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東洋漢奸、西洋漢奸，還有南洋漢奸，就是到越南、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定居的中國人。史書上記載最早的漢奸群，便是南洋漢奸群。他們放著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做，偏要去做化外之民，也就是蠻人。這和今日香港回歸，許多人還戀著繼續做亡國奴如出一轍。不想要中國護照，想拿英國護照；拿不到就把資產轉移到國外，去加拿大買房子、換身份，反正死活不做中國人。當年荷蘭人在印尼，殺中國人殺多了，挺不好意思地向大清政府道歉，說是下次不這麽殺了；清政府卻輕鬆一笑，鼓勵他們還要多殺。因為逃離本土，定居番邦，便是不服本朝管轄，不服本朝便是叛國，叛國便是漢奸。外番幫咱們殺漢奸，何樂而不為？
現在考古學已經證明，可能有更早的漢奸群，如日本人，是春秋至西漢時從中國江蘇一帶移民過去的。或者不妨這樣說，日本人就是漢奸的後裔。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凡華僑都有漢奸嫌疑，包括愛國華僑。「愛國華僑」本是個可笑的詞。你愛國，怎麽去當華僑；既當華僑，復有何顏麵奢談愛國？華僑可以愛國，那日本人也就可以「愛國」(中國)了，跟咱們「提攜親善」了，「同文同種」了，「共存共榮」了。又比方愛國華僑陳嘉庚，—喲，連他都要成……漢奸啦？咱不說了，這事兒你看著辦吧。
我們也許應該想一個輕鬆點的問題：二十世紀誰不是漢奸？
一九九九年四月七日於河溪屯子
假如阿q還活著
a.
阿q糊裏糊塗被人從土穀祠裏捉去槍斃了，使我們這些當慣了看客的中國人老大不舒服。總覺得以他的名氣，及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本不該這麽英年早逝。近翻魯迅全集，見《〈阿q正傳〉的成因》一文，知作者原不堪編輯催稿之苦，才故意讓阿q「漸漸向死路上走」。「我那時雖然並不忙，」豫才先生抱怨說，「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裏，這屋子隻有一個後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那裏能夠靜坐一會，想一下。」可見文人草菅人命起來，理由是不需很充分的。
假如當年知識分子的待遇高一些，有地方好好靜坐想一下，或許魯迅會抽身走一趟未莊，通知阿q連夜逃脫趙秀才的構陷。那時戶籍製度不嚴，不象如今公安國安人員遍布，南下北上裝都不用化。稍稍潛伏十天半個月的再回去轉悠，乃至跑到縣裏舉人老爺的家門口閑逛，人家也一定早忘了他的犯科行徑，不當回事了。運氣好遇上別的什麽嫌犯綁赴法場頂罪問斬，如名聲差得甚遠的小d、王胡之輩，他還能同吳媽一樣，擠在人群中張開嘴巴看。再去酒肆茶樓的櫃檯旁，跟人手舞足蹈地比劃一向：「好快刀」。
b.
不幾年北伐開始，阿q強烈的革命訴求，也就有了付諸實現的機會。白盔白甲雖穿不上，真刀真槍卻少不了。要是用他那浙江口音，跟北伐軍蔣總司令認上同鄉乃至本家，興許真能晉個一官半職，回未莊向鄉親們炫耀。不過假洋鬼子與趙秀才可是早化了四塊洋錢，在大襟上掛過銀桃子了，沒他倆的紹介，革命黨也還是有些難投的。倒不如跟湖南一樣自行組織農會，打一捆梭標板刀，去趙錢二家先分了浮財再說。這也與他心目中的革命較為接近——「絡繹的將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寧式床也抬出了」等等。
接著「清黨」、「清鄉」，共產黨在鄰省江西鬧暴動。到這步田地，阿q無疑是隻得去「投一投」了。假如他不死，——這本是咱們立論的前提，——歷經井岡山、長征、延安……下來，如今的官位應不下前一陣子死於任上的□□□□□□□。他兩個都不善識文斷字，都習慣出口「媽媽的」，都主張動不動便將對手「嚓」地殺頭，就是說都很有革命的堅定性。若論起開荒墾地、搞大生產一類的活兒來，□□隻怕遠不是他的對手。阿q住土穀祠的時候，「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樣樣是好把式。一個老頭曾頌揚說：「阿q真能做！」唯一的遺憾是批閱文件的圈兒畫得不圓。不過不打緊：孫子才畫得很圓的圓圈呢。
c.
