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美國人繼承了英國清教徒那種學習希伯來語言和文化的熱情，他們曾享受了一段宗教愉悅的大覺醒。到19世紀上半葉，邊疆地區的福音力量又推動了第二次覺醒。1776年時，有大約百分之十的美國人經常去教堂；1815年，經常去教堂的美國人比例是四分之一；到了1914年，這個比例上升為一半。他們充滿熱情的新教主義從特性上來說是美國式的：剛強，活躍，愛虛張聲勢。其核心就是，相信一個人可以通過行善事和感受誠摯的喜悅來拯救自己，並加速基督的再臨。在上帝的祝福下，美國本身就是一個偽裝成國家樣子的傳道團，就像沙夫茨伯裏和英國福音派教徒眼中的英帝國那樣。
在偏僻的礦業小鎮的木製小教堂裏，在無邊無際的大草原的農場裏，在閃閃發光的工業城市裏，傳教士們在美洲這個新的應許之地逐字援引著《聖經·舊約》的啟示。後來成為耶路撒冷《聖經》考古學奠基人的福音派學者、愛德華·羅賓遜博士（dr edard robinson）這樣寫道：“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比美國人更懂《聖經》。”首批美國傳教士們相信本土美國人就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的後代，而每個基督徒都必須在耶路撒冷行善事，幫助猶太人回歸聖地。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曾寫道：“我真的希望猶太人能夠重新在猶地亞擁有一個獨立的國家。”1819年，兩個年輕的波士頓傳教士準備將此理念付諸行動，列維·帕森斯（levi parsons）在波士頓布道時說：“每隻眼睛都盯著耶路撒冷，實際上，它是世界的中心。”而當普林尼·菲斯克（pliny fisk）宣布“我在精神上和耶路撒冷同在”時，他們的會眾都禁不住哭泣起來。這兩個人都來到了耶路撒冷，後來又都早逝於此，但這並沒有妨礙其他人繼續前進的步伐，因為他們就像美國傳教士威廉·湯姆森（william thomson）那樣堅持認為：“耶路撒冷是整個基督教世界的共同財富。”湯姆森的妻子在1834年耶路撒冷暴動期間去世。
克雷森正好趕上了這股來勢洶洶的預言浪潮，他做過基督教震顫派教徒，做過米勒派教徒、摩門派教徒以及基督門徒會教徒，後來費城的一個拉比讓他相信“救贖與猶太人有關”，猶太人的回歸將會帶來基督的再臨。[5]首批到達耶路撒冷的人當中有一個名叫哈麗特·利弗莫爾（harriet livermore）的女士，其父親和祖父都是新英格蘭國會議員。在1837年動身前往耶路撒冷之前，她曾在印第安人蘇族和夏安族部落當中進行過多年的布道活動，她告訴這些部族，他們是以色列人失落的部落的後代，應當和她一起返回錫安。到達耶路撒冷後，利弗莫爾在錫安山上租了房屋，讓她自己的宗教派別——異邦朝聖者（pilgrim strangers）為世界末日作準備。她期待的世界末日是在1847年。然而，這一年，所謂的世界末日並沒有到來，她最後淪落到在耶路撒冷街頭乞討度日。與此同時，摩門教後日聖徒支派的新天啟預言家約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也派他的門徒來到耶路撒冷，他們在橄欖山上建了一個祭壇，準備“重建以耶路撒冷作為首都的以色列”。
在克雷森成為美國領事之時，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美國福音派教徒訪問了耶路撒冷，為世界末日作準備。美國政府最終將克雷森免職，不過他又連續數年為猶太人頒發保護簽證以示反抗，並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麥可·波阿斯·以色列，還皈依了猶太教。而對於他拋棄多年的妻子來說，這種啟示太過遙遠。克雷森的妻子提出訴訟，要求法院宣布克雷森精神失常，並舉出了他揮動著手槍、在街道上高談闊論、在管理財務上極不稱職、癡迷於折衷主義、計劃重建猶太聖殿、性生活有異常行為等一係列證據。他不得不從耶路撒冷乘船返回費城，接受精神失常審判。這是一個著名的案例，因為克雷森夫人是在對美國公民可以信仰他們願意相信的任何事物的憲法權進行挑戰，而這種權利正是傑斐遜式自由的精髓。
在審判過程中，克雷森被發現精神不正常，但是他提出了上訴，並且得到了覆審的機會。克雷森夫人“要麽否認她的救世主，要麽否認她丈夫”，而克雷森則“要麽否認上帝，唯一的上帝，要麽否認他的妻子”。克雷森夫人輸掉了第二輪審判，證實了美國的信仰自由，克雷森則返回到耶路撒冷。他在城市附近開闢出一塊猶太模範農場，學習《摩西五經》，在與其美國妻子離婚後他娶了一位猶太妻子，他還一直堅持不懈地寫成了《大衛的鑰匙》一書。克雷森被當地猶太人尊稱為“神聖的美國異鄉人”，他死後被葬在橄欖山上的猶太公墓裏。
耶路撒冷現在到處都是追尋天啟的美國人，以至於《美國精神病學雜誌》將這種歇斯底裏與加利福尼亞的淘金熱相對比。當赫爾曼·梅爾維爾訪問耶路撒冷時，他對美國基督徒千禧年論的“傳染病”既感到著迷又加以排斥，他稱這是“荒謬的猶太躁狂症”，該症狀“一半憂鬱，一半可笑”。這位美國領事在貝魯特曾問過他的秘書：“當有任何瘋狂或沮喪的美國公民來到這個國家時，我該怎麽做呢？”他還說：“還有一些不久後來到耶路撒冷的人，他們腦子中都抱有奇怪的觀點，認為我們的救世主在這一年要降臨。”然而，梅爾維爾深知這種宏偉的撼動世界的希望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他說：“沒有哪個國家比巴勒斯坦，尤其是耶路撒冷，能更快驅散人們心中美好的期望。對一些人來說，這種失望是錐心刺骨的。”
