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一國兩製”原則設定的權力框架，國家大事的處理程序有六個步驟：一、“慈覽”，一切中外奏章，均首先呈遞兩宮皇太後“慈覽”，請注意，是“覽”，而不是直接處置；二、“詳議”，即“慈覽”後發交議政王（即恭親王）和軍機大臣詳議；三、“請諭”，兩宮皇太後代表小皇帝發出具體指示，實際上，基本是軍機處擬好了處理意見報批，形式上的意義為主；四、“繕擬”，根據太後的批覆（往往是“知道了”三字），軍機處繕擬諭旨；五、“閱定”，太後審閱；六、“頒發”，發至內閣正式施行。
這一製度的設計，與當時西方的責任內閣有相似之處：太後等於國家元首，代表最高權力，而不介入具體事務；而親王負責的軍機處則等於國家行政機構，負責各項具體工作的推進和落實。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實權顯然是在恭親王的手上。辛酉政變發生後，剛剛派駐北京的美國公使蒲安臣，向華盛頓報告了中國的“宮廷革命”，準確地提到了恭親王的攝政實權，卻絲毫沒有提及慈禧的名字，因為他壓根沒搞明白中國還有兩個太後。在1868年《紐約時報》對中國政府流程的詳細介紹中，幾乎完全找不到太後在其中的作用。美國有歷史學家相信，在太後與親王的聯合政權中，太後的作用是象徵性的。
在這樣的格局中，恭親王自然成為國家權力的中心。瓜田李下，嫌疑自生，恭親王在日理萬機的同時，令太後們感覺被怠慢，甚至懷疑將遭遇又一個多爾袞，實在也在情理之中。當“叔嫂共和”進入到第四個年頭（1865年）時，兩宮太後突然發難，一舉褫奪了恭親王的“議政王”頭銜。
後人普遍認為，這是慈禧太後主持的奪權行動，但這實在是兩位年輕寡婦的聯手亮劍。盡管都被尊為太後，但此前慈安太後貴為皇後，她之於慈禧，不僅是妻於妾，更是君於臣。這是很多研究晚清的人們，所容易忽視的基本定位。作為昔日的正宮娘娘，同治皇帝的教育，乃至日常生活，都是由慈安太後，而非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後來負責。在後世的眼中，慈安太後的形象十分和善，甚至懦弱，但在最為關鍵的辛酉政變中，她所表現出來的果決和剛毅，絕不亞於慈禧，而且，“正牌太後”不必依賴“母以子貴”就已天然獲得權威資源和號召力，更是慈禧難以企及的。從公、私兩方麵看，慈安太後在捍衛皇權方麵都絕非一個唯唯諾諾的跟班。維護和鞏固同治皇帝的地位，應對來自國內外的一切挑戰，兩位太後擔負著共同的使命，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區別或許隻在於：一個台前、一個幕後；一個低調、一個高調。
在慈安、慈禧和恭親王這個年齡相仿的三角組合中，真正的核心是年齡最小的慈安。她在表麵上的“清淨無為”，正是一個國家元首應有的超然姿態，從而放手讓其他兩位管理具體的行政事務，並且遊刃有餘、不露聲色地調節著左右平衡：在褫奪恭親王的“議政王”頭銜時，她站在了慈禧一邊；而在之後處死慈禧的寵監安德海，尤其在為同治皇帝挑選皇後時，她又聯合了恭親王。如果我們認可恭親王與慈禧均為人中龍鳳，能如此周旋於這對龍鳳之間的慈安太後，就不可能是懦弱無能的庸才。
1865年對恭親王的“修理”，效果是顯著的。在一番深刻的自我批判後，恭親王被允許重返領導崗位，但其定位卻迅速地調整為一個大管家，而太後們則超越了“皇嫂”、確定了“女主人”的主導定位。在她們看來，恭親王似乎開始遠離成為“多爾袞第二”的危險。
1881年，慈安太後暴病身亡，普遍認為，這意味著平衡慈禧太後和恭親王的砝碼失落了：三年後（1884年），慈禧太後就驅逐了恭親王。但實際上，在1884年那次著名的甲申易樞後，“叔嫂共和”的“一國兩製”並未結束，頂替上來的醇親王雖然比恭親王的身段更為柔軟，但絕非太後的附庸。
“垂簾聽政”與“親王輔政”的權力天平上，慈安太後這一砝碼的分量，背後正是滿清“部族專政”的堅實傳統，他們念茲在茲所防範的是：不能出現“武則天”，也不能出現“多爾袞”，這種原生態的權力分立、相互製衡，或許正是這個被稱為“腐朽、沒落”的政權，居然能活到260多歲的“高壽”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 總理的勞碌相
【 總理往往高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戲曲中都尊稱為“千歲”乃至“九千歲”，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恭親王之後的中國總理們，無論賢愚，幾乎都是瘦肉型的，成了這個職位的標準形象，與那些總統、執政、主席們的“樣樣都偉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盡管早已通過大量的情報及公文往來，對大清國這位年輕的“總理”了如指掌，但當英國代表團與恭親王奕訢共處了短短的數小時後，依然為他的風度所折服。
