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朝初期，迅速加強集權、造勢、創建“法治”氛圍，是必須的，採用哪一種“術”來達到這種目的就成了關鍵所在。李斯建議秦始皇“焚書”、“坑儒”，如果秦始皇沒有這麽做，就會出現三種局麵。
第一種，秦朝自上而下依舊堅持“法治”，但是採納儒家的建議，那麽秦朝就是這個樣子的——秦不設郡縣，依然分封其他六國為諸侯國，或者給予其他名分，總之，滿足儒家的願望，在諸侯國內部他們可以自主決定思想主流，也就是“一國多製”。這與周天子的天下所不同的是，眾諸侯必須嚴格按照秦朝的法律，秦朝也可以製定相應的法律來控製諸侯國，以防其暗中集結勢力。但這樣一來，最直接的後果就是，秦始皇的座位就又成了眾人爭奪的目標。相當於秦始皇好不容易打下來的江山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麵。
於是，我們開始想像。如果李斯也像董仲舒那樣有忽悠的本事，是不是大秦就不至於那麽短命呢？資產階級自由這在秦朝還隻是妄想，那引領中國跨入法治社會還是有可能的吧？如果是那樣，大秦朝會有怎樣的一番歷史？
不管談及哪種思想主張，拋開時代背景和階級情況，任何一種思想都沒有切實的意義。所以，我們隻談在秦朝時期，多種思想融合後所帶來的後果。與儒家並為顯學卻沒有大放異彩的就是墨家。墨子是平民出身的，他的思想主張偏重於平民的利益，主張“兼愛”、“非攻”、“尚同”、“尚賢”。如果，李斯或者其他什麽能人，以法家思想為主，兼容墨家思想“非攻”、“尚同”、“尚賢”的思想、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並且取儒家思想中不同於“兼愛”的平等原則——“人皆可以為聖賢”、“愛有差等”，以及教育教化民眾的思想，那麽如果把大秦朝的統治思想作為一架飛機，此時就變成了這樣子：以“法”為機身，以“墨”為機翼，以“道”作為窗，而以“儒”作為飛機上的航行燈。
任何一種思想都是以特定階層的利益為出發點的。法家出身於朝廷大臣階層，卻心係統治者和社會發展；儒家出身貴族，偏向於教化百姓安於統治，教化統治者要以道德治國，其實，還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墨家出身於平民百姓，偏向於社會發展、發明創造，希望上下中和，憑能力決定社會地位，這當然是偏向於百姓的；而道家注重個人、個性的發展。
既然“尚同”，那麽所有的人，上至帝王將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必須一樣，隻有一個辦法，就是把秦始皇拉下來，放到秦法之下。這樣，普天之下，具有絕對權威和最高地位的就不會是人，而是法。秦法將位於社會係統的頂層，淩駕於任何人和任何組織單位之上。這樣一來，有幾個好處。一、這就打破了君主專製及後來的中央集權專製，擺脫“人治”，為徹底走向“法治”奠定基礎。二、此時的法律關係到每一個人，既然如此，就必須具有普遍性。所以，製定法律就不會單純地考慮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是取法於各個社會階層，從社會中挖掘適用的規則。三、法律的存在是為了國家的強盛、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們的生活安寧，而不是僅僅為了權力集中，這樣一來，法律就必須是明文規定的，並且是好的。
歷經百年戰亂，百姓需要休養生息，那就先“無為而治”。在國力不亞於西漢初年，秦始皇的魄力和眼光不輸給漢高祖劉邦的情況下，給社會一個相對寬鬆自由的環境，要得一個祥和安樂的開端應該不是難題的。
接下來，就要開始注重發展。儒家在教育思想上占絕對優勢，不僅僅是當時弟子眾多，便於傳播，更因為儒家的道德思想規範是每個人時時刻刻都在實踐的，所以，同時奉行儒家思想，進行社會道德層麵的建設，並且在有法可依的基礎之上，施行“仁政”，這樣一來，百姓自會感恩戴德。
“尚賢”，對新國家建設最有用的不是百萬騎兵，而是會動腦子動嘴皮子動筆桿子的文人。那麽，六國裏麵有才能的人為了謀生，為了實現自身價值或者一世榮華會放棄國家徵召的機會嗎？不會。在秦統一前，來自六國的文才將相就大有人在，更何況升級成為一代王朝的大秦，對於文人的吸引力是足夠的。
最重要的，也是必須的，就是“非攻”。打匈奴不算非攻，擴張地盤兼併小國，理論上算非攻，但是，如果是建國初期鞏固江山的措施，那就該另當別論。大興土木，要得。隻是，把徭役換個說法，換個名稱，就比如說，徵集義務兵，施行打分製。每一個人做多少天，一個家庭就會積累多少分，而這些分可以用來換取不觸及法律的任何東西。
那麽，法律就不會苛求到引起民怨，而民怨就不會積累到爆發起義。社會法製的完善，百姓道德建設，經濟等的發展也就會一一鋪展開來。扶蘇也不會因為進諫而被流放，這麽一來，趙高之流根本就沒有在朝廷為非作歹的機會。人才的選拔也會讓不成器的胡亥有堅強的後盾，而不是單純的傀儡。如果是這樣，全國上下，都不會悲傷。
而國家的根基也就不會動搖，人們安居樂業。盡管戰國時代迸發的政治主張擰成了一股繩牢係江山的安穩，那麽其餘那些學派，例如名家、陰陽家、雜家等等將會有更為優越的條件來交流和發展各自的才能。這樣一來，社會各個範疇內將會是人才濟濟，大秦帝國何愁不穩固！
