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滿洲國；確保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傳、文化以及軍事等各方麵的權利和合作關係；承認日本在內蒙、華北、長江中下遊、廈門、海南島及其附近島嶼的政治、經濟以及對地下資源的開發利用權利；承認在以上地區的防共和治安的駐兵權；中國對於日軍駐紮地域及其與此有關地域的鐵路、航空、通訊、港口、水陸等應適應日本軍事上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及各級機構中聘請日本軍事、財政、經濟、技術顧問，確保《綱要》及其秘密附件中所有條款的執行。
此《綱要》簡直就是一份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占領宣言，令許多主導此次「和平運動」的日方和汪方人員大感意外。最早秘密潛往東京，與日本取得和談聯繫的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立刻退出汪集團，離開上海回到了重慶，並在香港《大公報》披露《綱要》的全部內容。與他同時返回重慶的還有陶希聖。汪精衛本人也既憂且懼，草案簽字後流著淚說：「這個文件說不上什麽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了。」
為什麽「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因為上述地區為日軍所占領已成事實，你簽不簽約，反正是拿不回來的。用汪氏集團第三號人物周佛海的話來說，「淪陷區是蔣先生把它丟掉了的，不是我們把它丟了的，我們今與日本交涉，隻有收回多少的問題，沒有喪失多少的問題。」(為《中華日報》撰寫的社論)這話有漏洞，因為蔣先生雖然把它丟了，但始終沒有同意給人家，還要堅持打回來。但汪氏「和平運動」與蔣介石的政見分歧就在這裏：我認為打不贏，所以才同意把你丟掉的給人家；如果你打得贏，那我同意給人家的也丟不掉。即如台灣，是清朝把它丟掉了的，抗戰勝利，不是仍然要回來了嗎？
當然，汪精衛的觀點與周佛海還不一樣，他認為「凡中華民國的事，即無論是蔣先生作的或誰淪陷的，我們皆應負責。」他甚至表示：「我們做和平運動是為使抗戰有終之美，不是為與抗戰敵對。」(胡蘭成《今生今世》)
事實上，東北不是打不打得贏，而是根本就沒讓打給丟掉的。滿洲國的成立，中國也沒向日本宣戰，差不多是默認了。西方各國，直到今天出版的二次大戰世界地圖集，仍將滿洲國劃為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一個國家。汪精衛隻是無可奈何承認既成事實。就在此密約簽署前四個月，汪在上海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統計出缺席代表人數名單上，赫然印著「東三省代表」的字樣。汪政府成立後，汪曾到「滿洲國」訪問，在盛大的歡迎會上，他滿含熱淚地說：「我們以前是同胞，現在是同胞，將來還是同胞！」一言既出，令在座的日軍司令官為之瞠目。
承認滿洲國，同意以日占區的物資資敵，是汪政權的底線。也就是說，他的賣國，他的壞，基本上到此為止。
密約的披露，產生了間接效應。原持觀望態度的美、英、法等西方國家，開始支援中國抗戰，包括貸款、向遠東地區增兵，中國孤立無援的局麵終於打破。因為它們看到了，坐視日本侵略中國的可怕後果：西方國家在華利益亦將受到威脅。汪政權對中國有無好處？
付出了如此代價的汪精衛政權，究竟對中國有沒有好處呢？我以為，這是評說其功罪的關鍵所在。
汪政權的建立，使中國的淪陷區有了一個「合法的」中國政府。這個「合法」，是對日本而言，並為日本所承認的。至於它為不為全中國人民所承認，為不為國際間所承認，那倒沒關係，不承認反而更好。事實上，除了日本、偽滿洲國，先後承認汪政權並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及政府還有德國、義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丹麥、西班牙、克羅埃西亞、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及法國維希政府。由汪精衛的「偽政權」取代梁鴻誌的「維新政府」，及名義上統括華北的偽政府，代表中國的淪陷區向日方進行交涉，可以最大限度地贏得對方的尊重，及中方的權益。有人會說，充當人家的走狗，人家還有什麽尊重可言？話不能這麽講，就算是走狗也有其尊嚴和權利。至少，你得尊重它的生存權，尊重與它的合作關係，尊重它對你的態度，尊重你自己對它的承諾，一定程度地尊重國際間公認的外交準則。就淪陷區的人民而言，也必須接受日本占領的事實。敵人來了，你可以跟他打，打不動的可以去逃難。而絕大多數的人是逃不走的，沒法逃也不知往哪裏逃。他們註定要留下來，在侵略者的統治下生活，他們註定要當「良民」。有幸生活在大後方的人，有幸逃出來的人，也許可以理直氣壯，可以同仇敵愾，誓死與祖國山河共存亡；今天的人們，也可以高喊「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但如果你不幸生活在當年，又不幸身陷敵人的鐵蹄之下，淪為亡國奴，你是不會輕易去死的。即使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親人，你的好友，你會希望他們以血肉之軀去拚死反抗，作無謂的犧牲嗎？如果是我，我希望他們都千萬別死，好好活著，至少也得「賴活著」，活到抗戰勝利的那一天。
