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去往聖彼得堡的路上，蒙蒂菲奧裏在維爾紐斯受到成千上萬猶太人的熱烈歡迎。維爾紐斯是個半猶太人的城市，有許多研究《塔木德》的學者，被稱為“立陶宛的耶路撒冷”。但是，尼古拉一世並沒有放鬆他對猶太人的管製，後來當猶太人的日子變得更糟時，蒙蒂菲奧裏返回俄國會見了亞歷山大二世。據說，在俄國，每個猶太人簡陋的小屋裏都有一張他們的守護者蒙蒂菲奧裏的畫像，他就像是猶太人的偶像。後來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領導人哈伊姆·魏茨曼寫道：“（在平斯克附近名為‘莫托爾’的小村莊裏）每當吃早飯時，我爺爺總是會給我講述那些偉大人物的故事”，“我尤其對摩西·蒙蒂菲奧裏爵士訪問俄國的故事記憶深刻，那個訪問雖然隻發生在我出生前一個世紀，卻已經成為了一個傳奇。實際上，蒙蒂菲奧裏尚在人間時，他就已經成了一個傳奇。”
[3] 蒙蒂菲奧裏是耶路撒冷最著名的慈善家，卻不是最有錢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通常會通過他這個渠道把錢轉到耶路撒冷，而他的救濟院也是在美國紐奧良大亨猶大·圖羅的資助下修建的。1825年，圖羅曾支持在紐約北部尼亞加拉河的格蘭德艾蘭建立一個猶太人家園，項目失敗後，他留下六萬美元讓蒙蒂菲奧裏用於耶路撒冷。1854年，羅斯柴爾德家族建造了一所當地急需的猶太醫院，在1856年訪問耶路撒冷時，蒙蒂菲奧裏又建立了一所猶太女子學校，該學校遭到正統派猶太人的反對，隨後該校被其外甥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接管，萊昂內爾以其過世女兒的名字將其重新命名為“埃維莉娜”。不過，耶路撒冷最大的工程要數猶太區靠近胡瓦會堂的提法利特以色列猶太會堂。該會堂是由以巴格達的魯賓和沙遜家族為主導的世界各地猶太人集體出資修建的，這個美輪美奐的圓頂會堂是猶太區最高的建築，1948年被毀之前它一直是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活動中心。亞美尼亞人也有他們自己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石油大亨古爾本基安家族。古爾本基安家族經常到耶路撒冷進行朝拜，他們在亞美尼亞修道院建造了古爾本基安圖書館。
39 新宗教
公元1860年—公元1870年
皇帝與考古學家：無知的異國人
1859年4月，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維奇大公成為第一個訪問耶路撒冷的羅曼諾夫家族成員，他在日記中簡潔地寫道：“我終於成功地進入耶路撒冷”，“這裏到處都是人和塵土”。當步行來到聖墓大教堂時，他“飽含眼淚和情感”，而離開這座城市時，他“禁不住哭泣”。俄國沙皇和這個大公還曾經計劃過對耶路撒冷進行文化攻勢，一份外交部的報告宣稱：“我們必須在東方展示我們的存在，但不是通過政治，而且通過教會”，“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我們的使命也必須在那裏”。康斯坦丁大公建立了一個巴勒斯坦學會和俄國輪船公司，目的是運載來自敖德薩的俄國朝聖者。他還視察了占地18英畝（約7.3萬平方米）的俄國人的地皮，在這塊場地中，羅曼諾夫家族開始修建一個小型的有莫斯科風格的小鎮。[1]很快，來到耶路撒冷的俄國朝聖者越來越多，因此羅曼諾夫家族隻好額外搭建帳篷來供他們住宿。
英國人和俄國人的做法簡直一模一樣。1862年4月1日，阿爾伯特·愛德華，這個胖胖的、二十歲的威爾斯王子（未來的愛德華七世），在一百個土耳其騎兵的護衛下騎馬進入耶路撒冷。
王子暫住在耶路撒冷城外一個大營裏，他非常興奮，想在胳膊上弄一個十字軍的刺青。他這次訪問無論是在耶路撒冷還是在英國國內，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愛德華王子的訪問不僅加快了英國政府對詹姆斯·芬恩的罷免——芬恩被指責在其二十多年的管理中剛愎自用，飛揚跋扈，對財政問題處理很不得當——而且強化了一種感覺，即耶路撒冷不知怎地成了英國的一小部分。王子在威斯敏斯特主教阿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的引導下參觀了耶路撒冷的各個遺址，斯坦利極具影響力的關於聖經故事和考古猜想的書籍曾使一代英國讀者確信耶路撒冷“是從我們孩童時代開始，就比英國更值得我們珍視的一塊土地”。從19世紀中葉開始，考古學突然間不僅成為一門新的研究過去的歷史科學，而且成為掌控未來的一種方式。難怪考古學立馬就有了政治色彩，它不僅成為一種盲目的文化崇拜、社會風尚以及皇室業餘愛好，而且成為建造帝國的手段之一，並且促成了軍事間諜行為的擴張。考古學成了耶路撒冷的世俗宗教，而且在帝國主義基督教徒如斯坦利主教的手中，考古學成了服務上帝的一種科學，因為如果考古學上的發現能夠確認《聖經》及耶穌受難和死亡的真實性，那麽基督徒就可以宣稱自己對耶路撒冷這片土地的所有權。
