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番事實陳述，李鴻章做出結論性的建議，認為福州理船廳的說法“恐非確論”。此後，李鴻章又再度詳細上奏清廷，力陳“康濟”艦經過實際使用，“亦稱平穩”，所謂尖底船不能用於商用的說法不可靠。在李鴻章的有力支持下，船政大臣黎兆棠等又接連上書澄清，最終化解了這場大風波。
“康濟”撥給招商局後，主要在香港南洋一帶航線航行，實際運用中並沒有出現赫德說的危險情況。隨著招商局商船的進一步增多，1884年左右，“康濟”被調撥給同屬李鴻章淮係的北洋水師。和該級軍艦的首艦“威遠”一樣，“康濟”不久也成了練習艦。
1888年，隨著北洋海軍的正式成軍，軍中急需專門用於培訓魚雷專業士兵的練習艦，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遂決定將“康濟”練習艦改為魚雷練習艦。(29)改造的內容主要是添加武備，回到福建船政進行施工，從之後的情況看，“康濟”艦簡直成了武器訓練平台，所裝備的武器型號五花八門。共裝備有80磅瓦瓦蘇爾前膛炮一門，12磅阿姆斯特朗炮兩門，87mm克虜伯舢板炮四門，金陵製造局造10磅前膛炮四門，諾典費爾德機關炮兩門，格林機關炮兩門。由於“康濟”艦體改動餘地較小，這些火炮大都安裝在艙房頂部。除此外，另加備了兩具從德國購買的14英寸魚雷發射管，用於教學訓練。(30)
北洋海軍覆沒後，停靠在劉公島鐵碼頭旁準備運載殘存官兵出島的“康濟”。非常巧合的是，這張照片中“康濟”艦左側海麵那艘露出桅杆的沉船，就是“威遠”艦。
甲午戰爭時，“康濟”艦未參與主要戰事，北洋海軍覆滅後，日軍將其解除武備，歸還給中國，用以運輸提督丁汝昌等人的靈柩，以及殘存的北洋海軍官兵離開劉公島。1896年，清廷重建北洋水師，“康濟”更名為“復濟”，重新充當練習艦，並參與了從日軍手中收回威海衛的儀式。推測於1910年左右退役。
“澄慶”
1879年7月25日，即船政第三號鐵脅輪船“康濟”下水後第五天，船政第四號鐵脅輪船興工建造，仍然屬於“威遠”級。工期如此緊湊的緣由，在於當年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沈葆楨的函商，沈葆楨以南洋海防急需得力軍艦，要求從船政調撥。對於開山之祖的要求，船政的回應相當積極，原本計劃調出“揚武”、“威遠”兩艘軍艦給江南，但當年中俄在西北發生齟牾，福建的海防形勢陷入緊張，無法外調分撥軍艦，遂決定立刻著手用輪機車間仿造出的第二台康邦機器建造一艘新的鐵脅輪船，調給南洋。
船政後學堂首屆學生，中國第一屆留英海軍學生，後來擔任“澄慶”艦管帶的蔣超英。
這時，船政大臣吳贊誠因病離職，赴江蘇求醫，直隸按察使黎兆棠被任命為第四任船政大臣。黎兆棠，字召民，廣東順德人，進士出身。丁日昌調職後，曾與吳贊誠同是第三任船政大臣的候選人。黎兆棠曾任津海關道等職，與治民直隸的李鴻章多有交往。接到清廷任命時，黎兆棠正因“心血過虧，血不養肝”等病在籍休養，病假到期後即奔赴福建，中途留意查看了兩廣總督劉坤一購買的黃埔船塢，又繞道廣東揭陽，拜訪第二任船政大臣丁日昌，當麵求教。
第四任船政大臣到任後，趕巧遇到了船政第四號鐵脅輪船下水。1880年10月22日，黎兆棠率同船政官員，敬拜天後媽祖、江神、土神、船神，主持新船下水儀式，為他到任後問世的第一條船起了一個喜氣洋洋的名字：“澄慶”。(31)
