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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六大名著說官：解析古代政治智慧與權力運籌 作者：史仲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裏先說民心。
首先，構成民心的不是一個因素，而是眾多因素合力的結果。有政治因素，有價值因素，有經濟因素，有文化因素，有民族因素，也有地域因素。以地域和民族因素而論，馬騰、馬超父子在西涼影響很大。 這並不說明馬氏父子就比曹操劉備更為高明，雖然不見得更為高明，但地域人文環境如此，你也必須承認它的合理性。所以馬超雖然有勇而少謀，但還是給曹操造成了大麻煩。後來，馬超雖然失敗得很慘，先投張魯，後降劉備，但他在西涼地域的影響依然存在。劉備死後，曹丕發動五路大軍進犯西蜀，諸葛亮安居平五路，其中一路，就是用馬超對付西番王軻比能。諸葛亮對劉禪奏曰老臣先知西番王軻比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為神威天將軍。臣已先遣一人，星夜馳檄，令馬超緊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憂矣。
民的成份卻又複雜，有農民，有士人，有工匠，也有商人，還有下級官吏，以及其他種種人群。實際上，古人講的人心，不僅包括下層，同樣包括上層。而且，客觀地分析歷史的人心狀況，可以說，上下層之間的關係，既有矛盾，也有統一，矛盾不是絕對的，至少不是絕對激烈、不可調和、不可共存的。如果那樣的話，哪裏還有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呢？
大抵說來，上、下矛盾比較緩和的時代，則上層集團的影響力更大，因為他們對於統治者有更多的影響，而他們本身也擁有更多的財力、物力和政治優勢，文化程度也比較高些。這個時候，能不能得到這些集團的歡心，對於統治者而言，就是至關重要的了。曹操生前，隻有皇帝之實，沒有皇帝之名，和他未曾得到權力集團和貴族階層的全力支持有直接關係。曹丕改變乃父政策，頒布九品官正法，從而贏得上層集團的歡心，於是漢獻帝禪讓皇位，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了。司馬氏集團，向上層社會做出更大讓步，以國財售私慾，一方麵，陰謀得逞，真的當上了皇帝；一方麵，也為後世大亂埋下禍根。這個層麵的問題，暫且打住不議。
但在社會動盪的情況下，尤其在社會發生巨大困難和各種矛盾已激化的情況下，則下層人民的影響，就成為主導因素。例如：歷代奴隸或農民起義就是如此，當然黃巾大起義也不例外。如果說，黃巾起義的幾個領袖，其能力就高於劉備，勝似曹操，那不是事實。但他們代表了民心，老百姓既然已經忍無可忍，於是，他們站出來振臂一呼，便成星火燎原之勢。
這樣看來，民心的向背，就有了四種基本形式。
一種形式，是上、下都比較滿意，這就叫人心順。文景之治的時候就可以說是人心順； 貞觀之治時代，又可以說人心順；光武中興也可以說是人心順。人心順，則上下同心，不用很長時間，便*大興，國運大興。
一種形式，是上順下不順。上順則政權穩固，下不順則民怨四起。民怨四起就有可能發生社會*或者農民起義，但因為國家政權尚屬穩固時期，這時期的起義，多半不能成功。例如黃巾起義就沒成功。因為他們麵對的乃是強大的統治政權，雖然這政權已經十分*，但它的內部凝聚力還在，官僚地主階級對它還抱有希望。一經農民起義的衝擊，它反而更其團結，便運用手中的各種優勢和農民起義軍展開殊死的抗爭。