俄國人和英國人並非孤軍奮戰。許多大國的領事、篤信宗教的部長們都把自己想像成考古學家，不過隻有美國基督徒才真正創立了現代考古學。[2]法國和德國人並沒有落後太多，他們都帶著堅定的民族精神在追尋考古學上的精彩發現，而他們的皇帝和總理們也都熱心地在背後支持他們的挖掘事業。就像在20世紀的太空競賽中要擁有英雄般的太空人一樣，在考古學領域擁有著名的專家也很快成為國家實力的一種體現，考古學家們被虛誇為歷史的征服者和科學的尋寶者，一個德國考古學家稱這種現象為“和平的十字軍東征”。
[3] 蒙蒂菲奧裏是耶路撒冷最著名的慈善家，卻不是最有錢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通常會通過他這個渠道把錢轉到耶路撒冷，而他的救濟院也是在美國紐奧良大亨猶大·圖羅的資助下修建的。1825年，圖羅曾支持在紐約北部尼亞加拉河的格蘭德艾蘭建立一個猶太人家園，項目失敗後，他留下六萬美元讓蒙蒂菲奧裏用於耶路撒冷。1854年，羅斯柴爾德家族建造了一所當地急需的猶太醫院，在1856年訪問耶路撒冷時，蒙蒂菲奧裏又建立了一所猶太女子學校，該學校遭到正統派猶太人的反對，隨後該校被其外甥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接管，萊昂內爾以其過世女兒的名字將其重新命名為“埃維莉娜”。不過，耶路撒冷最大的工程要數猶太區靠近胡瓦會堂的提法利特以色列猶太會堂。該會堂是由以巴格達的魯賓和沙遜家族為主導的世界各地猶太人集體出資修建的，這個美輪美奐的圓頂會堂是猶太區最高的建築，1948年被毀之前它一直是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活動中心。亞美尼亞人也有他們自己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石油大亨古爾本基安家族。古爾本基安家族經常到耶路撒冷進行朝拜，他們在亞美尼亞修道院建造了古爾本基安圖書館。
39 新宗教
公元1860年—公元1870年
皇帝與考古學家：無知的異國人
1859年4月，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維奇大公成為第一個訪問耶路撒冷的羅曼諾夫家族成員，他在日記中簡潔地寫道：“我終於成功地進入耶路撒冷”，“這裏到處都是人和塵土”。當步行來到聖墓大教堂時，他“飽含眼淚和情感”，而離開這座城市時，他“禁不住哭泣”。俄國沙皇和這個大公還曾經計劃過對耶路撒冷進行文化攻勢，一份外交部的報告宣稱：“我們必須在東方展示我們的存在，但不是通過政治，而且通過教會”，“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我們的使命也必須在那裏”。康斯坦丁大公建立了一個巴勒斯坦學會和俄國輪船公司，目的是運載來自敖德薩的俄國朝聖者。他還視察了占地18英畝（約7.3萬平方米）的俄國人的地皮，在這塊場地中，羅曼諾夫家族開始修建一個小型的有莫斯科風格的小鎮。[1]很快，來到耶路撒冷的俄國朝聖者越來越多，因此羅曼諾夫家族隻好額外搭建帳篷來供他們住宿。
英國人和俄國人的做法簡直一模一樣。1862年4月1日，阿爾伯特·愛德華，這個胖胖的、二十歲的威爾斯王子（未來的愛德華七世），在一百個土耳其騎兵的護衛下騎馬進入耶路撒冷。
王子暫住在耶路撒冷城外一個大營裏，他非常興奮，想在胳膊上弄一個十字軍的刺青。他這次訪問無論是在耶路撒冷還是在英國國內，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愛德華王子的訪問不僅加快了英國政府對詹姆斯·芬恩的罷免——芬恩被指責在其二十多年的管理中剛愎自用，飛揚跋扈，對財政問題處理很不得當——而且強化了一種感覺，即耶路撒冷不知怎地成了英國的一小部分。王子在威斯敏斯特主教阿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的引導下參觀了耶路撒冷的各個遺址，斯坦利極具影響力的關於聖經故事和考古猜想的書籍曾使一代英國讀者確信耶路撒冷“是從我們孩童時代開始，就比英國更值得我們珍視的一塊土地”。從19世紀中葉開始，考古學突然間不僅成為一門新的研究過去的歷史科學，而且成為掌控未來的一種方式。難怪考古學立馬就有了政治色彩，它不僅成為一種盲目的文化崇拜、社會風尚以及皇室業餘愛好，而且成為建造帝國的手段之一，並且促成了軍事間諜行為的擴張。考古學成了耶路撒冷的世俗宗教，而且在帝國主義基督教徒如斯坦利主教的手中，考古學成了服務上帝的一種科學，因為如果考古學上的發現能夠確認《聖經》及耶穌受難和死亡的真實性，那麽基督徒就可以宣稱自己對耶路撒冷這片土地的所有權。
俄國人和英國人並非孤軍奮戰。許多大國的領事、篤信宗教的部長們都把自己想像成考古學家，不過隻有美國基督徒才真正創立了現代考古學。[2]法國和德國人並沒有落後太多，他們都帶著堅定的民族精神在追尋考古學上的精彩發現，而他們的皇帝和總理們也都熱心地在背後支持他們的挖掘事業。就像在20世紀的太空競賽中要擁有英雄般的太空人一樣，在考古學領域擁有著名的專家也很快成為國家實力的一種體現，考古學家們被虛誇為歷史的征服者和科學的尋寶者，一個德國考古學家稱這種現象為“和平的十字軍東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