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名字帶洋味兒的小d，步阿q後塵跑過幾回沿海特區，猶不過癮，弄一筆錢去日本進了語言學校。魯迅預言他「大起來和阿q一樣」，不意倒是有些和假洋鬼子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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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阿q並不象我們願望的那麽發達和先進。他仍是窮，擠在百萬盲流中的到處找工打，蹲在擁塞的車站過道裏脫下破夾襖捉虱子；餓得想不通時，仍不免做些小偷小摸甚至打家劫舍的營生；他仍然跟王胡或小d打架（隻是沒辮子可揪了），仍然隔了一層褲捏女人的大腿，仍然醉醺醺把錢輸個精光……
阿q是不甘寂寞的，街上示威遊行時他會跟著樂不可支，見到燒車搶店一邊心裏「抨抨跳」一邊抱怨「怎麽不叫我」，事後卻又痛恨：「——好，你民主！民主是殺頭的罪名嗬，我總要告一狀，看你抓去殺頭，——嚓！」結果是他自己被抓去綁赴刑場。
然而阿q一定還活著。因為世界忽然間變得豐富了，不斷地有許多事等著他去幹。他可以當官，也可以做打工仔；可以當作家教授，也可以幹個體戶；可以小本經營，也可以大筆買賣；可以留在未莊，也可以去繁華都市，甚至偷渡到海外的唐人街；可以高唱「我一無所有」，也可以大罵一聲「他媽的紐約！」
作為看客，中國人總是有幸大飽眼福的。
廢話的力量
除了啞巴，人都要說話。要表達意願，交流思想，講道理，聊閑天，要陳述科學定理，要呀呀學語，背書念咒，要談情說愛，造謠傳謠，吹牛拍馬，吟哦唱誦，自言自語。一張嘴巴兩片皮，每天都忙得很。然而絕大多數說的是廢話。 譬如，「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就是一句典型的廢話。這還用說嗎？過去的當然隻能讓它過去，能揪住不放就不能叫「過去的」了。又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當然不是請客吃飯。請客吃飯那叫做生意，雖然革命到頭來終不免一窩蜂都去做生意。再如，「民主比專製好」。民主不比專製好，幹嘛專製者都說自己一貫最主張民主？ 隻要留神一下周圍，就會發現，廢話是如此多地充斥著我們的口語文章，簡直到了無處不在、俯拾皆是的地步。用錄音機隨便錄一天再放出來聽聽，日常生活中，街頭邂逅的搭訕，親戚熟人的寒喧，朋友同事的閑侃，溫存的細語，如雷的咆哮，虛假的客套，口角，互嘲，對罵……有幾句不是多餘的、無趣的、斷續的、敷衍應酬的、言不由衷的、支離破碎的、前言不搭後語的、問東說西的、莫名其妙的、沒話找話的、反反覆覆羅裏巴嗦的、不堪入耳的、可說可不說的、說了等於沒說的……話？ 開會時說的話，要算比較正經了。可正經話往往是最無聊的廢話，意思全麵，觀點正確，什麽都說了，什麽都沒說。中國外國，大會小會，絕少有例外。世上除了議員誰會喜歡開會？議員的職責，就是借開會之機，堂而皇之地大量生產廢話。得票最多的議員，一定是會說廢話的行家。選民好容易把他們選出來，一是方便集中處理語言的廢料，二是考驗當權政客們處理這些廢料的能力。謝天謝地，政客在製造和對付廢話方麵，大多經驗豐富堪稱高手。他們即使卸任，也仍要嘮叨叨個沒完，僱人或親手整理成自傳、回憶錄什麽的出版賺錢。 革命家的宣傳口號，是最具廢話特徵的。