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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全傳：從禦前侍衛到軍機大臣 作者：凡禹/和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樣，本來就看不起和珅那副趾高氣昂樣子的阿桂更加不把和珅放在眼裏了，每“遇之不稍假借。不與同直廬，朝夕入直，必離數十武（數十步之意）。和珅就與語，漫應之，終不移一步。阿桂內念位將相，受恩遇無與比，乃坐視其亂政，徒以高宗春秋高，不敢遽言，遂未竟其誌。”如此種種，和珅對阿桂更加懷恨在心、咬牙切齒。
有一次，軍機章京、員外郎海升毆殺其妻子，上報其妻子“自縊身亡”，其妻弟貴寧不服，上告幹隆：“阿桂以嚐奏不語袒海升，坐罰俸。”和珅一直在等待整治阿桂的機會，現在機會送上門，他便大做文章，暗地指使貴寧一定要告狀，而且盡量把一切責任引向阿桂，自己必定為其撐腰，報其姐被殺之仇。貴寧心想和珅能為其撐腰，必可誅殺海升為己姐報仇，自然更加猖狂，也就欣然同意了。於是他告訴和珅，曹文植可以做證阿桂袒護海升。和珅找到曹文植，並許以重金高官，怎奈“文植特持正，故非阿和珅，母老決引退，思禮弗替。”曹文植素知阿桂清廉，又惹不起大紅人和珅，想來想去，隻好託詞說“母老”，辭官歸隱，一走了之。熱情高漲的和珅無憑無據，也不能奈何阿桂，隻好繼續與阿桂妥協，與阿桂保持著不遠不近的距離，而且自始至終，和珅也沒能在阿桂死前扳倒他。
在軍機處中，王傑、董誥二人向來與阿桂交好。當和珅專權之時，董與王“格往其間，獨居深念”，從來不與和珅沆瀣一氣。和珅於是總想藉機把王傑、董誥逐出軍機處，試圖砍掉阿桂的得力助手，可是幹隆非常喜歡王傑的學問和為人，董誥亦為幹隆所重。和珅百法而不得施。
和珅見無法扳倒阿桂，就連他的跟班也動搖不得，不禁惱羞成怒，為了威懾其他人，他隻好找朝內官職小的出氣了，謝振定任監察禦史，一次鞭打了和珅的妾弟，並斥責其座駕違製，一把火燒毀了和珅的馬車，還說：“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和珅表麵不動聲色，但沒過多久，就藉機“假他事劾振定，奪職”。
看來，和珅深諳“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道理，他對待異己要麽表麵應付，要麽一棍子打死而不讓其死灰復燃。絕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準備充足製政敵
和珅做事向來目的性強，而且有仇必報。有時為了達到目的不得不等待，但他會利用這個時間，擴充自己的實力，尋找對手薄弱處，等待最有利的時機，或者利用這個時間，為對手設計圈套。
所謂未雨綢繆，為了釣大魚，必須要事先準備好誘餌。和珅做事總是處處考慮，盡量把問題想得複雜一些，這樣準備才會充足。一旦對手發起攻擊，馬上就可以使出設計好的方案進行周密布署和果斷行動。這樣做事看似曲折，不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那樣痛快，但卻可以保你在朝中更加穩妥。
和珅把持朝政時對朝政的最大改革就是設立了議罪銀製度，犯罪的官員據此可以通過交納一定的銀兩來代替懲罰，依舊高官得坐、駿馬得騎。這一製度深為幹隆欣賞，為他帶來了無數的白銀供他揮霍。但是也有明眼人看出了其中的弊端，對這一製度提出了異議。這個人就是內閣學士尹壯圖。
