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漢奸標準，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當年清軍入關南下，著名抗清英雄史可法曾向清攝政王多爾袞致書議和，提出與大清帝國劃疆而治，重演南北朝的故事。這要是放在抗日戰爭時期，豈不也是一個汪精衛？當然，多爾袞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女真完顏氏建立的金國，他要的是整個中國，而非已然到手的華北。於是絕不允和，發揚「繼續革命」的精神，宜將剩勇追窮寇，命豫親王多鐸揮師南下，攻克揚州，屠城十日。史可法作為英雄殉國，誰也不再提他有過的「賣國」行為。
日本是一個以模仿力而非創造力享有世界聲譽的國家。它發動侵華戰爭，就是想模仿當年的大清帝國征服中國。日本跟中國的歷史淵源、文化淵源，舉世皆知。它有一種濃厚的「大中華思想」，尊重和崇信中國的文化典章製度，認為今日的中國民族(主要是漢民族)不足以與如此華美、悠久的中國文明相匹配，惟有大和民族才有資格和能力承繼中華文化之大統。日軍每攻克一座中國城池，其將領必賦漢詩，悲古今，大有一統江山之壯誌，而無一絲戰爭罪犯之羞慚。日本的最終失敗，當然由諸多原因造成，其戰線鋪得太開，過早地暴露稱霸全球的野心，尤其發動太平洋戰爭導致美國的參戰，是其致命因素。它如果集中全力來打中國，然後再花相當時日鞏固對中國的統治，或可成為大清帝國第二。因此單從日方侵華戰略的技術層麵來說，它允許汪精衛的議和，騰出手來發動太平洋攻勢，是一絕大錯誤。更早一些，追溯到中日甲午海戰，那是它實現征服中國的最佳時機，中華(大清)帝國的不堪一擊，如大廈之將傾，但它居然接受了清廷的求和，與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以得一台灣，暫抑其吞併中國的慾火。結果中國贏得了喘息之機。推翻清朝後，軍閥混戰，日本及西方列強固然趁機撈取了許多利益，中國軍隊也在自相伐鬥中進行了「現代化」的冶煉，才有抗日戰爭時「三敵一」的戰鬥力，而不是這之前的「十敵一」，甚至「十不敵一」。日本的本來目的是做第二個大清帝國，不料卻做了第二個金國小朝廷。
周作人與鬱達夫
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著名作家周作人當過漢奸，因為他曾出任華北偽教育總署督辦一職。但是還有另外一位著名作家鬱達夫，曾任駐蘇門答臘日軍憲兵隊翻譯官，卻沒人把他當做漢奸，反而有不少文章回憶他為日軍服務時的「英勇事跡」。周作人出任的是偽職，鬱達夫當的是日軍軍官；周作人是被迫的，鬱達夫雖說不是完全自願的，但日本人要他當他也就當了；周作人當的是文官，鬱達夫任的是軍職。不管從哪方麵來說，鬱達夫的「漢奸罪」都應該超過周作人。從大量反映抗日戰爭的電影、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日軍翻譯官是怎樣一副二鬼子的嘴臉，往往就是那種「比日本人還壞的中國人」形象。無論是不是事實，至少表明在一般民眾的心裏，這是一個什麽樣職位。為什麽人們不僅原諒了鬱達夫，還把他當成一個類似英雄的人物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沒在中國，而是在印尼當的這個翻譯官。如果他犯了罪，充當了侵略者的幫凶，為虎作倀，助紂為虐，那也是在外國，與咱們中國沒關係。雖然駐蘇門答臘日本憲兵隊，對付和迫害過大量的華僑，鎮壓過華人抵抗組織。
鬱達夫在日本宣布投降後不久，被憲兵隊秘密綁架殺了。因為他們早已知道他的作家身份，怕將來以筆墨暴露日本人的罪行。
我絲毫沒有要把鬱達夫打成漢奸的意思。舉這個例子隻是想說明，「漢奸」並不是以正義尺度來作為劃分標準的。當人們指斥這個為漢奸、那個為民族的敗類和叛徒時，往往憑藉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乃至一種偽正義的道德優越感，而不是一種歷史的公正的態度。