動輒「什麽什麽萬歲」，其實「什麽什麽」一般超不過一百歲。即算是「萬壽無疆」的毛澤東，也隻活了八十三歲。「無產者在革命中失去的隻是鎖鏈，得到的卻是整個世界。」事實上無產者除了鎖鏈什麽也得不到。不是被鎖鏈鎖住，就是拿鎖鏈去鎖別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沒想到反而是社會主義成了共產主義的最後階段。 文學作品的情況按說要好一些。把枯燥的話題說得動聽，把拖遝平淡的故事說得曲折感人，本是作家的吃飯本領。不過這就給培植廢話以絕好的溫床。你要寫得真實，必然要錄用大量日常的廢話；如果你為了精彩故弄聰明謔頭，又會失去真誠變成廢話。真實的廢話和失真的廢話，是任何作家都麵臨的二難境地。那些不覺得這有何難，下筆千言如有神的作家，隻是善於寬容自己的滿嘴廢話罷了，並非真格兒創造力超人。 世界名著也不能免俗，不信可以從書架上任抽一本打開試試，一定廢話成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列夫·托爾斯泰寫過好幾本大部頭巨著，為人們熱誦的就這一句，而這一句也未嚐不是廢話。更別提他在《戰爭與和平》中的滔滔宏論了，簡直可跟國會中的冗長演說媲美。連最佩服他的海明威也認為，要將它們一筆刪掉才覺得幹淨痛快。曹雪芹寫《紅樓夢》，開篇有詩一首：「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他是很有自知知明的大師，敢於承認自己寫的「滿紙荒唐言」，亦即滿紙廢話。 都說詩是文學的精華。詩人千古絕唱，為世人反覆吟誦。但人們也都知道，那是非正常狀態，即靈感襲來時的產物，當不得真的。所以人們也隻在非正常狀態，如戀愛呀，感懷呀，激動呀，賣弄才情呀，附庸風雅呀，發神經呀等等，才吟詩；要不幹脆讓小孩子去背，咿咿呀呀「大漠孤煙直，莫道君行早，床前明月光，花落知多少。」以顯得聰明可愛。維吾爾詩人鐵依甫江曾諷刺那些「用舌頭攻占城池的英雄」，說明他早已看到詩人的職業毛病，幽人一默也幽己一默。詩和舌頭都同樣不能攻占城池，不能煉鋼，不能生產大米小麥，不能把經濟「搞上去」。大躍進時代，中國大陸出了幾億個郭沫若，詩人的名譽敗壞殆盡，至今聞聞還有許多味兒沒洗幹淨。 科學論文應該最有價值、最為精練，少有廢話了。實際情況如何呢？我們知道，一般地，隻有物理學家才會去讀物理論文，化學家才讀化學論文、地質學、天文學、生物學……也大都差不多。隻有他們才讀得懂本行的名詞術語，定律公式，才真正了解其中的價值及貢獻。對旁人來說，則純粹是天書，字字句句形同廢話。「形同」還不等於「就是」，於是得算算，成千上萬的科學產品，究竟有多少為人類所用呢？有人做過統計，一名成熟的化學家，僅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便哪一年世界上發表的化學論文通讀一遍，要花六十年時間。六十年的衰變！將使多少有用的發現和精闢的見解變得陳腐、淺陋、毫無價值，變成黴味撲鼻的垃圾！ 數學公式是科學的詩，精美而簡潔。但整個數學體係，恰恰是建立在幾句廢話之上。「兩點之間直線最短」，這是不能證明的公理，所以是廢話。非毆幾何認為，兩點之間不一定直線最短，那麽「直線最短」就不再是公理，所以更是廢話。再看看數學家怎樣定義一個圓——「到一定點的距離等於定直線的動點的軌跡」。——把這麽複雜的問題說得象小蔥拌豆腐一樣一清二白，我們能相信麽？照這樣定義，那大餅不是圓的，車輪子不是圓的，蘋果、燈泡、地球也都不是圓的了。誰都不圓了，我們活著還有什麽意思？ 