尹壯圖，字楚珍，雲南昆明人，於幹隆三十一年（1766年）考中進士，官授庶吉士，後被遷為禮部主事。幹隆三十九年（1774年）入閣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幹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上書向皇帝直言議罪銀製度為朝廷帶來的不利。《清史稿》中對此也有這樣的記載：“高宗季年，督撫坐譴，或令繳罰項貸罪，壯圖以為非政體，五十五年上疏言：‘督撫自蹈愆尤，聖恩不即罷斥，罰銀若幹萬充公，亦有督撫自請認罰若幹萬者，在桀驁者藉口以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不得不望屬員之傾助，日後遇有虧空營私重案，不容不曲為庇護，是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望玩具之愈，請永停此例，其才具平常者，或即罷斥，或用親職，毋須再膺外任。’”
伊壯圖的奏摺中提到：各省督撫大員即便犯了錯誤，因為皇恩浩蕩，不會立刻革去他們的官職，而隻罰他們若幹銀兩，以示懲罰。更有一些官員竟然自願交納罰金，對於那些多行不法的官員來說，這無異於為他們的行為找到了藉口，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繼續胡作非為。就連那些平時行為端正、清廉自謙的官員因為得到了下屬交納的銀兩，如果遇到下屬有什麽不軌行為，也不得不為下屬包庇。這也不是設立議罪銀製度的初衷。所以，罰銀的製度雖然起到了很好的做用，卻非但不能令官員們羞愧，反而容易滋生他們的不軌之心，請求皇上永遠廢除這一製度。
幹隆看過奏摺之後十分不滿，下詔書說：“尹壯圖既為此奏，自必確有見聞，今指實覆奏。”讓尹壯圖不要隻是憑空猜想，舉出實例來，而實際上幹隆是不想放棄這個搜刮錢財的政策。《清史稿》中同樣收錄了尹壯圖回復上諭的奏摺：“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臣經過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皆蹙額興嘆，各省風氣，大抵皆然，請旨簡派滿洲大臣同往各省查望。”
尹壯圖太過誠實，中進士已經二十四個春秋，對官場竟然還是一竅不通。他也不想想，他能看出的問題，難道別人就看不出來，偏偏等他去提出？他始終沒有得到高級的官位，也是情有可原。他的這個復奏，雖然實際上是指出了和珅所創的議罪銀製度的弊端，但他的打擊麵太大，指向整個官僚集團，這就讓全國最大的官僚幹隆惱羞成怒，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
有一次，軍機章京、員外郎海升毆殺其妻子，上報其妻子“自縊身亡”，其妻弟貴寧不服，上告幹隆：“阿桂以嚐奏不語袒海升，坐罰俸。”和珅一直在等待整治阿桂的機會，現在機會送上門，他便大做文章，暗地指使貴寧一定要告狀，而且盡量把一切責任引向阿桂，自己必定為其撐腰，報其姐被殺之仇。貴寧心想和珅能為其撐腰，必可誅殺海升為己姐報仇，自然更加猖狂，也就欣然同意了。於是他告訴和珅，曹文植可以做證阿桂袒護海升。和珅找到曹文植，並許以重金高官，怎奈“文植特持正，故非阿和珅，母老決引退，思禮弗替。”曹文植素知阿桂清廉，又惹不起大紅人和珅，想來想去，隻好託詞說“母老”，辭官歸隱，一走了之。熱情高漲的和珅無憑無據，也不能奈何阿桂，隻好繼續與阿桂妥協，與阿桂保持著不遠不近的距離，而且自始至終，和珅也沒能在阿桂死前扳倒他。
在軍機處中，王傑、董誥二人向來與阿桂交好。當和珅專權之時，董與王“格往其間，獨居深念”，從來不與和珅沆瀣一氣。和珅於是總想藉機把王傑、董誥逐出軍機處，試圖砍掉阿桂的得力助手，可是幹隆非常喜歡王傑的學問和為人，董誥亦為幹隆所重。和珅百法而不得施。
和珅見無法扳倒阿桂，就連他的跟班也動搖不得，不禁惱羞成怒，為了威懾其他人，他隻好找朝內官職小的出氣了，謝振定任監察禦史，一次鞭打了和珅的妾弟，並斥責其座駕違製，一把火燒毀了和珅的馬車，還說：“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和珅表麵不動聲色，但沒過多久，就藉機“假他事劾振定，奪職”。
