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難想像，這是一幅怎樣愜意的百姓安居樂業的場景啊！或許有人問了，難道宋朝沒有乞丐嗎，那為什麽還會在金庸先生的小說中出現一個人數眾多、體係繁瑣的“丐幫”呢？這還真讓讀者們失望了，宋朝專門設置了收留乞丐的機構。在《宋史·卷一百七十八》中記載著：“若丐者育之於居養院；其病也，療之於安濟坊；其死也，葬之於漏澤園，遂以為常。”所謂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是職能不同的社會福利機構，所以乞丐們吃、住、看病到死國家都承擔了它對公民的責任。這一點就連現如今很多國家都不能做到，可是宋朝卻做到了！
正是因為宋朝有了這樣那樣的福利措施，百姓能夠安居樂業，使這個朝代的人口數量急劇增長。在唐朝，哪怕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之治”時期，中國的人口數量最高值一直都在六七千萬左右徘徊，然而到了1102年，也就是北宋崇寧元年，北宋全國總戶數達到了2026萬戶。宋朝的人口計算以戶為計算單位，假設一戶為5人（父母、夫妻及其子女），那全國人口就已經突破了1億大關。當然這還是保守的估計，畢竟在宋朝並沒有“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每戶5口已經是最低的計算方式。到了1223年，也就是南宋嘉定十六年，南宋全國總數是1267萬戶。在經過了“靖康之恥”、丟失了北邊一半的土地之後，南宋還能夠恢復到這樣的水平，是對南宋統治者的一種肯定。
很多人在談論宋朝的時候會說到，因為宋朝沒有經歷什麽戰爭，也沒有經歷太多的自然災害，所以發展空間一直都是相對穩定的。但是我們來看看史書中的記載就不難發現，兩宋災害頻度之密，蓋與唐代相若，而其強度與廣度則更有過之而無不及，隻因宋朝在賑災這一方麵做得非常出色。
《宋史·卷一百七十六·食貨誌上四》說，漢有常平倉，隋有義倉，都是“利民之良法”。而“義倉以備凶災”，是賑救災民的主要儲備。“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代的製度繼承了前代這些基於“利民”考慮的倉製，“兼存其法焉”。宋太祖承五代之亂，海內多事，義倉製度廢弛。幹德初年，詔令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民飢欲貸充鍾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即計口貸訖，然後奏問”。隨後因輸送煩勞，這一製度未能堅持。淳化三年（992年），京畿豐收，分遣使臣“增價以糴，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飢即下其直予民”。宋真宗鹹平年間，有臣下建議福建“增置惠民倉”，於是“詔諸路申淳化惠民之製”。景德三年（1006年），“言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根據年景適當糴糶以平抑粟價，以救助“災傷州郡”。天禧四年（1020年），“荊湖、川陝、廣南皆增置常平倉”。後來朝臣或有建議“復義倉”者，宋仁宗曾經“命天下立義倉”，然而不久“復罷”。對於義倉置廢，朝廷數次發生爭議。實際的政策也多有反覆。
大自然對宋朝並沒有太多的優惠政策，它同樣歷經了旱災、澇災，而且次數也非常之多。在應對這樣無法抵抗的天災時，宋朝則是採取了最直接有效的辦法——食物救助。
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夠平平淡淡地過一輩子，討個媳婦、生個孩子，有飯吃、有衣穿，偶爾喝上兩盅小酒，這就足矣。盡管世界上總會有一些有野心、有抱負的人，但是那畢竟是極少數中的極少數。當災難來了之後，很多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被打亂了，他們或者是失去了親人，或者是失去了家園，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可更為關鍵的是什麽？那就是他們的溫飽。
如果災民們沒有了可以果腹的食物，就會選擇離開這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去尋找食物，這是人的本能行為。在宋朝，這樣的人群被稱之為“流民”。可是，流民問題對於朝廷來說是非常嚴重的，一直能夠穩定前行的人口普查工作遇到了障礙，緊接著就會影響到農業生產。在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一直就是按照“一個蘿蔔一個坑”這樣的方式進行的，大量的人口無法控製地轉移了，那麽這個地區的農業生產就會留下一大片空白，第二年就會成了荒地，造成耕地的流失。這些說的是受災的地方，那麽那些“流民”又過著怎樣的日子呢？他們或者是來到沒有受災的富庶之地，尋求一份能夠填飽肚子的工作；又或者是迫於現實而做起了小偷；如果身體強壯點的，或許又會進入山林之中做起強盜；而後者因為對社會的不滿，或許會做出更為出格的事情……
估計宋朝的皇帝學過心理學，他太清楚這些災民在受災之後最需要的是什麽，那就是食物。在宋仁宗在位的時候，他設置了一個機構叫做“廣惠倉”。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詳細地記載了此事：
