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六種動機，最為惡劣的是第五，最不可能的是第二。想當年汪精衛參加革命，謀刺清攝政王事敗被捕入獄，嚐作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其大義凜然，可與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氣歌》並美於世。說他是貪生怕死之徒，實在毫無根據，也不令人信服。在淪陷區，民間曾流傳過這樣的故事：汪赴日和談前夕，交衛士一把手槍，「如看到我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即拔槍把我打死！」這個故事不論是真是假，都說明「怕死」是站不住腳的。他要是坐在大後方跟著大夥兒高喊抗戰，則中國是贏是輸，總也輪不到他汪精衛有生命之虞。倒是他選擇的那條路，處處埋伏著殺機、險情，非軟骨者敢走。第五條也難以成立。汪精衛固然親日，但畢竟是中國人。他的日本情結，與孫中山一樣，源自在日本鼓吹革命、組建同盟會的經歷。這種親日情結，不但汪氏有，蔣介石也有，其他國民黨元老也幾乎都有。汪氏的親日，為他對日議和提供了堅實的背景，卻未見得一定要站到日本的立場上，死心塌地與中國為敵。否則，他完全可以「代表中國」向日本投降，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出賣中國的利益、主權，而不至於跟日本討價還價，力爭中國的領土完整、要日本無條件撤兵。從最基本的人性角度來說，仇恨自己民族的人實在反常和罕見。也許汪精衛正好是這種人，但沒有充分有力的證據。
至於「負氣出走鑄成大錯」，從他秘密出走河內，到成立南京政府的整個過程來看，其周密和審慎，絕非起於一時的意氣用事。他到河內發出主和的「艷電」，仍不是沒有退路，蔣介石派人送來護照和經費，希望他到歐洲遊歷，或幹脆回重慶再任要職，可以說是仁至義盡，實在勸不回頭才讓特務暗殺。就算是出於負氣，如果沒有深思熟慮作底，亦即沒有其他更深刻的動機，斷不至如此。而「領袖慾」，他已貴為國民黨副總裁，其言行舉止足以影響中國的政局。他一生幾經浮沉，深知政治的無常，尤其戰亂中的領袖難為和難當。就在他離開重慶前不久，和蔣介石最後一起用餐時，他還提出要對南京、上海的失守負責，國民政府應總辭以謝罪天下。蔣忿極，認為這才是最不負責任的行為，起身拂袖而去。汪氏與其說是「領袖慾」，還不如說是「表現欲」，即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向世人表明他要不顧一切救民於水火。這與他當年謀刺清攝政王的行為動機是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種動機，兩相比較，「默契說」太牽強，不合整個事件發生和發展的邏輯。最能說得過去的是第四種動機，即固信中國抗戰難以取勝，不如早和，以爭取主動，免遭更大的損失。當時的情況是，東北早已為關東軍所據，成立「滿洲國」；蒙古建立了獨立的親日政權；華北經過「特殊化」自治階段，亦被日軍占領；華東、華中和華南，除長沙以外的幾乎所有大城市皆淪為敵手；中國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鎖；國軍精銳部隊在抗戰初始就已經將老本拚光，中國軍隊無論從裝備、素質、供養等方麵皆遠不及日軍，中國正規士兵對日本兵的戰鬥力是三敵一；國共兩黨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著將來決一死戰的危局；蘇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對中日戰爭持觀望態度，英美各國即使參戰，似乎也難以抵擋窮凶極惡的日軍攻勢，中國是孤立無援地對付日本；中國社會結構渙散，國庫空虛，前清及軍閥混戰時欠下的大量賠款、債務無力償還，經濟隨時可能崩潰……總而言之，「它很像是一個重量級拳師與一個羽量級拳師比賽。……這次的戰爭，中國不能打，也不應該打。但是，卻不能不打，由於被日本逼迫得別無選擇。」(黎東方《細說抗戰》)
「不能打，也不應該打」，這是歷史學家在抗戰結束五十年後的客觀評論，如果放在當時，則屬於徹頭徹尾的「漢奸言論」。汪精衛出走前，雖在公開場合「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一再表示要抗戰到底，私下卻對抗戰前景極為悲觀，也就是「不能打，也不應該打」。汪精衛是一個愛國者
國民黨高層有一個被胡適戲稱為「低調俱樂部」的沙龍，汪精衛當然是這個「俱樂部」的靈魂。但「不能打」還不是動機，隻是一種認識和判斷。畢竟這個「低調俱樂部」的人並非個個走上了汪的道路(如胡適)，畢竟「不能打」後麵還有一個「卻不能不打」。我認為，汪精衛對日議和的動機是很複雜的，不可能簡單地歸結為哪一類。根據其人的經歷、性格、地位、信仰，及後來的所作所為來看，毋寧取其所言，動機中包含有救國救民之心。有意思的是，在國民黨內，真正的主和派原是蔣介石，而汪精衛是對日主戰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張和日本人打。倒是蔣介石，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出賣華北的塘沽協定，摧殘察綏抗日武裝，一九三五年華北特殊化的何梅協定，都是其一手導演的傑作。不料後來倒轉過來，蔣介石成了抗戰到底的英雄，汪精衛卻走上主和的道路。陳公博回憶，汪始有主和傾向，實為長城古北口之役，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並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為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火力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看不見敵人，隻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及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汪更加認為，中日應尋出一條和平之路，否則一旦開戰，隻是便宜了蘇聯。
