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樞”。在主流史家眼中，“甲申易樞”普遍被看做是慈禧太後搶班奪權的“疑似政變”，是以慈禧太後為首的保守、“反動”勢力向以恭親王為首的改革派們的反攻倒算。利用中法戰爭的失利，慈禧太後甚至不用一杯酒，就成功地解除了恭親王的權力，至於李鴻藻等人，則成了陪襯而已。
瑣屑的總理
甲申易樞當然有極為濃烈的權爭色彩，但在慈禧太後“奪權”之外，恭親王也的確在此前暴露出了極大的破綻。
根據當時的末班軍機大臣、光緒皇帝老師翁同龢的日記記載，3月30日，慈禧太後召集緊急會議，討論越南軍情。當天，軍機處已接到電報，得知北寧、諒江已失守。會議上，恭親王卻大談當年十月為慈禧祝壽進獻之事，“極瑣屑不得體”。慈禧太後終不耐煩，表示說早已決定不為生日搞什麽“進獻”了，何必請旨呢，“且邊事如此，尚顧此耶？”但恭親王“猶刺刺不休，竟跪至六刻（一個半小時），幾不能起”。第二天的會議還是如此，還增加了一個惇親王奕誴（恭親王的五哥），兩位王爺兄弟“所對皆俗語，總求賞收禮物”，慈禧太後的話就開始說得重了：“心好則可對天，不在此末節以為忠心。”翁同龢看不下去，隻好“越次”發言，勸兩位親王“宜遵聖諭，勿再瑣屑”，總算給大家找了個台階，“兩王叩頭，匆匆退出”。翁同龢則在當天日記裏感慨說：“天潢貴胄，親藩重臣，識量如此！”
翁同龢的日記，雖然經過他日後不斷地修正調整，但基本事實的可信度還是相當高的。弔詭之處在於，此前在處理一係列內政外交中殺伐果斷的恭親王，何以此時變得如此瑣屑？年齡上，他此時才50歲出頭，作為國家領導人，正是年富力強之時，雖然從1883年開始他休了一年的病假，但已經病癒；經驗上，從20多年前臨危受命，與兵臨城下的英法聯軍談判開始，他長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清國上下沒有任何一個官員比他更能駕馭複雜的局勢。所以看來隻有一種合理解釋：恭親王的變化，非自主也，實無奈也。
8年前（1876年），恭親王的得力助手文祥病逝後，慈禧太後將同治皇帝的老師李鴻藻安插進了總理衙門。李鴻藻是倭仁一類的人物，能唱出調門很高的政治高音，但基本不幹事，隻管挑刺，做監工。毫無疑問，這種組織措施上的“摻沙子”，就是為了防止恭親王在這個幾乎等於“國務院”的衙門中尾大不掉。曾經團結一心的總理衙門，從此派係林立，隻在表麵上維持著一團和睦。在這之後，無論軍事、經濟、人才建設等任何改革，都無不遭遇重重阻力，打橫炮的，使絆子的，弄得恭親王也心灰意冷。1882年他因病離職，病是真的，但身病的根源仍是心病。病癒後返回工作崗位，又碰上了中法在越南對峙。以李鴻藻等為首的“清議派”雖高喊主戰，但實際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們的背後是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這位王爺此時也政治春情萌發，希望能貢獻力量了。而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務實派，則認為此時最好還是避免戰爭，以外交手段為主，韜光養晦，夾緊尾巴，先把國內建設搞上去，厚殖國力。了解家底的恭親王是傾向於韜光養晦的，但卻架不住主戰派的道德攻勢，十分為難。同樣的，作為最後拍板者的慈禧太後，也左右為難、上下搖擺。顯然，無論戰還是和都有風險，而無論出現任何風險，其責任當然不能由太後來承擔，恭親王就是那個註定要做“檢討”的冤大頭，這是他的角色註定了的“台詞”。而在“戰無可勝”的情況下，本就不主張冒險一戰的恭親王，選擇以婆婆媽媽的瑣屑來主動獲咎，是給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找到一個最合適的台階。
盛昱彈劾軍機處的奏摺，被慈禧太後足足壓了5天。收到奏摺的次日，正是清明節，慈禧太後將恭親王打發出京，隨後多次秘密召見了光緒的生父醇親王，確定了中央新的領導班子。以恭親王20多年執掌最高權力所形成的觸角，他必然也能及時掌握這些異動情報。如果說甲申易樞是慈禧太後發動的不流血政變，那恭親王絕對是心照不宣，並且默契配合地“被政變”了，一個願打，一個也願挨。
“政變”後，時人嘲諷新的領導班子比老班子無能，寫了一副後世傳誦的對聯：
易中樞以駑馬
代蘆服以柴胡
但包括西方記者在內,有多少慷慨激昂的人理解高層政治中的無奈?