第一種，秦朝自上而下依舊堅持“法治”，但是採納儒家的建議，那麽秦朝就是這個樣子的——秦不設郡縣，依然分封其他六國為諸侯國，或者給予其他名分，總之，滿足儒家的願望，在諸侯國內部他們可以自主決定思想主流，也就是“一國多製”。這與周天子的天下所不同的是，眾諸侯必須嚴格按照秦朝的法律，秦朝也可以製定相應的法律來控製諸侯國，以防其暗中集結勢力。但這樣一來，最直接的後果就是，秦始皇的座位就又成了眾人爭奪的目標。相當於秦始皇好不容易打下來的江山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麵。
於是，我們開始想像。如果李斯也像董仲舒那樣有忽悠的本事，是不是大秦就不至於那麽短命呢？資產階級自由這在秦朝還隻是妄想，那引領中國跨入法治社會還是有可能的吧？如果是那樣，大秦朝會有怎樣的一番歷史？
不管談及哪種思想主張，拋開時代背景和階級情況，任何一種思想都沒有切實的意義。所以，我們隻談在秦朝時期，多種思想融合後所帶來的後果。與儒家並為顯學卻沒有大放異彩的就是墨家。墨子是平民出身的，他的思想主張偏重於平民的利益，主張“兼愛”、“非攻”、“尚同”、“尚賢”。如果，李斯或者其他什麽能人，以法家思想為主，兼容墨家思想“非攻”、“尚同”、“尚賢”的思想、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並且取儒家思想中不同於“兼愛”的平等原則——“人皆可以為聖賢”、“愛有差等”，以及教育教化民眾的思想，那麽如果把大秦朝的統治思想作為一架飛機，此時就變成了這樣子：以“法”為機身，以“墨”為機翼，以“道”作為窗，而以“儒”作為飛機上的航行燈。
任何一種思想都是以特定階層的利益為出發點的。法家出身於朝廷大臣階層，卻心係統治者和社會發展；儒家出身貴族，偏向於教化百姓安於統治，教化統治者要以道德治國，其實，還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墨家出身於平民百姓，偏向於社會發展、發明創造，希望上下中和，憑能力決定社會地位，這當然是偏向於百姓的；而道家注重個人、個性的發展。
既然“尚同”，那麽所有的人，上至帝王將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必須一樣，隻有一個辦法，就是把秦始皇拉下來，放到秦法之下。這樣，普天之下，具有絕對權威和最高地位的就不會是人，而是法。秦法將位於社會係統的頂層，淩駕於任何人和任何組織單位之上。這樣一來，有幾個好處。一、這就打破了君主專製及後來的中央集權專製，擺脫“人治”，為徹底走向“法治”奠定基礎。二、此時的法律關係到每一個人，既然如此，就必須具有普遍性。所以，製定法律就不會單純地考慮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是取法於各個社會階層，從社會中挖掘適用的規則。三、法律的存在是為了國家的強盛、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們的生活安寧，而不是僅僅為了權力集中，這樣一來，法律就必須是明文規定的，並且是好的。
歷經百年戰亂，百姓需要休養生息，那就先“無為而治”。在國力不亞於西漢初年，秦始皇的魄力和眼光不輸給漢高祖劉邦的情況下，給社會一個相對寬鬆自由的環境，要得一個祥和安樂的開端應該不是難題的。
接下來，就要開始注重發展。儒家在教育思想上占絕對優勢，不僅僅是當時弟子眾多，便於傳播，更因為儒家的道德思想規範是每個人時時刻刻都在實踐的，所以，同時奉行儒家思想，進行社會道德層麵的建設，並且在有法可依的基礎之上，施行“仁政”，這樣一來，百姓自會感恩戴德。
“尚賢”，對新國家建設最有用的不是百萬騎兵，而是會動腦子動嘴皮子動筆桿子的文人。那麽，六國裏麵有才能的人為了謀生，為了實現自身價值或者一世榮華會放棄國家徵召的機會嗎？不會。在秦統一前，來自六國的文才將相就大有人在，更何況升級成為一代王朝的大秦，對於文人的吸引力是足夠的。
最重要的，也是必須的，就是“非攻”。打匈奴不算非攻，擴張地盤兼併小國，理論上算非攻，但是，如果是建國初期鞏固江山的措施，那就該另當別論。大興土木，要得。隻是，把徭役換個說法，換個名稱，就比如說，徵集義務兵，施行打分製。每一個人做多少天，一個家庭就會積累多少分，而這些分可以用來換取不觸及法律的任何東西。
那麽，法律就不會苛求到引起民怨，而民怨就不會積累到爆發起義。社會法製的完善，百姓道德建設，經濟等的發展也就會一一鋪展開來。扶蘇也不會因為進諫而被流放，這麽一來，趙高之流根本就沒有在朝廷為非作歹的機會。人才的選拔也會讓不成器的胡亥有堅強的後盾，而不是單純的傀儡。如果是這樣，全國上下，都不會悲傷。
而國家的根基也就不會動搖，人們安居樂業。盡管戰國時代迸發的政治主張擰成了一股繩牢係江山的安穩，那麽其餘那些學派，例如名家、陰陽家、雜家等等將會有更為優越的條件來交流和發展各自的才能。這樣一來，社會各個範疇內將會是人才濟濟，大秦帝國何愁不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