如果那天晚上得到捉他的通報，竟至遠走他鄉呢？「他雖然多住未莊，然而也常常宿在別處，不能說是未莊人」，沒有死守一地的道理。當初他隻是想和吳媽睡覺鬧出風波，到處找不到工打，便改向城裏發展，果然混一個「滿把是銅的和銀的」回來。知道自己被告成死罪，還不趕緊溜之大吉？因為「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趙」，而趙姓原籍「照《郡名百家姓》上的註解」，應是「隴西天水人也」。所以他極有可能和必要藉此機會回西部老家「黃土高坡」去尋根，以證實「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
西部卻不及江南小鎮嫵媚富庶。阿q到了彼地（我們且設它叫「未寨」），又難免與人誇耀起未莊打工時的「先前闊」來。加之他「真能做」、「見識高」，又有「精神勝利法」創造「人定勝天」的奇蹟，領些人改造一片「狼窩掌」想必沒問題。就這樣也能去京城做成大官，如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再蒙出一句「農業學未寨」的語錄，別說趙太爺、假洋鬼子等「一群鳥男女」嚇成一攤，連江青一類的朝廷顯貴也得趨之若鶩。魯迅做傳時遇著的第一個難題——「阿quei，阿桂還是阿貴呢？」——便也迎刃而解：當然是「阿貴」吶！
現在考古學已經證明，可能有更早的漢奸群，如日本人，是春秋至西漢時從中國江蘇一帶移民過去的。或者不妨這樣說，日本人就是漢奸的後裔。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凡華僑都有漢奸嫌疑，包括愛國華僑。「愛國華僑」本是個可笑的詞。你愛國，怎麽去當華僑；既當華僑，復有何顏麵奢談愛國？華僑可以愛國，那日本人也就可以「愛國」(中國)了，跟咱們「提攜親善」了，「同文同種」了，「共存共榮」了。又比方愛國華僑陳嘉庚，—喲，連他都要成……漢奸啦？咱不說了，這事兒你看著辦吧。
我們也許應該想一個輕鬆點的問題：二十世紀誰不是漢奸？
一九九九年四月七日於河溪屯子
假如阿q還活著
a.
阿q糊裏糊塗被人從土穀祠裏捉去槍斃了，使我們這些當慣了看客的中國人老大不舒服。總覺得以他的名氣，及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本不該這麽英年早逝。近翻魯迅全集，見《〈阿q正傳〉的成因》一文，知作者原不堪編輯催稿之苦，才故意讓阿q「漸漸向死路上走」。「我那時雖然並不忙，」豫才先生抱怨說，「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裏，這屋子隻有一個後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那裏能夠靜坐一會，想一下。」可見文人草菅人命起來，理由是不需很充分的。
假如當年知識分子的待遇高一些，有地方好好靜坐想一下，或許魯迅會抽身走一趟未莊，通知阿q連夜逃脫趙秀才的構陷。那時戶籍製度不嚴，不象如今公安國安人員遍布，南下北上裝都不用化。稍稍潛伏十天半個月的再回去轉悠，乃至跑到縣裏舉人老爺的家門口閑逛，人家也一定早忘了他的犯科行徑，不當回事了。運氣好遇上別的什麽嫌犯綁赴法場頂罪問斬，如名聲差得甚遠的小d、王胡之輩，他還能同吳媽一樣，擠在人群中張開嘴巴看。再去酒肆茶樓的櫃檯旁，跟人手舞足蹈地比劃一向：「好快刀」。
b.
不幾年北伐開始，阿q強烈的革命訴求，也就有了付諸實現的機會。白盔白甲雖穿不上，真刀真槍卻少不了。要是用他那浙江口音，跟北伐軍蔣總司令認上同鄉乃至本家，興許真能晉個一官半職，回未莊向鄉親們炫耀。不過假洋鬼子與趙秀才可是早化了四塊洋錢，在大襟上掛過銀桃子了，沒他倆的紹介，革命黨也還是有些難投的。倒不如跟湖南一樣自行組織農會，打一捆梭標板刀，去趙錢二家先分了浮財再說。這也與他心目中的革命較為接近——「絡繹的將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寧式床也抬出了」等等。
接著「清黨」、「清鄉」，共產黨在鄰省江西鬧暴動。到這步田地，阿q無疑是隻得去「投一投」了。假如他不死，——這本是咱們立論的前提，——歷經井岡山、長征、延安……下來，如今的官位應不下前一陣子死於任上的□□□□□□□。他兩個都不善識文斷字，都習慣出口「媽媽的」，都主張動不動便將對手「嚓」地殺頭，就是說都很有革命的堅定性。若論起開荒墾地、搞大生產一類的活兒來，□□隻怕遠不是他的對手。阿q住土穀祠的時候，「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樣樣是好把式。一個老頭曾頌揚說：「阿q真能做！」唯一的遺憾是批閱文件的圈兒畫得不圓。不過不打緊：孫子才畫得很圓的圓圈呢。
c.
如果那天晚上得到捉他的通報，竟至遠走他鄉呢？「他雖然多住未莊，然而也常常宿在別處，不能說是未莊人」，沒有死守一地的道理。當初他隻是想和吳媽睡覺鬧出風波，到處找不到工打，便改向城裏發展，果然混一個「滿把是銅的和銀的」回來。知道自己被告成死罪，還不趕緊溜之大吉？因為「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趙」，而趙姓原籍「照《郡名百家姓》上的註解」，應是「隴西天水人也」。所以他極有可能和必要藉此機會回西部老家「黃土高坡」去尋根，以證實「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
西部卻不及江南小鎮嫵媚富庶。阿q到了彼地（我們且設它叫「未寨」），又難免與人誇耀起未莊打工時的「先前闊」來。加之他「真能做」、「見識高」，又有「精神勝利法」創造「人定勝天」的奇蹟，領些人改造一片「狼窩掌」想必沒問題。就這樣也能去京城做成大官，如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再蒙出一句「農業學未寨」的語錄，別說趙太爺、假洋鬼子等「一群鳥男女」嚇成一攤，連江青一類的朝廷顯貴也得趨之若鶩。魯迅做傳時遇著的第一個難題——「阿quei，阿桂還是阿貴呢？」——便也迎刃而解：當然是「阿貴」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