一種形式，是下順上不順。下順上不順主要的表現是統治集團的內部爭鬥。內部爭鬥往往十分殘忍，如呂後對劉氏集團的殘害，武則天對李氏集團的虐殺，都非常兇殘惡暴。曹氏父子奪取政權，同樣殺了不少人，其中包括一些很有才華的人，也包括很多無辜的人。司馬氏奪取曹氏天下，手段同樣殘忍，或者說更其殘忍。然而宮廷之亂未必是天下大亂，雖然它可能引起天下大亂。但也可能隻是他們內部的相互傾軋。在這種情況下，你愛亂盡管亂去，要流血便流血，要死人便死人，天下的百姓該種地依然種地，該織布依然織布，該做工匠依然做工匠，該婚喪嫁娶依然婚喪嫁娶，所謂”帝力於我何有哉？“但要說明的是，所謂上不順者，既有內部鬥爭激烈而政治依然清明的不順，也有一邊內亂一邊走向昏庸暴虐的不順。這兩種不順，性質既不同，後果也兩樣。
成成敗敗話民心
一種形式，是上不順下也不順。這種情況當真是糟糕透頂，不但天下大亂，而且是整個民族的大災大難。漢末董卓之亂，便屬於此類。東漢末年即《三國演義》描寫的初始階段，真正是多事之秋。前有黃巾起義，後有軍閥混戰，國家沒有寧日，人間沒有太平。死去的人口，有十分之七八之多，所謂”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其中的一大禍根，便是臭名揚千古的董卓。
黃巾起義，全在於民心大亂。董卓之亂，則不但失去民心，而且失去一切人心，所以他雖然來勢洶洶，不可一世，但卻又瘋狂得疾也滅亡得快。
董卓不得人心，因為他給整個中國，尤其是北方人民造成了空前的大災難。如果說袁術之行，最以小人特色而著稱，董卓的行徑，則全是獸行。說獸行都不肯切，因為世間哪有這樣的野獸！他劫皇宮，燒洛陽，驅百官，殺百姓，所過之處，皆為焦土，所遇之民，皆為魚肉。書中說他卓即差鐵騎五千，遍行捉拿洛陽富戶，共數千家，插旗頭上，大書”反臣逆黨“，盡斬於城外，取其金貲。李、郭汜盡驅洛陽之民數百萬口，前赴長安。每百姓一隊，間軍一隊，互相拖押，死於溝壑者，不可勝數。又縱軍士淫*女，奪人糧食，啼哭之聲，震動天地。如有行得遲者，背後三千軍催督，軍士手執白刃，於路殺人。卓臨行，教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並放火燒宗廟宮府。南北兩宮，火焰相接；長樂宮庭，盡為焦土。又差呂布發掘先皇及後妃陵寢，取其金寶。軍士乘勢掘官民故塚殆盡。董卓裝載金珠鍛匹好物數千餘車，劫了天子並後妃等，竟望長安去了。
首先，構成民心的不是一個因素，而是眾多因素合力的結果。有政治因素，有價值因素，有經濟因素，有文化因素，有民族因素，也有地域因素。以地域和民族因素而論，馬騰、馬超父子在西涼影響很大。 這並不說明馬氏父子就比曹操劉備更為高明，雖然不見得更為高明，但地域人文環境如此，你也必須承認它的合理性。所以馬超雖然有勇而少謀，但還是給曹操造成了大麻煩。後來，馬超雖然失敗得很慘，先投張魯，後降劉備，但他在西涼地域的影響依然存在。劉備死後，曹丕發動五路大軍進犯西蜀，諸葛亮安居平五路，其中一路，就是用馬超對付西番王軻比能。諸葛亮對劉禪奏曰老臣先知西番王軻比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為神威天將軍。臣已先遣一人，星夜馳檄，令馬超緊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憂矣。
民的成份卻又複雜，有農民，有士人，有工匠，也有商人，還有下級官吏，以及其他種種人群。實際上，古人講的人心，不僅包括下層，同樣包括上層。而且，客觀地分析歷史的人心狀況，可以說，上下層之間的關係，既有矛盾，也有統一，矛盾不是絕對的，至少不是絕對激烈、不可調和、不可共存的。如果那樣的話，哪裏還有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呢？
大抵說來，上、下矛盾比較緩和的時代，則上層集團的影響力更大，因為他們對於統治者有更多的影響，而他們本身也擁有更多的財力、物力和政治優勢，文化程度也比較高些。這個時候，能不能得到這些集團的歡心，對於統治者而言，就是至關重要的了。曹操生前，隻有皇帝之實，沒有皇帝之名，和他未曾得到權力集團和貴族階層的全力支持有直接關係。曹丕改變乃父政策，頒布九品官正法，從而贏得上層集團的歡心，於是漢獻帝禪讓皇位，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了。司馬氏集團，向上層社會做出更大讓步，以國財售私慾，一方麵，陰謀得逞，真的當上了皇帝；一方麵，也為後世大亂埋下禍根。這個層麵的問題，暫且打住不議。