至於「負氣出走鑄成大錯」，從他秘密出走河內，到成立南京政府的整個過程來看，其周密和審慎，絕非起於一時的意氣用事。他到河內發出主和的「艷電」，仍不是沒有退路，蔣介石派人送來護照和經費，希望他到歐洲遊歷，或幹脆回重慶再任要職，可以說是仁至義盡，實在勸不回頭才讓特務暗殺。就算是出於負氣，如果沒有深思熟慮作底，亦即沒有其他更深刻的動機，斷不至如此。而「領袖慾」，他已貴為國民黨副總裁，其言行舉止足以影響中國的政局。他一生幾經浮沉，深知政治的無常，尤其戰亂中的領袖難為和難當。就在他離開重慶前不久，和蔣介石最後一起用餐時，他還提出要對南京、上海的失守負責，國民政府應總辭以謝罪天下。蔣忿極，認為這才是最不負責任的行為，起身拂袖而去。汪氏與其說是「領袖慾」，還不如說是「表現欲」，即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向世人表明他要不顧一切救民於水火。這與他當年謀刺清攝政王的行為動機是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種動機，兩相比較，「默契說」太牽強，不合整個事件發生和發展的邏輯。最能說得過去的是第四種動機，即固信中國抗戰難以取勝，不如早和，以爭取主動，免遭更大的損失。當時的情況是，東北早已為關東軍所據，成立「滿洲國」；蒙古建立了獨立的親日政權；華北經過「特殊化」自治階段，亦被日軍占領；華東、華中和華南，除長沙以外的幾乎所有大城市皆淪為敵手；中國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鎖；國軍精銳部隊在抗戰初始就已經將老本拚光，中國軍隊無論從裝備、素質、供養等方麵皆遠不及日軍，中國正規士兵對日本兵的戰鬥力是三敵一；國共兩黨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著將來決一死戰的危局；蘇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對中日戰爭持觀望態度，英美各國即使參戰，似乎也難以抵擋窮凶極惡的日軍攻勢，中國是孤立無援地對付日本；中國社會結構渙散，國庫空虛，前清及軍閥混戰時欠下的大量賠款、債務無力償還，經濟隨時可能崩潰……總而言之，「它很像是一個重量級拳師與一個羽量級拳師比賽。……這次的戰爭，中國不能打，也不應該打。但是，卻不能不打，由於被日本逼迫得別無選擇。」(黎東方《細說抗戰》)
「不能打，也不應該打」，這是歷史學家在抗戰結束五十年後的客觀評論，如果放在當時，則屬於徹頭徹尾的「漢奸言論」。汪精衛出走前，雖在公開場合「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一再表示要抗戰到底，私下卻對抗戰前景極為悲觀，也就是「不能打，也不應該打」。汪精衛是一個愛國者
國民黨高層有一個被胡適戲稱為「低調俱樂部」的沙龍，汪精衛當然是這個「俱樂部」的靈魂。但「不能打」還不是動機，隻是一種認識和判斷。畢竟這個「低調俱樂部」的人並非個個走上了汪的道路(如胡適)，畢竟「不能打」後麵還有一個「卻不能不打」。我認為，汪精衛對日議和的動機是很複雜的，不可能簡單地歸結為哪一類。根據其人的經歷、性格、地位、信仰，及後來的所作所為來看，毋寧取其所言，動機中包含有救國救民之心。有意思的是，在國民黨內，真正的主和派原是蔣介石，而汪精衛是對日主戰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張和日本人打。倒是蔣介石，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出賣華北的塘沽協定，摧殘察綏抗日武裝，一九三五年華北特殊化的何梅協定，都是其一手導演的傑作。不料後來倒轉過來，蔣介石成了抗戰到底的英雄，汪精衛卻走上主和的道路。陳公博回憶，汪始有主和傾向，實為長城古北口之役，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並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為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火力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看不見敵人，隻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及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汪更加認為，中日應尋出一條和平之路，否則一旦開戰，隻是便宜了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