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書籍的翻譯也隨之進入高潮。民國建立前十五年間，共有九五六本日文書譯成漢文；同一時間內，日本從漢文譯過去的書隻有十六本；民國成立後十五年間，日譯漢的書有一，七五九本。日文以漢字構成，大量譯書尤其是翻譯教科書刊行中國，對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可想而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是白話文運動，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運動，則源於明治時代的日本。前麵說到的大量新名詞，實際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這一文化資源，對於中國文體的演變，發揮了直接的作用。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新戲劇，也都受益於日本文學的啟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詩集《女神》在日本寫成；鬱達夫的《沉淪》看得出日本私小說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顯帶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魯迅的雜文裏總有一個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響的改良與革命
不但新文化運動從日本起步，中國的體製改革和社會改良，也以日本為楷模。對於西方勢力的壓迫，及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衝突，日本人有著跟中國人一樣深切的感受。美國炮艦以轟擊港埠作威脅，強行捅開日本對外貿易的大門的經歷，令中國人想起鴉片戰爭的炮聲。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脫亞入歐」，躋身世界強國的行列，為中國樹立了一個極佳的榜樣。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光緒頒布的改革詘令，大部分是從《日本變政考》中照搬過來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這一年也來華遊歷，打算為中國的改革做點事，幫忙出些點子什麽的。當時有一種提議，要聘請伊藤當中國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變驟發，葬送了維新派的理想和命運，伊藤隻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貢獻是起草明治憲法和組織兩院製議會。由他來中國推行變法，隻要人際關係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駕輕就熟，應該不會有什麽問題。朝鮮拍過一部電影《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寫成一個貪婪、霸道、專橫的侵略者、暴君，終於被愛國者安重根一槍打死，大快人心。
其實伊藤是一個很開明的政治家，雖然也是一個侵略者。他派兵戰敗了中國，是日本本國的利益使然，就像歷史上中國皇帝「平定四邊」一樣；他在首相任上，還取消了英國在日本的治外法權。他出任朝鮮總督，一直採取溫和、同情的態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陸軍兼併朝鮮之議。一九○九年他被迫辭職遇刺，朝鮮才為日本完全兼併，繼任總督寺內正毅隨即實施嚴厲的高壓統治，朝鮮人形容，「就像一股寒流來襲漢城」。
不但變法源於日本，中國的革命也從日本起步。孫中山足跡遍及各世界強國，最終選擇以日本為革命的大本營。他將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逃到橫濱，便剪掉辮子，穿上日本裁製的適合亞洲人體型的西服，蓄起小鬍子。他回憶道：「中日戰爭後，日本開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留了發須後，就可以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後他終身都是這麽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裝」，也是從日本式學生裝演變而來，後成為「兩朝國服」即「民國服」和「毛服」的樣本。孫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讀作nakayama(那卡雅馬)，不料竟以此名傳世。他創建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在孫中山看來，甲午戰爭中大敗清軍北洋艦隊，迫使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吞併朝鮮和台灣的日本不必「驅除」，反而還得聯合；倒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滿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驅除的「韃虜」。為了達此目的，甚至策劃招募日本軍人參加他的起義軍，並以未來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擔任幾個重要職位作為回報。此計劃後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一九○五年成立同盟會，由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共同擬定六條政綱，其中第五條即為：「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孫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務省秘密資金的支助，已經不再是秘密。
從日本方麵而言，主張「日中一體」、「共存共榮」，亦由來已久，而非中國革命家們的一廂情願。甲午戰爭後，日本人多以「支那」稱中國，而迴避稱「大清」國名，及漢文中通俗稱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顛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詞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拚音讀法，在中國人看來含有汙辱之意，日本投降後正式作為戰勝國的要求強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國」正是蓬勃發展的後起之秀，可以帶動中國共同繁榮。
兩廂情願的「中日親善」
與辜鴻銘的論調一樣，許多日本人也意識到，日本才是中國傳統光輝的繼承者。既然東方與西方，即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最後對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顯然需要與中國聯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沒有能力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優越性的種種臆說毫不妥協，那麽日本人就必須考慮支持另一個政權來取代現政權。這「另一個政權」，或是孫中山，或是袁世凱，或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或是溥儀、溥傑兄弟，或是蔣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吳佩孚、唐紹儀，或是梁鴻誌，或是汪精衛。