和第三號鐵脅輪船“康濟”採用的商船船型不一樣，“澄慶”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海防目的而造，船型回復成了與“威遠”、“超武”相同的軍艦艦型，各種艦材、輪機均為國造，所有的參數與“威遠”、“超武”完全相同。1880年12月29日，由船政後學堂首屆畢業生、留英歸來的蔣超英擔任管帶，駕艦出海航試，船政大臣黎兆棠隨船監督。航試中測得順風順潮時輪機轉速每分鍾95轉，航速近13節，逆風逆潮時輪機轉速每分鍾91轉，航速約8節。(32)
按照“澄慶”建造初的目的，該艦很快派由蔣超英管帶、吳夢良幫帶，開赴江寧，編入南洋海防。隻不過當初提議撥艦的沈葆楨已經作古，此時在燕子磯頭迎接新艦的是新任兩江總督劉坤一。“澄慶”艦從船政出發時，船政並未裝配任何武備，均留待到南洋以後由南洋出錢解決。黎兆棠在該艦航試時稱，計劃裝備阿姆斯特朗7寸炮1門為主炮，其他另裝備6寸及70磅炮各一門，40磅炮二門，總數上比“威遠”艦的備炮少了二門，推測可能是計劃取消一組側舷炮。實際到達南洋後，裝備到“澄慶”艦上的是160mm克虜伯主炮一門，120mm克虜伯副炮六門。
1881年末，左宗棠受命任職兩江，接替臨時代職的湘軍水師名將彭玉麟。甫抵江蘇，左宗棠即在鎮江、常州、江陰、靖江、南通、蘇州等地視察江蘇沿江防務，熟悉軍情，之後趕赴吳淞口，檢閱江南提督李朝斌統率的南洋軍艦。江麵上群集列陣的軍艦中，“澄慶”赫然在列，“試演大炮，打靶致遠”(33)。1882年，朝鮮爆發壬午兵變，中國出兵幹涉。北洋水師當時軍艦單薄，遂從南洋調用了“澄慶”艦，事件平息後歸還。1883年5月20日，為南洋水師預儲駕駛人才，左宗棠上奏清廷，將“澄慶”艦改作練習艦，仍由蔣超英擔任管帶，抽調船政學堂學生及招募江浙沿海水手上船實習，每三年培訓一批。“威遠”家族的第四艘就此也冠上了練習艦頭銜。
“康濟”撥給招商局後，主要在香港南洋一帶航線航行，實際運用中並沒有出現赫德說的危險情況。隨著招商局商船的進一步增多，1884年左右，“康濟”被調撥給同屬李鴻章淮係的北洋水師。和該級軍艦的首艦“威遠”一樣，“康濟”不久也成了練習艦。
1888年，隨著北洋海軍的正式成軍，軍中急需專門用於培訓魚雷專業士兵的練習艦，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遂決定將“康濟”練習艦改為魚雷練習艦。(29)改造的內容主要是添加武備，回到福建船政進行施工，從之後的情況看，“康濟”艦簡直成了武器訓練平台，所裝備的武器型號五花八門。共裝備有80磅瓦瓦蘇爾前膛炮一門，12磅阿姆斯特朗炮兩門，87mm克虜伯舢板炮四門，金陵製造局造10磅前膛炮四門，諾典費爾德機關炮兩門，格林機關炮兩門。由於“康濟”艦體改動餘地較小，這些火炮大都安裝在艙房頂部。除此外，另加備了兩具從德國購買的14英寸魚雷發射管，用於教學訓練。(30)
北洋海軍覆沒後，停靠在劉公島鐵碼頭旁準備運載殘存官兵出島的“康濟”。非常巧合的是，這張照片中“康濟”艦左側海麵那艘露出桅杆的沉船，就是“威遠”艦。
甲午戰爭時，“康濟”艦未參與主要戰事，北洋海軍覆滅後，日軍將其解除武備，歸還給中國，用以運輸提督丁汝昌等人的靈柩，以及殘存的北洋海軍官兵離開劉公島。1896年，清廷重建北洋水師，“康濟”更名為“復濟”，重新充當練習艦，並參與了從日軍手中收回威海衛的儀式。推測於1910年左右退役。
“澄慶”