但在社會動盪的情況下，尤其在社會發生巨大困難和各種矛盾已激化的情況下，則下層人民的影響，就成為主導因素。例如：歷代奴隸或農民起義就是如此，當然黃巾大起義也不例外。如果說，黃巾起義的幾個領袖，其能力就高於劉備，勝似曹操，那不是事實。但他們代表了民心，老百姓既然已經忍無可忍，於是，他們站出來振臂一呼，便成星火燎原之勢。
這樣看來，民心的向背，就有了四種基本形式。
一種形式，是上、下都比較滿意，這就叫人心順。文景之治的時候就可以說是人心順； 貞觀之治時代，又可以說人心順；光武中興也可以說是人心順。人心順，則上下同心，不用很長時間，便*大興，國運大興。
一種形式，是上順下不順。上順則政權穩固，下不順則民怨四起。民怨四起就有可能發生社會*或者農民起義，但因為國家政權尚屬穩固時期，這時期的起義，多半不能成功。例如黃巾起義就沒成功。因為他們麵對的乃是強大的統治政權，雖然這政權已經十分*，但它的內部凝聚力還在，官僚地主階級對它還抱有希望。一經農民起義的衝擊，它反而更其團結，便運用手中的各種優勢和農民起義軍展開殊死的抗爭。
一種形式，是下順上不順。下順上不順主要的表現是統治集團的內部爭鬥。內部爭鬥往往十分殘忍，如呂後對劉氏集團的殘害，武則天對李氏集團的虐殺，都非常兇殘惡暴。曹氏父子奪取政權，同樣殺了不少人，其中包括一些很有才華的人，也包括很多無辜的人。司馬氏奪取曹氏天下，手段同樣殘忍，或者說更其殘忍。然而宮廷之亂未必是天下大亂，雖然它可能引起天下大亂。但也可能隻是他們內部的相互傾軋。在這種情況下，你愛亂盡管亂去，要流血便流血，要死人便死人，天下的百姓該種地依然種地，該織布依然織布，該做工匠依然做工匠，該婚喪嫁娶依然婚喪嫁娶，所謂”帝力於我何有哉？“但要說明的是，所謂上不順者，既有內部鬥爭激烈而政治依然清明的不順，也有一邊內亂一邊走向昏庸暴虐的不順。這兩種不順，性質既不同，後果也兩樣。
成成敗敗話民心
一種形式，是上不順下也不順。這種情況當真是糟糕透頂，不但天下大亂，而且是整個民族的大災大難。漢末董卓之亂，便屬於此類。東漢末年即《三國演義》描寫的初始階段，真正是多事之秋。前有黃巾起義，後有軍閥混戰，國家沒有寧日，人間沒有太平。死去的人口，有十分之七八之多，所謂”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其中的一大禍根，便是臭名揚千古的董卓。
黃巾起義，全在於民心大亂。董卓之亂，則不但失去民心，而且失去一切人心，所以他雖然來勢洶洶，不可一世，但卻又瘋狂得疾也滅亡得快。
董卓不得人心，因為他給整個中國，尤其是北方人民造成了空前的大災難。如果說袁術之行，最以小人特色而著稱，董卓的行徑，則全是獸行。說獸行都不肯切，因為世間哪有這樣的野獸！他劫皇宮，燒洛陽，驅百官，殺百姓，所過之處，皆為焦土，所遇之民，皆為魚肉。書中說他卓即差鐵騎五千，遍行捉拿洛陽富戶，共數千家，插旗頭上，大書”反臣逆黨“，盡斬於城外，取其金貲。李、郭汜盡驅洛陽之民數百萬口，前赴長安。每百姓一隊，間軍一隊，互相拖押，死於溝壑者，不可勝數。又縱軍士淫*女，奪人糧食，啼哭之聲，震動天地。如有行得遲者，背後三千軍催督，軍士手執白刃，於路殺人。卓臨行，教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並放火燒宗廟宮府。南北兩宮，火焰相接；長樂宮庭，盡為焦土。又差呂布發掘先皇及後妃陵寢，取其金寶。軍士乘勢掘官民故塚殆盡。董卓裝載金珠鍛匹好物數千餘車，劫了天子並後妃等，竟望長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