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3月，蒙蒂菲奧裏，這個八十一歲的鰥夫，第六次來到耶路撒冷，他對這裏發生的變化簡直不敢相信。當他發現西牆附近的猶太人不僅在雨天無處可躲，而且還不時受到來自聖殿山上的人的攻擊時，他設法獲得了在那裏修建一個雨篷的許可。此外，他還試圖將西牆買下來，這是猶太人爭取擁有他們自己神聖場所的許多努力之一，但是失敗了。離開耶路撒冷時，蒙蒂菲奧裏感到“比其他任何時候都印象深刻”。這並不是蒙蒂菲奧裏最後一次耶路撒冷之行，1875年，他以九十一歲高齡再次返回耶路撒冷，他說：“我看到了一個有著各種建築的、幾乎全新的耶路撒冷拔地而起，這些建築中有的和歐洲的建築一樣優良。”最後一次離開這座城市時，他禁不住若有所思地說：“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離見證上帝對錫安的神聖許諾實現的日子越來越近了。”[4]
旅遊手冊經常告誡人們要警惕那些“骯髒的波蘭猶太人”以及“汙穢不潔的空氣”，但是對一些人來說，那些朝聖的新教教徒才是耶路撒冷這個地方的真正玷汙者。塞繆爾·克萊門斯（sammul clemens）注意到：“麻風病患者、跛子、瞎子、白癡，這些人從各個方麵困擾著你”，他是來自密蘇裏州的新聞記者，寫作方式像馬克·吐溫。被讚譽為“狂野的幽默作家”的馬克·吐溫乘著“公誼之城”號在地中海航行，他參加了一個號稱“偉大的聖地歡樂遊”的乘船朝聖遊覽活動，但是他卻將其改名為“偉大的聖地葬禮考察”。馬克·吐溫將朝聖視為一個鬧劇，對那些美國朝聖者的虔誠進行了嘲諷，稱這些人是“無知的異國人”。他寫道，在見到下一個“景觀”之前“偷偷地走上一百碼真是一種放鬆”。當聽說位於世界中心的聖墓大教堂裏有一根柱子使用的就是當初上帝用來造出亞當的泥土時，他感到非常荒唐可笑。他說：“沒有人能夠證明汙垢不是從這裏產生的。”總的來說，他對教堂裏那些“虛有其表，華而不實，以及俗麗的裝飾品”非常反感。至於這座城市，他說：“聲名遠揚的耶路撒冷，這個歷史上最莊嚴高貴的名字，已經變成了一個貧民村——陰沉淒涼，毫無生命地令人感到傷心——我一點也不想生活在這裏。”[5]不過，即使是這個“狂野的幽默作家”也悄悄地給他的母親在耶路撒冷買了一本《聖經》，而且他有時還這樣想：“我正坐在上帝曾經站過的地方”。
那些旅遊者，無論是篤信宗教的還是世俗的，無論是基督徒還是猶太人，無論是夏多布裏昂、蒙蒂菲奧裏還是馬克·吐溫，都很善於發現神靈曾經站立的地方，但是他們對耶路撒冷那些真實存在的人們卻熟視無睹。在整個歷史長河中，耶路撒冷隻存在於那些熱愛它的、遠在美洲或歐洲的人的想像當中。既然現在這些成千上萬的訪問者乘著汽船來了，他們就期望在此尋找他們過去藉由《聖經》建立的想像，印證維多利亞時代賦予他們的種族刻板觀點，他們想看到充滿異域風情的、驚險的、風景如畫的、真實可信的世界。抵達之後，他們希望有翻譯和導遊相陪。他們隻看到街道上服飾的多樣，卻拒絕考慮他們不喜歡的一些東西，比如耶路撒冷東部地區的汙穢，以及貝德克爾（baedker）所稱的“野性的迷信和狂熱”。實際上，他們本應來建設一個他們期望找到的“真正的”偉大聖城。很可能正是這些因素激發了一些帝國對耶路撒冷的興趣，至於其他事物——阿拉伯人和塞法爾迪猶太人那充滿生氣的、半露半掩的生活世界——他們卻很少留意，而這才是耶路撒冷的真實麵貌。
* * *
注釋
[1] 俄國人在這塊地皮上修建的建築包括領事館，醫院，多圓頂的、帶有四個鍾樓的聖三一教堂，修道院長的住所，前來耶路撒冷參觀的貴族們的公寓，以及能容納三千名朝聖者的小旅館等。這些建築看起來就像是巨大而優雅的現代堡壘。在英國託管期間，它們曾被用作軍事要塞。
[2] 愛德華·羅賓遜是個傳教士，同時也是紐約聖經文學專業的教授，他熱切希望能夠驗證《聖經》中關於地理地形的記述。他利用對諸如約瑟夫斯等知識的了解，得出了一些驚人的發現：1852年，他在地平線上發現了被他猜想為穿過峽穀進入聖殿的具有深遠意義的一個拱門的頂部，從那以後該拱門便被稱為“羅賓遜拱門”。另一個美國人詹姆斯·巴克利博士既是一個試圖讓猶太人改宗的傳教士，也是一個工程師，他建議土耳其人要好好保護馬木魯克王朝的建築。巴克利發現了希律王時代一個大門頂端的門楣，今天這個大門被稱為“巴克利門”。這兩個美國人也許一開始隻是基督教的傳教士，後來卻無心插柳成為考古學家，證明了穆斯林的謝裏夫聖地是希律時代的聖殿。