許多人看破紅塵去念經，以為那裏麵不大有廢話，句句精到，一句頂一萬句。其實頂一萬句的，細細一數隻有「南無阿彌陀佛」這一句。念熟了，那萬千的佛經再用不著去翻，因而都成了一堆廢紙廢語。不過這一句念少了不靈，念多了不新鮮。世界上任何人說的任何話，再動聽再美妙再警策，說第二遍就不那麽動聽美妙和警策了，三遍四遍更覺得累贅，何況翻來復去地念叨呢？心中有佛的人，不念佛也是佛；沒佛的念至海枯石爛，也無佛無緣。釋加牟尼自己就絕不會成天去嘮叨這句廢話。其他的菩薩羅漢們，想必也都不念。 《聖經》說：「愛你的敵人。」對於視仇恨為傳家寶的人類而言，這句話石破天驚。從耶穌誕生在馬槽裏算起，差不多過去了兩千年，年年講月月講，人們還是沒法愛上自己的敵人。天主教徒何曾愛上過伊斯蘭，就跟一祖相傳的基督徒之間，也都要互相指摘，恨得牙癢癢的。莫說「冤家宜解不宜結」，從來「冤家易結不易解」。羅密歐見了仇家的女兒朱麗葉，曾試圖愛上一陣子，結果小倆口死得不明不白。他倆要是繼承父仇地恨下去，說不定壽比南山。 古今的哲人，曾力圖不講廢話，或少講廢話。他們作沉思狀，作深刻狀，作睿智狀，用格言和警句慢條斯理地勸喻世人，希望他們回頭是岸。而世人偏不回頭，全當耳旁風。少年還有可能有所喜愛，紅筆劃上道道，工工整整抄在精裝的筆記本上，以為人生的座右銘。到年事漸長，竟發現這些格言警句不完全對，甚至完全不對。先哲們互相矛盾，言不由衷，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說，對人是一套，對己是另一套，表麵上一套，暗地裏又一套。照這些格言去做人，保準又累贅又傻一事無成吃虧上當，遭人白眼與嘲諷。「人非聖賢」，既然不是聖賢，何必按他的標準苛求自己呢。 幸好人類對廢話的承受力，遠超乎我們的想像。明知格言沒用，卻仍要用格言灌輸給比自己年輕的一代，讓他們去劃、去抄、去背，去照著做人。明知人非聖賢，自己成不了也無意成為聖賢，卻仍要講聖賢的話，使自己看起來道貌岸然，獲得優越感。人們以高於聖賢的標準去要求普通人，以低於普通人的標準寬容聖賢，正因為聖賢的廢話遮掩了醜惡和卑俗的本質，使人們沒有直接去學會罪惡。 我們需要廢話，少不了廢話。不論它多麽地沒意思，多麽地乏味無聊，還是得一遍又一遍地講著它，寫著它，聽著它，不以說廢話為恥，也不以聽廢話為煩。生活中有什麽比廢話更親切、更讓人幸福和滿足的呢？一句「我愛你」，說一遍盡夠，多說便要起雞皮疙瘩。但聽在情人耳裏，無論多少遍都嫌不夠，兩天不說就要追問：「你還愛不愛我啦？」 那些曉以厲害的遊說，危言聳聽的流言，那些震聾發聵的吶喊，那些以提供準確信息自居的枯燥數字和報導，那些微言大義、押韻或不押韻的經典，固然都可能重要到不可或缺，但過多則實在使人太累。我們有時更需要有口無心的、甚至不妨是虛情假意的問候，需要有人對你說和你對別人道一聲：「早安！」問一句「吃了嗎？」「身體還健旺？」「好屋啊有？(howareyou？)」需要一個沏在茶壺中的下午，或是煨在一爐火旁的寒夜，或是被車廂搖晃得漫不經心的旅途，跟朋友天南海北有一搭沒一搭盡說廢話。 我們需要讀那些用廢話寫成的文學作品，讓一些人以專寫廢話而成為著名作家詩人，另一些人以研究廢話而當上碩士博士，還有一些人以賣廢話做了出版商、書店老闆。讓許許多多人靠廢話為生借廢話發財，總比他們拿著武器謀生、打天下要好。