在偏僻的礦業小鎮的木製小教堂裏，在無邊無際的大草原的農場裏，在閃閃發光的工業城市裏，傳教士們在美洲這個新的應許之地逐字援引著《聖經·舊約》的啟示。後來成為耶路撒冷《聖經》考古學奠基人的福音派學者、愛德華·羅賓遜博士（dr edard robinson）這樣寫道：“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比美國人更懂《聖經》。”首批美國傳教士們相信本土美國人就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的後代，而每個基督徒都必須在耶路撒冷行善事，幫助猶太人回歸聖地。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曾寫道：“我真的希望猶太人能夠重新在猶地亞擁有一個獨立的國家。”1819年，兩個年輕的波士頓傳教士準備將此理念付諸行動，列維·帕森斯（levi parsons）在波士頓布道時說：“每隻眼睛都盯著耶路撒冷，實際上，它是世界的中心。”而當普林尼·菲斯克（pliny fisk）宣布“我在精神上和耶路撒冷同在”時，他們的會眾都禁不住哭泣起來。這兩個人都來到了耶路撒冷，後來又都早逝於此，但這並沒有妨礙其他人繼續前進的步伐，因為他們就像美國傳教士威廉·湯姆森（william thomson）那樣堅持認為：“耶路撒冷是整個基督教世界的共同財富。”湯姆森的妻子在1834年耶路撒冷暴動期間去世。
克雷森正好趕上了這股來勢洶洶的預言浪潮，他做過基督教震顫派教徒，做過米勒派教徒、摩門派教徒以及基督門徒會教徒，後來費城的一個拉比讓他相信“救贖與猶太人有關”，猶太人的回歸將會帶來基督的再臨。[5]首批到達耶路撒冷的人當中有一個名叫哈麗特·利弗莫爾（harriet livermore）的女士，其父親和祖父都是新英格蘭國會議員。在1837年動身前往耶路撒冷之前，她曾在印第安人蘇族和夏安族部落當中進行過多年的布道活動，她告訴這些部族，他們是以色列人失落的部落的後代，應當和她一起返回錫安。到達耶路撒冷後，利弗莫爾在錫安山上租了房屋，讓她自己的宗教派別——異邦朝聖者（pilgrim strangers）為世界末日作準備。她期待的世界末日是在1847年。然而，這一年，所謂的世界末日並沒有到來，她最後淪落到在耶路撒冷街頭乞討度日。與此同時，摩門教後日聖徒支派的新天啟預言家約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也派他的門徒來到耶路撒冷，他們在橄欖山上建了一個祭壇，準備“重建以耶路撒冷作為首都的以色列”。
在克雷森成為美國領事之時，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美國福音派教徒訪問了耶路撒冷，為世界末日作準備。美國政府最終將克雷森免職，不過他又連續數年為猶太人頒發保護簽證以示反抗，並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麥可·波阿斯·以色列，還皈依了猶太教。而對於他拋棄多年的妻子來說，這種啟示太過遙遠。克雷森的妻子提出訴訟，要求法院宣布克雷森精神失常，並舉出了他揮動著手槍、在街道上高談闊論、在管理財務上極不稱職、癡迷於折衷主義、計劃重建猶太聖殿、性生活有異常行為等一係列證據。他不得不從耶路撒冷乘船返回費城，接受精神失常審判。這是一個著名的案例，因為克雷森夫人是在對美國公民可以信仰他們願意相信的任何事物的憲法權進行挑戰，而這種權利正是傑斐遜式自由的精髓。
在審判過程中，克雷森被發現精神不正常，但是他提出了上訴，並且得到了覆審的機會。克雷森夫人“要麽否認她的救世主，要麽否認她丈夫”，而克雷森則“要麽否認上帝，唯一的上帝，要麽否認他的妻子”。克雷森夫人輸掉了第二輪審判，證實了美國的信仰自由，克雷森則返回到耶路撒冷。他在城市附近開闢出一塊猶太模範農場，學習《摩西五經》，在與其美國妻子離婚後他娶了一位猶太妻子，他還一直堅持不懈地寫成了《大衛的鑰匙》一書。克雷森被當地猶太人尊稱為“神聖的美國異鄉人”，他死後被葬在橄欖山上的猶太公墓裏。
耶路撒冷現在到處都是追尋天啟的美國人，以至於《美國精神病學雜誌》將這種歇斯底裏與加利福尼亞的淘金熱相對比。當赫爾曼·梅爾維爾訪問耶路撒冷時，他對美國基督徒千禧年論的“傳染病”既感到著迷又加以排斥，他稱這是“荒謬的猶太躁狂症”，該症狀“一半憂鬱，一半可笑”。這位美國領事在貝魯特曾問過他的秘書：“當有任何瘋狂或沮喪的美國公民來到這個國家時，我該怎麽做呢？”他還說：“還有一些不久後來到耶路撒冷的人，他們腦子中都抱有奇怪的觀點，認為我們的救世主在這一年要降臨。”然而，梅爾維爾深知這種宏偉的撼動世界的希望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他說：“沒有哪個國家比巴勒斯坦，尤其是耶路撒冷，能更快驅散人們心中美好的期望。對一些人來說，這種失望是錐心刺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