這一以文字上的虛幻快感取代應有審慎的兒戲“改革”，將可能無法推行，而這究竟是因為恭親王的“反動”，還是因為他的明智加睿智呢？
打倒翁同龢
除提醒光緒要警惕“康梁小人”之外，恭親王還有一條同樣難以證實或證偽的政治遺言：打倒翁同龢。
這一記載的來源是《申報》。恭親王死後一個月，這家大清國最為主流的媒體，發表報導稱，恭親王重病期間，光緒皇帝前來探視，詢以朝中人物，誰可大用？這等於是要恭親王推薦幹部。
恭親王首先提到了李鴻章，但他因甲午戰敗而積謗過多（“合肥相國積毀銷骨”），一時難以重用，因此，恭親王認為中央隻有榮祿，地方上隻有張之洞、裕祿三人“可任艱危”。當光緒皇帝專門問及如何評價自己的老師、擔任財政部長（“戶部尚書”）的翁同龢時，恭親王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翁同龢是國家的罪人，“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報導進一步指出，甲午戰爭前朝鮮局勢緊張，高層曾經拿出了三套方案：一是將朝鮮降格為行省，把朝鮮國王遷回內地供養，參照孔子後裔的榜樣，“世襲罔替”；二是派遣重兵進駐朝鮮，代理其國防；三則是將朝鮮列為各國利益均沾、共同保護的“公共之地”，以便相互牽製。但當時已經執掌中央財政大權的翁同龢，一味高調主戰，卻又不積極備戰，導致主戰的偏激輿論占了上風，錯過了外交解決的最佳時機，終至尚未準備就緒的陸海軍一敗塗地，“十數年之教育，數千萬之海軍，覆於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列強趁機掀起瓜分浪潮，“德據膠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龍，法貰廣州灣，此後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
客觀地說，將甲午戰爭的失敗，隻歸罪於翁同龢一人，與隻歸罪於李鴻章一人一樣，都是過度之責。但是，翁同龢這類將自己的“名聲”、“羽毛”看得重於國家利益的“清流”，的確對李鴻章這類“幹活的人”造成了巨大的掣肘。李鴻章曾經激烈指責“言官製度最足壞事”，“當此等艱難盤錯之際，動輒得咎，當事者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勢不能安坐待斃。苦心孤詣，始尋得一條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者乃認為得間，則群起而讓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於一事不辦而後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無事，國家前途，寧復有進步之可冀？”
甲午戰前十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台灣，李鴻章就向中央發出了警報，應將日本作為中國國防的主要假想敵。但翁同龢為了政爭的需要，死死捂著錢袋子，導致北洋海軍多年未進行軍備更新，卻又逼著李鴻章與日本決戰。甲午戰敗後，日本方麵指定隻和李鴻章進行和談，中央在商議時，翁同龢明知不割地不可，但為了愛惜自己的名聲，堅決要求絕不可割地，實際上是想洗清自己。李鴻章也急了，幹脆表示自己沒這本事，還是請翁師傅親自去趟日本，這才令翁同龢改口。從個人政治品格上來說，李鴻章遠比翁同龢要坦蕩磊落許多，更有擔待，更有責任感，更勇於任事。從後世我們所能看到的史料來看，李鴻章未必是個“真小人”，而翁同龢卻絕對可稱是個“偽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