1879年7月25日，即船政第三號鐵脅輪船“康濟”下水後第五天，船政第四號鐵脅輪船興工建造，仍然屬於“威遠”級。工期如此緊湊的緣由，在於當年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沈葆楨的函商，沈葆楨以南洋海防急需得力軍艦，要求從船政調撥。對於開山之祖的要求，船政的回應相當積極，原本計劃調出“揚武”、“威遠”兩艘軍艦給江南，但當年中俄在西北發生齟牾，福建的海防形勢陷入緊張，無法外調分撥軍艦，遂決定立刻著手用輪機車間仿造出的第二台康邦機器建造一艘新的鐵脅輪船，調給南洋。
船政後學堂首屆學生，中國第一屆留英海軍學生，後來擔任“澄慶”艦管帶的蔣超英。
這時，船政大臣吳贊誠因病離職，赴江蘇求醫，直隸按察使黎兆棠被任命為第四任船政大臣。黎兆棠，字召民，廣東順德人，進士出身。丁日昌調職後，曾與吳贊誠同是第三任船政大臣的候選人。黎兆棠曾任津海關道等職，與治民直隸的李鴻章多有交往。接到清廷任命時，黎兆棠正因“心血過虧，血不養肝”等病在籍休養，病假到期後即奔赴福建，中途留意查看了兩廣總督劉坤一購買的黃埔船塢，又繞道廣東揭陽，拜訪第二任船政大臣丁日昌，當麵求教。
第四任船政大臣到任後，趕巧遇到了船政第四號鐵脅輪船下水。1880年10月22日，黎兆棠率同船政官員，敬拜天後媽祖、江神、土神、船神，主持新船下水儀式，為他到任後問世的第一條船起了一個喜氣洋洋的名字：“澄慶”。(31)
和第三號鐵脅輪船“康濟”採用的商船船型不一樣，“澄慶”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海防目的而造，船型回復成了與“威遠”、“超武”相同的軍艦艦型，各種艦材、輪機均為國造，所有的參數與“威遠”、“超武”完全相同。1880年12月29日，由船政後學堂首屆畢業生、留英歸來的蔣超英擔任管帶，駕艦出海航試，船政大臣黎兆棠隨船監督。航試中測得順風順潮時輪機轉速每分鍾95轉，航速近13節，逆風逆潮時輪機轉速每分鍾91轉，航速約8節。(32)
按照“澄慶”建造初的目的，該艦很快派由蔣超英管帶、吳夢良幫帶，開赴江寧，編入南洋海防。隻不過當初提議撥艦的沈葆楨已經作古，此時在燕子磯頭迎接新艦的是新任兩江總督劉坤一。“澄慶”艦從船政出發時，船政並未裝配任何武備，均留待到南洋以後由南洋出錢解決。黎兆棠在該艦航試時稱，計劃裝備阿姆斯特朗7寸炮1門為主炮，其他另裝備6寸及70磅炮各一門，40磅炮二門，總數上比“威遠”艦的備炮少了二門，推測可能是計劃取消一組側舷炮。實際到達南洋後，裝備到“澄慶”艦上的是160mm克虜伯主炮一門，120mm克虜伯副炮六門。
1881年末，左宗棠受命任職兩江，接替臨時代職的湘軍水師名將彭玉麟。甫抵江蘇，左宗棠即在鎮江、常州、江陰、靖江、南通、蘇州等地視察江蘇沿江防務，熟悉軍情，之後趕赴吳淞口，檢閱江南提督李朝斌統率的南洋軍艦。江麵上群集列陣的軍艦中，“澄慶”赫然在列，“試演大炮，打靶致遠”(33)。1882年，朝鮮爆發壬午兵變，中國出兵幹涉。北洋水師當時軍艦單薄，遂從南洋調用了“澄慶”艦，事件平息後歸還。1883年5月20日，為南洋水師預儲駕駛人才，左宗棠上奏清廷，將“澄慶”艦改作練習艦，仍由蔣超英擔任管帶，抽調船政學堂學生及招募江浙沿海水手上船實習，每三年培訓一批。“威遠”家族的第四艘就此也冠上了練習艦頭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