毛澤東如果寫的是四本暢銷小說，外加一冊言情詩集，翻開一看裏麵廢話一句接一句，什麽白馬王子呀，蓋世武功呀，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既不能影響歷史的進程，又不能改造人的靈魂，我們該多麽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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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阿q並不象我們願望的那麽發達和先進。他仍是窮，擠在百萬盲流中的到處找工打，蹲在擁塞的車站過道裏脫下破夾襖捉虱子；餓得想不通時，仍不免做些小偷小摸甚至打家劫舍的營生；他仍然跟王胡或小d打架（隻是沒辮子可揪了），仍然隔了一層褲捏女人的大腿，仍然醉醺醺把錢輸個精光……
阿q是不甘寂寞的，街上示威遊行時他會跟著樂不可支，見到燒車搶店一邊心裏「抨抨跳」一邊抱怨「怎麽不叫我」，事後卻又痛恨：「——好，你民主！民主是殺頭的罪名嗬，我總要告一狀，看你抓去殺頭，——嚓！」結果是他自己被抓去綁赴刑場。
然而阿q一定還活著。因為世界忽然間變得豐富了，不斷地有許多事等著他去幹。他可以當官，也可以做打工仔；可以當作家教授，也可以幹個體戶；可以小本經營，也可以大筆買賣；可以留在未莊，也可以去繁華都市，甚至偷渡到海外的唐人街；可以高唱「我一無所有」，也可以大罵一聲「他媽的紐約！」
作為看客，中國人總是有幸大飽眼福的。
廢話的力量
除了啞巴，人都要說話。要表達意願，交流思想，講道理，聊閑天，要陳述科學定理，要呀呀學語，背書念咒，要談情說愛，造謠傳謠，吹牛拍馬，吟哦唱誦，自言自語。一張嘴巴兩片皮，每天都忙得很。然而絕大多數說的是廢話。 譬如，「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就是一句典型的廢話。這還用說嗎？過去的當然隻能讓它過去，能揪住不放就不能叫「過去的」了。又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當然不是請客吃飯。請客吃飯那叫做生意，雖然革命到頭來終不免一窩蜂都去做生意。再如，「民主比專製好」。民主不比專製好，幹嘛專製者都說自己一貫最主張民主？ 隻要留神一下周圍，就會發現，廢話是如此多地充斥著我們的口語文章，簡直到了無處不在、俯拾皆是的地步。用錄音機隨便錄一天再放出來聽聽，日常生活中，街頭邂逅的搭訕，親戚熟人的寒喧，朋友同事的閑侃，溫存的細語，如雷的咆哮，虛假的客套，口角，互嘲，對罵……有幾句不是多餘的、無趣的、斷續的、敷衍應酬的、言不由衷的、支離破碎的、前言不搭後語的、問東說西的、莫名其妙的、沒話找話的、反反覆覆羅裏巴嗦的、不堪入耳的、可說可不說的、說了等於沒說的……話？ 開會時說的話，要算比較正經了。可正經話往往是最無聊的廢話，意思全麵，觀點正確，什麽都說了，什麽都沒說。中國外國，大會小會，絕少有例外。世上除了議員誰會喜歡開會？議員的職責，就是借開會之機，堂而皇之地大量生產廢話。得票最多的議員，一定是會說廢話的行家。選民好容易把他們選出來，一是方便集中處理語言的廢料，二是考驗當權政客們處理這些廢料的能力。謝天謝地，政客在製造和對付廢話方麵，大多經驗豐富堪稱高手。他們即使卸任，也仍要嘮叨叨個沒完，僱人或親手整理成自傳、回憶錄什麽的出版賺錢。 革命家的宣傳口號，是最具廢話特徵的。動輒「什麽什麽萬歲」，其實「什麽什麽」一般超不過一百歲。即算是「萬壽無疆」的毛澤東，也隻活了八十三歲。「無產者在革命中失去的隻是鎖鏈，得到的卻是整個世界。」事實上無產者除了鎖鏈什麽也得不到。