簽訂《中英北京條約》，是27歲的恭親工在國際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麵對著裝備精良、人數眾多的占領軍，而對著處處故意怠慢自己的英國全權特使額爾金勳爵，這位年輕人，從容不迫，應對自如。
這一製度的設計，與當時西方的責任內閣有相似之處：太後等於國家元首，代表最高權力，而不介入具體事務；而親王負責的軍機處則等於國家行政機構，負責各項具體工作的推進和落實。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實權顯然是在恭親王的手上。辛酉政變發生後，剛剛派駐北京的美國公使蒲安臣，向華盛頓報告了中國的“宮廷革命”，準確地提到了恭親王的攝政實權，卻絲毫沒有提及慈禧的名字，因為他壓根沒搞明白中國還有兩個太後。在1868年《紐約時報》對中國政府流程的詳細介紹中，幾乎完全找不到太後在其中的作用。美國有歷史學家相信，在太後與親王的聯合政權中，太後的作用是象徵性的。
在這樣的格局中，恭親王自然成為國家權力的中心。瓜田李下，嫌疑自生，恭親王在日理萬機的同時，令太後們感覺被怠慢，甚至懷疑將遭遇又一個多爾袞，實在也在情理之中。當“叔嫂共和”進入到第四個年頭（1865年）時，兩宮太後突然發難，一舉褫奪了恭親王的“議政王”頭銜。
後人普遍認為，這是慈禧太後主持的奪權行動，但這實在是兩位年輕寡婦的聯手亮劍。盡管都被尊為太後，但此前慈安太後貴為皇後，她之於慈禧，不僅是妻於妾，更是君於臣。這是很多研究晚清的人們，所容易忽視的基本定位。作為昔日的正宮娘娘，同治皇帝的教育，乃至日常生活，都是由慈安太後，而非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後來負責。在後世的眼中，慈安太後的形象十分和善，甚至懦弱，但在最為關鍵的辛酉政變中，她所表現出來的果決和剛毅，絕不亞於慈禧，而且，“正牌太後”不必依賴“母以子貴”就已天然獲得權威資源和號召力，更是慈禧難以企及的。從公、私兩方麵看，慈安太後在捍衛皇權方麵都絕非一個唯唯諾諾的跟班。維護和鞏固同治皇帝的地位，應對來自國內外的一切挑戰，兩位太後擔負著共同的使命，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區別或許隻在於：一個台前、一個幕後；一個低調、一個高調。
在慈安、慈禧和恭親王這個年齡相仿的三角組合中，真正的核心是年齡最小的慈安。她在表麵上的“清淨無為”，正是一個國家元首應有的超然姿態，從而放手讓其他兩位管理具體的行政事務，並且遊刃有餘、不露聲色地調節著左右平衡：在褫奪恭親王的“議政王”頭銜時，她站在了慈禧一邊；而在之後處死慈禧的寵監安德海，尤其在為同治皇帝挑選皇後時，她又聯合了恭親王。如果我們認可恭親王與慈禧均為人中龍鳳，能如此周旋於這對龍鳳之間的慈安太後，就不可能是懦弱無能的庸才。
1865年對恭親王的“修理”，效果是顯著的。在一番深刻的自我批判後，恭親王被允許重返領導崗位，但其定位卻迅速地調整為一個大管家，而太後們則超越了“皇嫂”、確定了“女主人”的主導定位。在她們看來，恭親王似乎開始遠離成為“多爾袞第二”的危險。
1881年，慈安太後暴病身亡，普遍認為，這意味著平衡慈禧太後和恭親王的砝碼失落了：三年後（1884年），慈禧太後就驅逐了恭親王。但實際上，在1884年那次著名的甲申易樞後，“叔嫂共和”的“一國兩製”並未結束，頂替上來的醇親王雖然比恭親王的身段更為柔軟，但絕非太後的附庸。
“垂簾聽政”與“親王輔政”的權力天平上，慈安太後這一砝碼的分量，背後正是滿清“部族專政”的堅實傳統，他們念茲在茲所防範的是：不能出現“武則天”，也不能出現“多爾袞”，這種原生態的權力分立、相互製衡，或許正是這個被稱為“腐朽、沒落”的政權，居然能活到260多歲的“高壽”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 總理的勞碌相
【 總理往往高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戲曲中都尊稱為“千歲”乃至“九千歲”，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恭親王之後的中國總理們，無論賢愚，幾乎都是瘦肉型的，成了這個職位的標準形象，與那些總統、執政、主席們的“樣樣都偉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盡管早已通過大量的情報及公文往來，對大清國這位年輕的“總理”了如指掌，但當英國代表團與恭親王奕訢共處了短短的數小時後，依然為他的風度所折服。
簽訂《中英北京條約》，是27歲的恭親工在國際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麵對著裝備精良、人數眾多的占領軍，而對著處處故意怠慢自己的英國全權特使額爾金勳爵，這位年輕人，從容不迫，應對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