周作人出任偽職，固然不光彩，但絕不是一種罪行。他在侵略軍的威逼之下就範(包括槍擊未死)，任期除了履行其職，沒幹過對不起民族的壞事。據曾在北平從事秘密抗日活動的人回憶，周作人的這個職務還是中共地下組織替他爭來的。原偽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死後，該職出缺，一個叫繆斌的漢奸想爭這個位置。繆斌當過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部長，是積極的反共分子，於是地下黨便搜集他平時的反日言論，寫成材料送到日本人那裏，免了他的官。地下黨認為，教育總署督辦的職務由周作人出任，比繆斌來當要好得多，於是想盡辦法抵製了繆斌。地下黨是成功了，但是卻把一位優秀的作家推進了「漢奸」的火坑。周作人平素在言談之中，常流露出對日寇侵略中國、以致民不聊生、生靈遭受塗炭的不滿情緒，還讚許和同情抗日分子，幫助地下組織在日占區安插人員(回憶文集《日偽統治下的北平》)。周作人所作的這一切「比繆斌好得多」的事，後來都被一筆勾銷，隻剩下永生難贖的罪名。即使是被號稱「最抗日」的共產黨指責、孤立和打擊的「最反動」的漢奸繆斌，也不是隻知一味替侵略者效力，而是「平時」有很多的「反日言論」，足以「寫成材料」讓日本人罷了他的官。呼喚歷史與公正的態度
二次大戰期間，許多國家都有被德、意、日侵略占領的經歷。有占領就會有合作者。各個國家對於這些合作者，態度是不盡相同的。大部分在戰後沒有受到追究，有不少繼續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甚至出任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被尊為「獨立之父」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在日本侵占時期，先後擔任日本組織的「人民力量中心」主席、「中央參議員議長」、「爪哇奉公會」主席。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托，也在日占時期參加「衛國軍」，到日本軍校受訓畢業後擔任中隊長。擔任過三屆印尼內閣總理的哈達，曾任日本軍政府顧問。新加坡第四任總統黃金輝，於一九四二年日本侵占後，在日本軍事機關任職。歷任緬甸國務委員會主席、總統的吳奈溫，一九四一年被選派到日本學習軍事，曾在海南島及台灣受日軍訓練，一九四二年充當日本侵略軍先頭部隊第二師師長，攻占緬甸。而出任過日占時緬甸政府外交部長的吳努，二戰後三度擔任總理。寮國國王西薩旺.馮，曾宣布他的國家加入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一九四一年同日本訂立共同作戰條約，向英美宣戰的泰國總理鑾披汶，日本投降後作為戰犯遭逮捕，但後來又做了九年多的總理。比利時國王利奧波爾德三世，一九四○年德軍入侵時，拒絕隨政府流亡國外並率軍隊投降，十年後參眾兩院表決允其復位，隻是由於人民的反對才在第二年退位，由其兒子繼任。
日本是一個以模仿力而非創造力享有世界聲譽的國家。它發動侵華戰爭，就是想模仿當年的大清帝國征服中國。日本跟中國的歷史淵源、文化淵源，舉世皆知。它有一種濃厚的「大中華思想」，尊重和崇信中國的文化典章製度，認為今日的中國民族(主要是漢民族)不足以與如此華美、悠久的中國文明相匹配，惟有大和民族才有資格和能力承繼中華文化之大統。日軍每攻克一座中國城池，其將領必賦漢詩，悲古今，大有一統江山之壯誌，而無一絲戰爭罪犯之羞慚。日本的最終失敗，當然由諸多原因造成，其戰線鋪得太開，過早地暴露稱霸全球的野心，尤其發動太平洋戰爭導致美國的參戰，是其致命因素。它如果集中全力來打中國，然後再花相當時日鞏固對中國的統治，或可成為大清帝國第二。因此單從日方侵華戰略的技術層麵來說，它允許汪精衛的議和，騰出手來發動太平洋攻勢，是一絕大錯誤。更早一些，追溯到中日甲午海戰，那是它實現征服中國的最佳時機，中華(大清)帝國的不堪一擊，如大廈之將傾，但它居然接受了清廷的求和，與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以得一台灣，暫抑其吞併中國的慾火。結果中國贏得了喘息之機。推翻清朝後，軍閥混戰，日本及西方列強固然趁機撈取了許多利益，中國軍隊也在自相伐鬥中進行了「現代化」的冶煉，才有抗日戰爭時「三敵一」的戰鬥力，而不是這之前的「十敵一」，甚至「十不敵一」。日本的本來目的是做第二個大清帝國，不料卻做了第二個金國小朝廷。
周作人與鬱達夫