平衡木上騎毛驢
恭親王在中法戰爭中表現出來的無奈、無力和無能，並不是第一次。與他相熟的美國傳教士、同文館校長丁韙良就說：“總理衙門這台機器是根據測微螺旋的原理製造的，將震動最小化，但並不促進問題的解決。”這並非“機器”本身的質量問題，而是定位問題。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早已證明，一個執政者，尤其是改革者，如果沒有足夠的權威資源作保障，他的改革是難以推進的。而恭親王所能掌握的權威資源，並非完全自主，在很大程度上還必須取決於他和慈禧太後之間的權力平衡。大權旁落，除了作為減震器外，還能做什麽呢？
瑣屑的總理
甲申易樞當然有極為濃烈的權爭色彩，但在慈禧太後“奪權”之外，恭親王也的確在此前暴露出了極大的破綻。
根據當時的末班軍機大臣、光緒皇帝老師翁同龢的日記記載，3月30日，慈禧太後召集緊急會議，討論越南軍情。當天，軍機處已接到電報，得知北寧、諒江已失守。會議上，恭親王卻大談當年十月為慈禧祝壽進獻之事，“極瑣屑不得體”。慈禧太後終不耐煩，表示說早已決定不為生日搞什麽“進獻”了，何必請旨呢，“且邊事如此，尚顧此耶？”但恭親王“猶刺刺不休，竟跪至六刻（一個半小時），幾不能起”。第二天的會議還是如此，還增加了一個惇親王奕誴（恭親王的五哥），兩位王爺兄弟“所對皆俗語，總求賞收禮物”，慈禧太後的話就開始說得重了：“心好則可對天，不在此末節以為忠心。”翁同龢看不下去，隻好“越次”發言，勸兩位親王“宜遵聖諭，勿再瑣屑”，總算給大家找了個台階，“兩王叩頭，匆匆退出”。翁同龢則在當天日記裏感慨說：“天潢貴胄，親藩重臣，識量如此！”
翁同龢的日記，雖然經過他日後不斷地修正調整，但基本事實的可信度還是相當高的。弔詭之處在於，此前在處理一係列內政外交中殺伐果斷的恭親王，何以此時變得如此瑣屑？年齡上，他此時才50歲出頭，作為國家領導人，正是年富力強之時，雖然從1883年開始他休了一年的病假，但已經病癒；經驗上，從20多年前臨危受命，與兵臨城下的英法聯軍談判開始，他長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清國上下沒有任何一個官員比他更能駕馭複雜的局勢。所以看來隻有一種合理解釋：恭親王的變化，非自主也，實無奈也。
8年前（1876年），恭親王的得力助手文祥病逝後，慈禧太後將同治皇帝的老師李鴻藻安插進了總理衙門。李鴻藻是倭仁一類的人物，能唱出調門很高的政治高音，但基本不幹事，隻管挑刺，做監工。毫無疑問，這種組織措施上的“摻沙子”，就是為了防止恭親王在這個幾乎等於“國務院”的衙門中尾大不掉。曾經團結一心的總理衙門，從此派係林立，隻在表麵上維持著一團和睦。在這之後，無論軍事、經濟、人才建設等任何改革，都無不遭遇重重阻力，打橫炮的，使絆子的，弄得恭親王也心灰意冷。1882年他因病離職，病是真的，但身病的根源仍是心病。病癒後返回工作崗位，又碰上了中法在越南對峙。以李鴻藻等為首的“清議派”雖高喊主戰，但實際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們的背後是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這位王爺此時也政治春情萌發，希望能貢獻力量了。而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務實派，則認為此時最好還是避免戰爭，以外交手段為主，韜光養晦，夾緊尾巴，先把國內建設搞上去，厚殖國力。了解家底的恭親王是傾向於韜光養晦的，但卻架不住主戰派的道德攻勢，十分為難。同樣的，作為最後拍板者的慈禧太後，也左右為難、上下搖擺。顯然，無論戰還是和都有風險，而無論出現任何風險，其責任當然不能由太後來承擔，恭親王就是那個註定要做“檢討”的冤大頭，這是他的角色註定了的“台詞”。而在“戰無可勝”的情況下，本就不主張冒險一戰的恭親王，選擇以婆婆媽媽的瑣屑來主動獲咎，是給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找到一個最合適的台階。
盛昱彈劾軍機處的奏摺，被慈禧太後足足壓了5天。收到奏摺的次日，正是清明節，慈禧太後將恭親王打發出京，隨後多次秘密召見了光緒的生父醇親王，確定了中央新的領導班子。以恭親王20多年執掌最高權力所形成的觸角，他必然也能及時掌握這些異動情報。如果說甲申易樞是慈禧太後發動的不流血政變，那恭親王絕對是心照不宣，並且默契配合地“被政變”了，一個願打，一個也願挨。
“政變”後，時人嘲諷新的領導班子比老班子無能，寫了一副後世傳誦的對聯：
易中樞以駑馬
代蘆服以柴胡
但包括西方記者在內,有多少慷慨激昂的人理解高層政治中的無奈?
平衡木上騎毛驢
恭親王在中法戰爭中表現出來的無奈、無力和無能，並不是第一次。與他相熟的美國傳教士、同文館校長丁韙良就說：“總理衙門這台機器是根據測微螺旋的原理製造的，將震動最小化，但並不促進問題的解決。”這並非“機器”本身的質量問題，而是定位問題。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早已證明，一個執政者，尤其是改革者，如果沒有足夠的權威資源作保障，他的改革是難以推進的。而恭親王所能掌握的權威資源，並非完全自主，在很大程度上還必須取決於他和慈禧太後之間的權力平衡。大權旁落，除了作為減震器外，還能做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