[3] 耶路撒冷的挖掘行動結束後，沃倫因其在倫敦警察廳長一職上的無能而再一次聲名遠揚，因為他沒能抓住“開膛手傑克”，後來在布爾戰爭中沃倫作為指揮官也表現平平。他的繼任者查爾斯·康德和赫伯特·基奇納（後者隨後征服了蘇丹）對巴勒斯坦進行了極為成功的勘察，艾倫比將軍後來就是用了他們繪製的地圖才在1917年征服了巴勒斯坦。
旅遊手冊經常告誡人們要警惕那些“骯髒的波蘭猶太人”以及“汙穢不潔的空氣”，但是對一些人來說，那些朝聖的新教教徒才是耶路撒冷這個地方的真正玷汙者。塞繆爾·克萊門斯（sammul clemens）注意到：“麻風病患者、跛子、瞎子、白癡，這些人從各個方麵困擾著你”，他是來自密蘇裏州的新聞記者，寫作方式像馬克·吐溫。被讚譽為“狂野的幽默作家”的馬克·吐溫乘著“公誼之城”號在地中海航行，他參加了一個號稱“偉大的聖地歡樂遊”的乘船朝聖遊覽活動，但是他卻將其改名為“偉大的聖地葬禮考察”。馬克·吐溫將朝聖視為一個鬧劇，對那些美國朝聖者的虔誠進行了嘲諷，稱這些人是“無知的異國人”。他寫道，在見到下一個“景觀”之前“偷偷地走上一百碼真是一種放鬆”。當聽說位於世界中心的聖墓大教堂裏有一根柱子使用的就是當初上帝用來造出亞當的泥土時，他感到非常荒唐可笑。他說：“沒有人能夠證明汙垢不是從這裏產生的。”總的來說，他對教堂裏那些“虛有其表，華而不實，以及俗麗的裝飾品”非常反感。至於這座城市，他說：“聲名遠揚的耶路撒冷，這個歷史上最莊嚴高貴的名字，已經變成了一個貧民村——陰沉淒涼，毫無生命地令人感到傷心——我一點也不想生活在這裏。”[5]不過，即使是這個“狂野的幽默作家”也悄悄地給他的母親在耶路撒冷買了一本《聖經》，而且他有時還這樣想：“我正坐在上帝曾經站過的地方”。
那些旅遊者，無論是篤信宗教的還是世俗的，無論是基督徒還是猶太人，無論是夏多布裏昂、蒙蒂菲奧裏還是馬克·吐溫，都很善於發現神靈曾經站立的地方，但是他們對耶路撒冷那些真實存在的人們卻熟視無睹。在整個歷史長河中，耶路撒冷隻存在於那些熱愛它的、遠在美洲或歐洲的人的想像當中。既然現在這些成千上萬的訪問者乘著汽船來了，他們就期望在此尋找他們過去藉由《聖經》建立的想像，印證維多利亞時代賦予他們的種族刻板觀點，他們想看到充滿異域風情的、驚險的、風景如畫的、真實可信的世界。抵達之後，他們希望有翻譯和導遊相陪。他們隻看到街道上服飾的多樣，卻拒絕考慮他們不喜歡的一些東西，比如耶路撒冷東部地區的汙穢，以及貝德克爾（baedker）所稱的“野性的迷信和狂熱”。實際上，他們本應來建設一個他們期望找到的“真正的”偉大聖城。很可能正是這些因素激發了一些帝國對耶路撒冷的興趣，至於其他事物——阿拉伯人和塞法爾迪猶太人那充滿生氣的、半露半掩的生活世界——他們卻很少留意，而這才是耶路撒冷的真實麵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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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俄國人在這塊地皮上修建的建築包括領事館，醫院，多圓頂的、帶有四個鍾樓的聖三一教堂，修道院長的住所，前來耶路撒冷參觀的貴族們的公寓，以及能容納三千名朝聖者的小旅館等。這些建築看起來就像是巨大而優雅的現代堡壘。在英國託管期間，它們曾被用作軍事要塞。
[2] 愛德華·羅賓遜是個傳教士，同時也是紐約聖經文學專業的教授，他熱切希望能夠驗證《聖經》中關於地理地形的記述。他利用對諸如約瑟夫斯等知識的了解，得出了一些驚人的發現：1852年，他在地平線上發現了被他猜想為穿過峽穀進入聖殿的具有深遠意義的一個拱門的頂部，從那以後該拱門便被稱為“羅賓遜拱門”。另一個美國人詹姆斯·巴克利博士既是一個試圖讓猶太人改宗的傳教士，也是一個工程師，他建議土耳其人要好好保護馬木魯克王朝的建築。巴克利發現了希律王時代一個大門頂端的門楣，今天這個大門被稱為“巴克利門”。這兩個美國人也許一開始隻是基督教的傳教士，後來卻無心插柳成為考古學家，證明了穆斯林的謝裏夫聖地是希律時代的聖殿。
[3] 耶路撒冷的挖掘行動結束後，沃倫因其在倫敦警察廳長一職上的無能而再一次聲名遠揚，因為他沒能抓住“開膛手傑克”，後來在布爾戰爭中沃倫作為指揮官也表現平平。他的繼任者查爾斯·康德和赫伯特·基奇納（後者隨後征服了蘇丹）對巴勒斯坦進行了極為成功的勘察，艾倫比將軍後來就是用了他們繪製的地圖才在1917年征服了巴勒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