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北緯30度軸心上最為輝煌的東方思想，中國思想爆發的黃金時代的薪火，隨著秦國的滅亡不復存在，這殘酷的事實不能不令我們感到惋惜。一方麵當時用竹片寫書，手抄並不容易，而且貴，能以手抄形式保存的，應該是少數，而能重新修復的，隻有經典得以保存。有些書肯定從此失傳，所以一定的文化斷裂是肯定會有的。最為重要的，就如郭沫若先生所說的，那種“蓬蓬勃勃發展起來的自由思索的那種精神”在此後的千百年裏，再也沒有像春秋戰國時代那般轟轟烈烈過。
我們還看到，除了焚燒其他諸子的書和禁止談論《詩》《書》之外，還有一條“有願習法令者，以吏為師”。“焚書坑儒”能夠沸沸揚揚傳到今天，還被歷代學者們“炒現飯”一樣地研究，不該拜李斯與秦始皇，而是要拜執筆桿子的人。春秋戰國時代之所以會有百家爭鳴的思想學術繁榮景象，一大原因是孔子所說的“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學在官府”的貴族教育樊籬被打破，文化下移至民眾，學術及思想的傳承沒有因王室貴族的“不說學”而失傳，民間私學的興起為學術的傳承鋪就了一條廣闊的路子。在思想意識形態多樣化的時代，寬鬆自由的空氣為私學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可是，這一派祥和景象在秦始皇的一紙文書下被遏製了，“學在官府”又重新出現。掌握話語權的文人們自然不會放過“添油加醋”的機會，所以，所謂歷史的真麵目也都是文人們摻了太多主觀判斷的文字而已。
恰因為思想的創造力和生命力的一蹶不振，帝國中央集權這種統治方式也沒有多少改觀，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才又迎來了一個思想文化的爆發期。而從漢武帝“獨尊儒術”起，儒家思想的地位幾經沉浮，至今還是主流。
5.堂堂大秦，二世而終
結束百年的春秋戰國之亂，秦始皇這一功績不僅讓他奪得了天下，還在一時間使他以救世主的麵目出現在當時飽受戰火摧殘的人民麵前。以當時的環境和形勢來說，這樣的救世主是應運而生、受到人民歡迎的，在他當皇帝的十多年，並沒有遇到任何像樣的反抗。他作為救世主的地位，是穩固的，為大眾認同的。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秦始皇掌權的十多年間，有五年巡行各地。
前220年，“始皇巡隴西、北地”，“治馳道”。
前219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南登琅琊，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琊台下，復十二歲……”
前218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狼沙中，為盜所驚……”
前217年，“無事”，但《通鑑》有“使黔首自實田”的記載。
前216年，“始皇微行鹹陽……逢盜蘭池。……關中大索二十日”
前215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防。”“始皇巡北邊……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前214年，“發諸嚐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謫遣戍。西北斥逐匈奴，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
前213年，“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議“焚書”。
前212年，“除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穀，直通之”。（《通鑑》雲：“千八百裏，數年不就。”）“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驪山。“立石東海上朐縣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前211年，東郡隕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卦得遊徙吉。”
前210年，“始皇出遊”，“上會稽，祭大禹，而立石刻頌秦德”，“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
從始皇巡行及對全國關注的情況來看，大秦帝國明顯是一個已經在逐步鞏固的政權，而秦始皇的餘生也是在為這個帝國的穩固努力著。我們從太史公的記載中不難看出，始皇多次巡視的主要是東方郡縣，這是因為這些郡縣原本都是六國故地。巡行也不是後世隋煬帝遊江都那般愜意，條件是非常艱苦的，遭遇風雨不說，還有“為盜所驚”的風險，無疑這裏的“盜”就是企圖反抗的六國舊勢力。另外，秦始皇還有包括封禪、刻石、祭祀名山大川之類的活動，無論這些“造勢”行為還是對於疆土內的巡視，都是秦始皇為穩固政權而做的。再有，秦始皇北巡的目的毋庸置疑，自然是為了對付匈奴，逐漸強大的匈奴是新政權的噩夢，發兵“擊胡”、修長城等都是為了穩固疆土。另外，始皇還有“平南越”的功績。從這些對於江山穩固所做的工作來看，我們絲毫沒有看出此時的秦國會在頃刻間土崩瓦解的跡象。
在對內的政策上，秦始皇向著大一統的方向採取了一係列措施。“書同文”、“度同製”、“車同軌”、“行同倫”，統一文字，既有利於國家政策地有效推行又能促進各地之間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統一度量衡製度和貨幣製度，統一車輛寬度，也是為了政策推行及國家管理做的鋪墊。“行同倫”端正民間風俗，這也為提高人民基本倫理道德起了積極作用。這些措施不僅益於實施國家管理，也為民間的文化生活交流帶來了便利。