日本人中一些「有誌者」，開始大膽深入中國、朝鮮進行活動，收集情報。一八九八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義」，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號召密切中日合作、聯合，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對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對外別無選擇：「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隻是事關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為此，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與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成了日本的熱門話題。在當日本的通俗讀物中，充斥著「到北京去」一類的流行口號。
受日本影響的改良與革命
不但新文化運動從日本起步，中國的體製改革和社會改良，也以日本為楷模。對於西方勢力的壓迫，及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衝突，日本人有著跟中國人一樣深切的感受。美國炮艦以轟擊港埠作威脅，強行捅開日本對外貿易的大門的經歷，令中國人想起鴉片戰爭的炮聲。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脫亞入歐」，躋身世界強國的行列，為中國樹立了一個極佳的榜樣。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光緒頒布的改革詘令，大部分是從《日本變政考》中照搬過來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這一年也來華遊歷，打算為中國的改革做點事，幫忙出些點子什麽的。當時有一種提議，要聘請伊藤當中國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變驟發，葬送了維新派的理想和命運，伊藤隻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貢獻是起草明治憲法和組織兩院製議會。由他來中國推行變法，隻要人際關係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駕輕就熟，應該不會有什麽問題。朝鮮拍過一部電影《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寫成一個貪婪、霸道、專橫的侵略者、暴君，終於被愛國者安重根一槍打死，大快人心。
其實伊藤是一個很開明的政治家，雖然也是一個侵略者。他派兵戰敗了中國，是日本本國的利益使然，就像歷史上中國皇帝「平定四邊」一樣；他在首相任上，還取消了英國在日本的治外法權。他出任朝鮮總督，一直採取溫和、同情的態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陸軍兼併朝鮮之議。一九○九年他被迫辭職遇刺，朝鮮才為日本完全兼併，繼任總督寺內正毅隨即實施嚴厲的高壓統治，朝鮮人形容，「就像一股寒流來襲漢城」。
不但變法源於日本，中國的革命也從日本起步。孫中山足跡遍及各世界強國，最終選擇以日本為革命的大本營。他將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逃到橫濱，便剪掉辮子，穿上日本裁製的適合亞洲人體型的西服，蓄起小鬍子。他回憶道：「中日戰爭後，日本開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留了發須後，就可以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後他終身都是這麽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裝」，也是從日本式學生裝演變而來，後成為「兩朝國服」即「民國服」和「毛服」的樣本。孫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讀作nakayama(那卡雅馬)，不料竟以此名傳世。他創建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在孫中山看來，甲午戰爭中大敗清軍北洋艦隊，迫使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吞併朝鮮和台灣的日本不必「驅除」，反而還得聯合；倒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滿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驅除的「韃虜」。為了達此目的，甚至策劃招募日本軍人參加他的起義軍，並以未來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擔任幾個重要職位作為回報。此計劃後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一九○五年成立同盟會，由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共同擬定六條政綱，其中第五條即為：「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孫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務省秘密資金的支助，已經不再是秘密。
從日本方麵而言，主張「日中一體」、「共存共榮」，亦由來已久，而非中國革命家們的一廂情願。甲午戰爭後，日本人多以「支那」稱中國，而迴避稱「大清」國名，及漢文中通俗稱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顛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詞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拚音讀法，在中國人看來含有汙辱之意，日本投降後正式作為戰勝國的要求強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國」正是蓬勃發展的後起之秀，可以帶動中國共同繁榮。
兩廂情願的「中日親善」
與辜鴻銘的論調一樣，許多日本人也意識到，日本才是中國傳統光輝的繼承者。既然東方與西方，即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最後對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顯然需要與中國聯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沒有能力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優越性的種種臆說毫不妥協，那麽日本人就必須考慮支持另一個政權來取代現政權。這「另一個政權」，或是孫中山，或是袁世凱，或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或是溥儀、溥傑兄弟，或是蔣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吳佩孚、唐紹儀，或是梁鴻誌，或是汪精衛。
日本人中一些「有誌者」，開始大膽深入中國、朝鮮進行活動，收集情報。一八九八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義」，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號召密切中日合作、聯合，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對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對外別無選擇：「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隻是事關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為此，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與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成了日本的熱門話題。在當日本的通俗讀物中，充斥著「到北京去」一類的流行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