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內之數上之三司。戶不滿萬，留田租千石，萬戶倍之，戶二萬留三千石，三萬留四千石，四萬留五千石，五萬留六千石，七萬留八千石，十萬留萬石。田有餘，則鬻如舊。四年，詔改隸司農寺，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名於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大小均給之。
正是因為宋朝有了這樣那樣的福利措施，百姓能夠安居樂業，使這個朝代的人口數量急劇增長。在唐朝，哪怕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之治”時期，中國的人口數量最高值一直都在六七千萬左右徘徊，然而到了1102年，也就是北宋崇寧元年，北宋全國總戶數達到了2026萬戶。宋朝的人口計算以戶為計算單位，假設一戶為5人（父母、夫妻及其子女），那全國人口就已經突破了1億大關。當然這還是保守的估計，畢竟在宋朝並沒有“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每戶5口已經是最低的計算方式。到了1223年，也就是南宋嘉定十六年，南宋全國總數是1267萬戶。在經過了“靖康之恥”、丟失了北邊一半的土地之後，南宋還能夠恢復到這樣的水平，是對南宋統治者的一種肯定。
很多人在談論宋朝的時候會說到，因為宋朝沒有經歷什麽戰爭，也沒有經歷太多的自然災害，所以發展空間一直都是相對穩定的。但是我們來看看史書中的記載就不難發現，兩宋災害頻度之密，蓋與唐代相若，而其強度與廣度則更有過之而無不及，隻因宋朝在賑災這一方麵做得非常出色。
《宋史·卷一百七十六·食貨誌上四》說，漢有常平倉，隋有義倉，都是“利民之良法”。而“義倉以備凶災”，是賑救災民的主要儲備。“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代的製度繼承了前代這些基於“利民”考慮的倉製，“兼存其法焉”。宋太祖承五代之亂，海內多事，義倉製度廢弛。幹德初年，詔令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民飢欲貸充鍾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即計口貸訖，然後奏問”。隨後因輸送煩勞，這一製度未能堅持。淳化三年（992年），京畿豐收，分遣使臣“增價以糴，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飢即下其直予民”。宋真宗鹹平年間，有臣下建議福建“增置惠民倉”，於是“詔諸路申淳化惠民之製”。景德三年（1006年），“言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根據年景適當糴糶以平抑粟價，以救助“災傷州郡”。天禧四年（1020年），“荊湖、川陝、廣南皆增置常平倉”。後來朝臣或有建議“復義倉”者，宋仁宗曾經“命天下立義倉”，然而不久“復罷”。對於義倉置廢，朝廷數次發生爭議。實際的政策也多有反覆。
大自然對宋朝並沒有太多的優惠政策，它同樣歷經了旱災、澇災，而且次數也非常之多。在應對這樣無法抵抗的天災時，宋朝則是採取了最直接有效的辦法——食物救助。
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夠平平淡淡地過一輩子，討個媳婦、生個孩子，有飯吃、有衣穿，偶爾喝上兩盅小酒，這就足矣。盡管世界上總會有一些有野心、有抱負的人，但是那畢竟是極少數中的極少數。當災難來了之後，很多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被打亂了，他們或者是失去了親人，或者是失去了家園，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可更為關鍵的是什麽？那就是他們的溫飽。
如果災民們沒有了可以果腹的食物，就會選擇離開這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去尋找食物，這是人的本能行為。在宋朝，這樣的人群被稱之為“流民”。可是，流民問題對於朝廷來說是非常嚴重的，一直能夠穩定前行的人口普查工作遇到了障礙，緊接著就會影響到農業生產。在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一直就是按照“一個蘿蔔一個坑”這樣的方式進行的，大量的人口無法控製地轉移了，那麽這個地區的農業生產就會留下一大片空白，第二年就會成了荒地，造成耕地的流失。這些說的是受災的地方，那麽那些“流民”又過著怎樣的日子呢？他們或者是來到沒有受災的富庶之地，尋求一份能夠填飽肚子的工作；又或者是迫於現實而做起了小偷；如果身體強壯點的，或許又會進入山林之中做起強盜；而後者因為對社會的不滿，或許會做出更為出格的事情……
估計宋朝的皇帝學過心理學，他太清楚這些災民在受災之後最需要的是什麽，那就是食物。在宋仁宗在位的時候，他設置了一個機構叫做“廣惠倉”。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詳細地記載了此事：
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內之數上之三司。戶不滿萬，留田租千石，萬戶倍之，戶二萬留三千石，三萬留四千石，四萬留五千石，五萬留六千石，七萬留八千石，十萬留萬石。田有餘，則鬻如舊。四年，詔改隸司農寺，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名於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大小均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