我們還看到，除了焚燒其他諸子的書和禁止談論《詩》《書》之外，還有一條“有願習法令者，以吏為師”。“焚書坑儒”能夠沸沸揚揚傳到今天，還被歷代學者們“炒現飯”一樣地研究，不該拜李斯與秦始皇，而是要拜執筆桿子的人。春秋戰國時代之所以會有百家爭鳴的思想學術繁榮景象，一大原因是孔子所說的“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學在官府”的貴族教育樊籬被打破，文化下移至民眾，學術及思想的傳承沒有因王室貴族的“不說學”而失傳，民間私學的興起為學術的傳承鋪就了一條廣闊的路子。在思想意識形態多樣化的時代，寬鬆自由的空氣為私學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可是，這一派祥和景象在秦始皇的一紙文書下被遏製了，“學在官府”又重新出現。掌握話語權的文人們自然不會放過“添油加醋”的機會，所以，所謂歷史的真麵目也都是文人們摻了太多主觀判斷的文字而已。
恰因為思想的創造力和生命力的一蹶不振，帝國中央集權這種統治方式也沒有多少改觀，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才又迎來了一個思想文化的爆發期。而從漢武帝“獨尊儒術”起，儒家思想的地位幾經沉浮，至今還是主流。
5.堂堂大秦，二世而終
結束百年的春秋戰國之亂，秦始皇這一功績不僅讓他奪得了天下，還在一時間使他以救世主的麵目出現在當時飽受戰火摧殘的人民麵前。以當時的環境和形勢來說，這樣的救世主是應運而生、受到人民歡迎的，在他當皇帝的十多年，並沒有遇到任何像樣的反抗。他作為救世主的地位，是穩固的，為大眾認同的。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秦始皇掌權的十多年間，有五年巡行各地。
前220年，“始皇巡隴西、北地”，“治馳道”。
前219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南登琅琊，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琊台下，復十二歲……”
前218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狼沙中，為盜所驚……”
前217年，“無事”，但《通鑑》有“使黔首自實田”的記載。
前216年，“始皇微行鹹陽……逢盜蘭池。……關中大索二十日”
前215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防。”“始皇巡北邊……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前214年，“發諸嚐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謫遣戍。西北斥逐匈奴，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
前213年，“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議“焚書”。
前212年，“除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穀，直通之”。（《通鑑》雲：“千八百裏，數年不就。”）“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驪山。“立石東海上朐縣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前211年，東郡隕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卦得遊徙吉。”
前210年，“始皇出遊”，“上會稽，祭大禹，而立石刻頌秦德”，“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
從始皇巡行及對全國關注的情況來看，大秦帝國明顯是一個已經在逐步鞏固的政權，而秦始皇的餘生也是在為這個帝國的穩固努力著。我們從太史公的記載中不難看出，始皇多次巡視的主要是東方郡縣，這是因為這些郡縣原本都是六國故地。巡行也不是後世隋煬帝遊江都那般愜意，條件是非常艱苦的，遭遇風雨不說，還有“為盜所驚”的風險，無疑這裏的“盜”就是企圖反抗的六國舊勢力。另外，秦始皇還有包括封禪、刻石、祭祀名山大川之類的活動，無論這些“造勢”行為還是對於疆土內的巡視，都是秦始皇為穩固政權而做的。再有，秦始皇北巡的目的毋庸置疑，自然是為了對付匈奴，逐漸強大的匈奴是新政權的噩夢，發兵“擊胡”、修長城等都是為了穩固疆土。另外，始皇還有“平南越”的功績。從這些對於江山穩固所做的工作來看，我們絲毫沒有看出此時的秦國會在頃刻間土崩瓦解的跡象。
在對內的政策上，秦始皇向著大一統的方向採取了一係列措施。“書同文”、“度同製”、“車同軌”、“行同倫”，統一文字，既有利於國家政策地有效推行又能促進各地之間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統一度量衡製度和貨幣製度，統一車輛寬度，也是為了政策推行及國家管理做的鋪墊。“行同倫”端正民間風俗，這也為提高人民基本倫理道德起了積極作用。這些措施不僅益於實施國家管理，也為民間的文化生活交流帶來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