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著名作家周作人當過漢奸，因為他曾出任華北偽教育總署督辦一職。但是還有另外一位著名作家鬱達夫，曾任駐蘇門答臘日軍憲兵隊翻譯官，卻沒人把他當做漢奸，反而有不少文章回憶他為日軍服務時的「英勇事跡」。周作人出任的是偽職，鬱達夫當的是日軍軍官；周作人是被迫的，鬱達夫雖說不是完全自願的，但日本人要他當他也就當了；周作人當的是文官，鬱達夫任的是軍職。不管從哪方麵來說，鬱達夫的「漢奸罪」都應該超過周作人。從大量反映抗日戰爭的電影、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日軍翻譯官是怎樣一副二鬼子的嘴臉，往往就是那種「比日本人還壞的中國人」形象。無論是不是事實，至少表明在一般民眾的心裏，這是一個什麽樣職位。為什麽人們不僅原諒了鬱達夫，還把他當成一個類似英雄的人物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沒在中國，而是在印尼當的這個翻譯官。如果他犯了罪，充當了侵略者的幫凶，為虎作倀，助紂為虐，那也是在外國，與咱們中國沒關係。雖然駐蘇門答臘日本憲兵隊，對付和迫害過大量的華僑，鎮壓過華人抵抗組織。
鬱達夫在日本宣布投降後不久，被憲兵隊秘密綁架殺了。因為他們早已知道他的作家身份，怕將來以筆墨暴露日本人的罪行。
我絲毫沒有要把鬱達夫打成漢奸的意思。舉這個例子隻是想說明，「漢奸」並不是以正義尺度來作為劃分標準的。當人們指斥這個為漢奸、那個為民族的敗類和叛徒時，往往憑藉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乃至一種偽正義的道德優越感，而不是一種歷史的公正的態度。
周作人出任偽職，固然不光彩，但絕不是一種罪行。他在侵略軍的威逼之下就範(包括槍擊未死)，任期除了履行其職，沒幹過對不起民族的壞事。據曾在北平從事秘密抗日活動的人回憶，周作人的這個職務還是中共地下組織替他爭來的。原偽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死後，該職出缺，一個叫繆斌的漢奸想爭這個位置。繆斌當過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部長，是積極的反共分子，於是地下黨便搜集他平時的反日言論，寫成材料送到日本人那裏，免了他的官。地下黨認為，教育總署督辦的職務由周作人出任，比繆斌來當要好得多，於是想盡辦法抵製了繆斌。地下黨是成功了，但是卻把一位優秀的作家推進了「漢奸」的火坑。周作人平素在言談之中，常流露出對日寇侵略中國、以致民不聊生、生靈遭受塗炭的不滿情緒，還讚許和同情抗日分子，幫助地下組織在日占區安插人員(回憶文集《日偽統治下的北平》)。周作人所作的這一切「比繆斌好得多」的事，後來都被一筆勾銷，隻剩下永生難贖的罪名。即使是被號稱「最抗日」的共產黨指責、孤立和打擊的「最反動」的漢奸繆斌，也不是隻知一味替侵略者效力，而是「平時」有很多的「反日言論」，足以「寫成材料」讓日本人罷了他的官。呼喚歷史與公正的態度
二次大戰期間，許多國家都有被德、意、日侵略占領的經歷。有占領就會有合作者。各個國家對於這些合作者，態度是不盡相同的。大部分在戰後沒有受到追究，有不少繼續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甚至出任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被尊為「獨立之父」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在日本侵占時期，先後擔任日本組織的「人民力量中心」主席、「中央參議員議長」、「爪哇奉公會」主席。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托，也在日占時期參加「衛國軍」，到日本軍校受訓畢業後擔任中隊長。擔任過三屆印尼內閣總理的哈達，曾任日本軍政府顧問。新加坡第四任總統黃金輝，於一九四二年日本侵占後，在日本軍事機關任職。歷任緬甸國務委員會主席、總統的吳奈溫，一九四一年被選派到日本學習軍事，曾在海南島及台灣受日軍訓練，一九四二年充當日本侵略軍先頭部隊第二師師長，攻占緬甸。而出任過日占時緬甸政府外交部長的吳努，二戰後三度擔任總理。寮國國王西薩旺.馮，曾宣布他的國家加入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一九四一年同日本訂立共同作戰條約，向英美宣戰的泰國總理鑾披汶，日本投降後作為戰犯遭逮捕，但後來又做了九年多的總理。比利時國王利奧波爾德三世，一九四○年德軍入侵時，拒絕隨政府流亡國外並率軍隊投降，十年後參眾兩院表決允其復位，隻是由於人民的反對才在第二年退位，由其兒子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