看來，和珅深諳“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道理，他對待異己要麽表麵應付，要麽一棍子打死而不讓其死灰復燃。絕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準備充足製政敵
和珅做事向來目的性強，而且有仇必報。有時為了達到目的不得不等待，但他會利用這個時間，擴充自己的實力，尋找對手薄弱處，等待最有利的時機，或者利用這個時間，為對手設計圈套。
所謂未雨綢繆，為了釣大魚，必須要事先準備好誘餌。和珅做事總是處處考慮，盡量把問題想得複雜一些，這樣準備才會充足。一旦對手發起攻擊，馬上就可以使出設計好的方案進行周密布署和果斷行動。這樣做事看似曲折，不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那樣痛快，但卻可以保你在朝中更加穩妥。
和珅把持朝政時對朝政的最大改革就是設立了議罪銀製度，犯罪的官員據此可以通過交納一定的銀兩來代替懲罰，依舊高官得坐、駿馬得騎。這一製度深為幹隆欣賞，為他帶來了無數的白銀供他揮霍。但是也有明眼人看出了其中的弊端，對這一製度提出了異議。這個人就是內閣學士尹壯圖。
尹壯圖，字楚珍，雲南昆明人，於幹隆三十一年（1766年）考中進士，官授庶吉士，後被遷為禮部主事。幹隆三十九年（1774年）入閣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幹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上書向皇帝直言議罪銀製度為朝廷帶來的不利。《清史稿》中對此也有這樣的記載：“高宗季年，督撫坐譴，或令繳罰項貸罪，壯圖以為非政體，五十五年上疏言：‘督撫自蹈愆尤，聖恩不即罷斥，罰銀若幹萬充公，亦有督撫自請認罰若幹萬者，在桀驁者藉口以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不得不望屬員之傾助，日後遇有虧空營私重案，不容不曲為庇護，是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望玩具之愈，請永停此例，其才具平常者，或即罷斥，或用親職，毋須再膺外任。’”
伊壯圖的奏摺中提到：各省督撫大員即便犯了錯誤，因為皇恩浩蕩，不會立刻革去他們的官職，而隻罰他們若幹銀兩，以示懲罰。更有一些官員竟然自願交納罰金，對於那些多行不法的官員來說，這無異於為他們的行為找到了藉口，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繼續胡作非為。就連那些平時行為端正、清廉自謙的官員因為得到了下屬交納的銀兩，如果遇到下屬有什麽不軌行為，也不得不為下屬包庇。這也不是設立議罪銀製度的初衷。所以，罰銀的製度雖然起到了很好的做用，卻非但不能令官員們羞愧，反而容易滋生他們的不軌之心，請求皇上永遠廢除這一製度。
幹隆看過奏摺之後十分不滿，下詔書說：“尹壯圖既為此奏，自必確有見聞，今指實覆奏。”讓尹壯圖不要隻是憑空猜想，舉出實例來，而實際上幹隆是不想放棄這個搜刮錢財的政策。《清史稿》中同樣收錄了尹壯圖回復上諭的奏摺：“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臣經過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皆蹙額興嘆，各省風氣，大抵皆然，請旨簡派滿洲大臣同往各省查望。”
尹壯圖太過誠實，中進士已經二十四個春秋，對官場竟然還是一竅不通。他也不想想，他能看出的問題，難道別人就看不出來，偏偏等他去提出？他始終沒有得到高級的官位，也是情有可原。他的這個復奏，雖然實際上是指出了和珅所創的議罪銀製度的弊端，但他的打擊麵太大，指向整個官僚集團，這就讓全國最大的官僚幹隆惱羞成怒，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