不是被鎖鏈鎖住，就是拿鎖鏈去鎖別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沒想到反而是社會主義成了共產主義的最後階段。 文學作品的情況按說要好一些。把枯燥的話題說得動聽，把拖遝平淡的故事說得曲折感人，本是作家的吃飯本領。不過這就給培植廢話以絕好的溫床。你要寫得真實，必然要錄用大量日常的廢話；如果你為了精彩故弄聰明謔頭，又會失去真誠變成廢話。真實的廢話和失真的廢話，是任何作家都麵臨的二難境地。那些不覺得這有何難，下筆千言如有神的作家，隻是善於寬容自己的滿嘴廢話罷了，並非真格兒創造力超人。 世界名著也不能免俗，不信可以從書架上任抽一本打開試試，一定廢話成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列夫·托爾斯泰寫過好幾本大部頭巨著，為人們熱誦的就這一句，而這一句也未嚐不是廢話。更別提他在《戰爭與和平》中的滔滔宏論了，簡直可跟國會中的冗長演說媲美。連最佩服他的海明威也認為，要將它們一筆刪掉才覺得幹淨痛快。曹雪芹寫《紅樓夢》，開篇有詩一首：「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他是很有自知知明的大師，敢於承認自己寫的「滿紙荒唐言」，亦即滿紙廢話。 都說詩是文學的精華。詩人千古絕唱，為世人反覆吟誦。但人們也都知道，那是非正常狀態，即靈感襲來時的產物，當不得真的。所以人們也隻在非正常狀態，如戀愛呀，感懷呀，激動呀，賣弄才情呀，附庸風雅呀，發神經呀等等，才吟詩；要不幹脆讓小孩子去背，咿咿呀呀「大漠孤煙直，莫道君行早，床前明月光，花落知多少。」以顯得聰明可愛。維吾爾詩人鐵依甫江曾諷刺那些「用舌頭攻占城池的英雄」，說明他早已看到詩人的職業毛病，幽人一默也幽己一默。詩和舌頭都同樣不能攻占城池，不能煉鋼，不能生產大米小麥，不能把經濟「搞上去」。大躍進時代，中國大陸出了幾億個郭沫若，詩人的名譽敗壞殆盡，至今聞聞還有許多味兒沒洗幹淨。 科學論文應該最有價值、最為精練，少有廢話了。實際情況如何呢？我們知道，一般地，隻有物理學家才會去讀物理論文，化學家才讀化學論文、地質學、天文學、生物學……也大都差不多。隻有他們才讀得懂本行的名詞術語，定律公式，才真正了解其中的價值及貢獻。對旁人來說，則純粹是天書，字字句句形同廢話。「形同」還不等於「就是」，於是得算算，成千上萬的科學產品，究竟有多少為人類所用呢？有人做過統計，一名成熟的化學家，僅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便哪一年世界上發表的化學論文通讀一遍，要花六十年時間。六十年的衰變！將使多少有用的發現和精闢的見解變得陳腐、淺陋、毫無價值，變成黴味撲鼻的垃圾！ 數學公式是科學的詩，精美而簡潔。但整個數學體係，恰恰是建立在幾句廢話之上。「兩點之間直線最短」，這是不能證明的公理，所以是廢話。非毆幾何認為，兩點之間不一定直線最短，那麽「直線最短」就不再是公理，所以更是廢話。再看看數學家怎樣定義一個圓——「到一定點的距離等於定直線的動點的軌跡」。——把這麽複雜的問題說得象小蔥拌豆腐一樣一清二白，我們能相信麽？照這樣定義，那大餅不是圓的，車輪子不是圓的，蘋果、燈泡、地球也都不是圓的了。誰都不圓了，我們活著還有什麽意思？ 許多人看破紅塵去念經，以為那裏麵不大有廢話，句句精到，一句頂一萬句。其實頂一萬句的，細細一數隻有「南無阿彌陀佛」這一句。念熟了，那萬千的佛經再用不著去翻，因而都成了一堆廢紙廢語。