既然如此，淪陷區最好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而非直接由日本人來統治。你可以說，有時候中國人比日本人還壞，也就是走狗有時比主子還壞。但這情況畢竟不多，如果這是一種通常現象，那咱們還要抗日幹什麽呢？讓日本人占領整個中國豈不是更好？中國人對中國人，有時比日本人對中國人還壞；但日本人對中國人，永遠不能像中國人對中國人那樣好。這道理我想應該很好懂。
此《綱要》簡直就是一份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占領宣言，令許多主導此次「和平運動」的日方和汪方人員大感意外。最早秘密潛往東京，與日本取得和談聯繫的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立刻退出汪集團，離開上海回到了重慶，並在香港《大公報》披露《綱要》的全部內容。與他同時返回重慶的還有陶希聖。汪精衛本人也既憂且懼，草案簽字後流著淚說：「這個文件說不上什麽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了。」
為什麽「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因為上述地區為日軍所占領已成事實，你簽不簽約，反正是拿不回來的。用汪氏集團第三號人物周佛海的話來說，「淪陷區是蔣先生把它丟掉了的，不是我們把它丟了的，我們今與日本交涉，隻有收回多少的問題，沒有喪失多少的問題。」(為《中華日報》撰寫的社論)這話有漏洞，因為蔣先生雖然把它丟了，但始終沒有同意給人家，還要堅持打回來。但汪氏「和平運動」與蔣介石的政見分歧就在這裏：我認為打不贏，所以才同意把你丟掉的給人家；如果你打得贏，那我同意給人家的也丟不掉。即如台灣，是清朝把它丟掉了的，抗戰勝利，不是仍然要回來了嗎？
當然，汪精衛的觀點與周佛海還不一樣，他認為「凡中華民國的事，即無論是蔣先生作的或誰淪陷的，我們皆應負責。」他甚至表示：「我們做和平運動是為使抗戰有終之美，不是為與抗戰敵對。」(胡蘭成《今生今世》)
事實上，東北不是打不打得贏，而是根本就沒讓打給丟掉的。滿洲國的成立，中國也沒向日本宣戰，差不多是默認了。西方各國，直到今天出版的二次大戰世界地圖集，仍將滿洲國劃為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一個國家。汪精衛隻是無可奈何承認既成事實。就在此密約簽署前四個月，汪在上海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統計出缺席代表人數名單上，赫然印著「東三省代表」的字樣。汪政府成立後，汪曾到「滿洲國」訪問，在盛大的歡迎會上，他滿含熱淚地說：「我們以前是同胞，現在是同胞，將來還是同胞！」一言既出，令在座的日軍司令官為之瞠目。
承認滿洲國，同意以日占區的物資資敵，是汪政權的底線。也就是說，他的賣國，他的壞，基本上到此為止。
密約的披露，產生了間接效應。原持觀望態度的美、英、法等西方國家，開始支援中國抗戰，包括貸款、向遠東地區增兵，中國孤立無援的局麵終於打破。因為它們看到了，坐視日本侵略中國的可怕後果：西方國家在華利益亦將受到威脅。汪政權對中國有無好處？
付出了如此代價的汪精衛政權，究竟對中國有沒有好處呢？我以為，這是評說其功罪的關鍵所在。
汪政權的建立，使中國的淪陷區有了一個「合法的」中國政府。這個「合法」，是對日本而言，並為日本所承認的。至於它為不為全中國人民所承認，為不為國際間所承認，那倒沒關係，不承認反而更好。事實上，除了日本、偽滿洲國，先後承認汪政權並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及政府還有德國、義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丹麥、西班牙、克羅埃西亞、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及法國維希政府。由汪精衛的「偽政權」取代梁鴻誌的「維新政府」，及名義上統括華北的偽政府，代表中國的淪陷區向日方進行交涉，可以最大限度地贏得對方的尊重，及中方的權益。有人會說，充當人家的走狗，人家還有什麽尊重可言？話不能這麽講，就算是走狗也有其尊嚴和權利。至少，你得尊重它的生存權，尊重與它的合作關係，尊重它對你的態度，尊重你自己對它的承諾，一定程度地尊重國際間公認的外交準則。就淪陷區的人民而言，也必須接受日本占領的事實。敵人來了，你可以跟他打，打不動的可以去逃難。而絕大多數的人是逃不走的，沒法逃也不知往哪裏逃。他們註定要留下來，在侵略者的統治下生活，他們註定要當「良民」。有幸生活在大後方的人，有幸逃出來的人，也許可以理直氣壯，可以同仇敵愾，誓死與祖國山河共存亡；今天的人們，也可以高喊「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但如果你不幸生活在當年，又不幸身陷敵人的鐵蹄之下，淪為亡國奴，你是不會輕易去死的。即使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親人，你的好友，你會希望他們以血肉之軀去拚死反抗，作無謂的犧牲嗎？如果是我，我希望他們都千萬別死，好好活著，至少也得「賴活著」，活到抗戰勝利的那一天。
既然如此，淪陷區最好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而非直接由日本人來統治。你可以說，有時候中國人比日本人還壞，也就是走狗有時比主子還壞。但這情況畢竟不多，如果這是一種通常現象，那咱們還要抗日幹什麽呢？讓日本人占領整個中國豈不是更好？中國人對中國人，有時比日本人對中國人還壞；但日本人對中國人，永遠不能像中國人對中國人那樣好。這道理我想應該很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