不過這一句念少了不靈，念多了不新鮮。世界上任何人說的任何話，再動聽再美妙再警策，說第二遍就不那麽動聽美妙和警策了，三遍四遍更覺得累贅，何況翻來復去地念叨呢？心中有佛的人，不念佛也是佛；沒佛的念至海枯石爛，也無佛無緣。釋加牟尼自己就絕不會成天去嘮叨這句廢話。其他的菩薩羅漢們，想必也都不念。 《聖經》說：「愛你的敵人。」對於視仇恨為傳家寶的人類而言，這句話石破天驚。從耶穌誕生在馬槽裏算起，差不多過去了兩千年，年年講月月講，人們還是沒法愛上自己的敵人。天主教徒何曾愛上過伊斯蘭，就跟一祖相傳的基督徒之間，也都要互相指摘，恨得牙癢癢的。莫說「冤家宜解不宜結」，從來「冤家易結不易解」。羅密歐見了仇家的女兒朱麗葉，曾試圖愛上一陣子，結果小倆口死得不明不白。他倆要是繼承父仇地恨下去，說不定壽比南山。 古今的哲人，曾力圖不講廢話，或少講廢話。他們作沉思狀，作深刻狀，作睿智狀，用格言和警句慢條斯理地勸喻世人，希望他們回頭是岸。而世人偏不回頭，全當耳旁風。少年還有可能有所喜愛，紅筆劃上道道，工工整整抄在精裝的筆記本上，以為人生的座右銘。到年事漸長，竟發現這些格言警句不完全對，甚至完全不對。先哲們互相矛盾，言不由衷，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說，對人是一套，對己是另一套，表麵上一套，暗地裏又一套。照這些格言去做人，保準又累贅又傻一事無成吃虧上當，遭人白眼與嘲諷。「人非聖賢」，既然不是聖賢，何必按他的標準苛求自己呢。 幸好人類對廢話的承受力，遠超乎我們的想像。明知格言沒用，卻仍要用格言灌輸給比自己年輕的一代，讓他們去劃、去抄、去背，去照著做人。明知人非聖賢，自己成不了也無意成為聖賢，卻仍要講聖賢的話，使自己看起來道貌岸然，獲得優越感。人們以高於聖賢的標準去要求普通人，以低於普通人的標準寬容聖賢，正因為聖賢的廢話遮掩了醜惡和卑俗的本質，使人們沒有直接去學會罪惡。 我們需要廢話，少不了廢話。不論它多麽地沒意思，多麽地乏味無聊，還是得一遍又一遍地講著它，寫著它，聽著它，不以說廢話為恥，也不以聽廢話為煩。生活中有什麽比廢話更親切、更讓人幸福和滿足的呢？一句「我愛你」，說一遍盡夠，多說便要起雞皮疙瘩。但聽在情人耳裏，無論多少遍都嫌不夠，兩天不說就要追問：「你還愛不愛我啦？」 那些曉以厲害的遊說，危言聳聽的流言，那些震聾發聵的吶喊，那些以提供準確信息自居的枯燥數字和報導，那些微言大義、押韻或不押韻的經典，固然都可能重要到不可或缺，但過多則實在使人太累。我們有時更需要有口無心的、甚至不妨是虛情假意的問候，需要有人對你說和你對別人道一聲：「早安！」問一句「吃了嗎？」「身體還健旺？」「好屋啊有？(howareyou？)」需要一個沏在茶壺中的下午，或是煨在一爐火旁的寒夜，或是被車廂搖晃得漫不經心的旅途，跟朋友天南海北有一搭沒一搭盡說廢話。 我們需要讀那些用廢話寫成的文學作品，讓一些人以專寫廢話而成為著名作家詩人，另一些人以研究廢話而當上碩士博士，還有一些人以賣廢話做了出版商、書店老闆。讓許許多多人靠廢話為生借廢話發財，總比他們拿著武器謀生、打天下要好。毛澤東如果寫的是四本暢銷小說，外加一冊言情詩集，翻開一看裏麵廢話一句接一句，什麽白馬王子呀，蓋世武功呀，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既不能影響歷史的進程，又不能改造人的靈魂，我們該多麽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