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標》激烈批評19 世紀中期以來俄國知識分子中的激進主義傾向，認為產生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知識分子信奉唯物主義這種“最簡單、最低級的空論”，教條主義地對待西方的社會學說。布爾加科夫寫道：“我們知識分子在西方派時期對於西方新的政治和社會思想的理解隻是停留在表麵上，因而把這些思想同最極端、最激進的文化哲學形式聯繫在一起。”格爾申宗更為尖刻地評論說：“就對生活的理解而言，別林斯基以來的我們的政論史完全是一場惡夢。”文集認為，是過分的書生氣導致俄國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趨向於革命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結果，在無政府主義、世界主義和虛無主義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同人民和國家的聯繫。在文集的作者們看來，激進的知識分子具有“愛民主義”、“拜民主義”的思想，他們在考慮自己對人民的義務時，沒有用有關個人責任的觀點去要求人民，相反總是以狂熱的宣傳去影響他們，把知識分子的政治激進主義移植到人民的社會激進本能中去，力圖使自己獲得眾多的信徒而成為巨大的現實力量。這已經不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錯誤，而且也是道義上的錯誤。《路標》所譴責的激進知識分子首先是解放運動中的民主派，從這個意義上說，《路標》是自由主義再次同民主主義拉開距離的標誌。
對於剛剛過去的革命，《路標》的作者表現出了強烈的憎惡。司徒盧威在題為《知識分子與革命》的文章中寫道：“目前，反動的勝利已使許多人或是忘掉我們經歷過的革命的錯誤，或是對此保持沉默。不可能有什麽比這種忘卻更危險的東西了，不可能有什麽比這種沉默更膚淺的東西了。”他把革命視為一場災難，“革命搞得不好……巧妙偽裝起來的挑釁在製造革命方麵起了作用。……工人群眾(工人代表蘇維埃)所發動的兩次大罷工，一係列毫無理性和兇殘的武裝暴動，比這更壞的莫斯科起義，喧鬧的第一屆杜馬選舉，解散杜馬後為進一步的武裝起義所作的準備。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威嚇政府並消滅它。而政府真的被嚇住了，出現了戰地軍事法庭和無休止的死刑。然後，國家的驚嚇成了通常的政治秩序……現在，需要多少年才能使國家走出這一停滯狀態?”格爾申宗的一段話更明白地表達了他們對人民革命的恐懼：“我們是什麽人?我們不僅不應幻想與人民結合，反而應該害怕他甚於害怕政府的刑罰。應該感謝這個政權用刺刀和監獄使我們免受人民的瘋狂之害。”
在1905年的革命高潮中，激進的自由主義在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感染下，願意站在革命一邊去反對專製主義。當時，他們用“美好的”、“強大的”、“健康的”這類形容詞來認識和理解革命，希望革命能帶來自由主義的勝利，就像1789年的法國那樣。但在看到了他們所不能掌握的人民力量之後，他們對這種革命的看法根本改變了，因為它有可能把他們連同專製主義一起掃掉。《路標》充分反映了俄國自由主義的這一轉變。
對革命的否定必然導致回復到傳統的自由主義原則上去，即與專製主義妥協。革命後，無限的專製製度不再存在，但專製主義仍是強大的政治文化力量。《路標》認為，10 月17 日宣言的發表就應該是革命在實質上和形式上的完成。這一觀點就是十月黨人的主張，其實質是自由主義與專製主義聯手，使俄國在立憲改造的道路上緩慢地發展。革命後，以十月黨人為代表的溫和自由主義重新得勢，似乎也說明了俄國自由主義的歷史道路和歷史地位是命中注定的，不同專製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妥協和結合，它就無法存在下去。在俄國這樣一個具有強大的東方式社會生活基礎和傳統的國家裏，自由主義的目標是不可能在把政權排除在外的情況下實現的。
《路標》文集是總結性的，又是懺悔性的。它的結論是，俄國激進的知識分子走錯了路，應該回到正確的方向上來，司徒盧威概括說，俄國知識分子的特點是它具有對於國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這一特點決定了它精神上的膚淺和政治上的不實際，而產生這一特點的原因就是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因此，“知識分子必須重新審查自己的世界觀，其中包括重新認識這個世界觀的基礎——對個人義務的社會主義否定。搬去這塊石頭，這個世界觀的整座建築就被破壞掉了”。隻有這樣，俄國知識分子才能實現“精神上的再生”。
《路標》係統地反映了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哲學和宗教觀點，出版後立即引起強烈反應。官方和右派刊物興高采烈地表示歡迎；布爾什維克稱它為“自由主義者叛變行為的百科全書”；立憲民主黨人或對其中過於露骨處進行更正，或與之論戰，或表示唾棄。但無論如何，它確實可以被認為是俄國自由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路標。
如果說《路標》反映了自由主義轉向與專製主義結盟這一變化，那麽大臣會議主席斯托雷平的改革則意味著專製主義向時代精神的讓步，表明俄國貴族的歐化達到了高潮，他們打算擺脫傳統的束縛，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斯托雷乎改革是繼亞歷山大二世改革之後政府自由主義的又一代表作，其核心是解決土地問題。1902 年以來，農民爭取土地的鬥爭愈演愈烈，而1905年的革命更清楚地表明，不解決這個問題俄國就不會有安寧和發展。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製的條件下消除農民缺地現象，沙皇政府改變了土地政策。1906年11 月9 日的法令允許農民把村社份地確認為私產並退出村社，以期加快農村的分化。這個法令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綱領，標誌著貴族地主階級被迫下決心與傳統決裂，以有利於自己的方式實行比較徹底的資產階級變革。斯托雷平認為，“不用暴力來摧毀陳腐不堪的中世紀的土地占有形式，就不能為俄國的發展清除道路”。他拋棄了官僚地主對半封建的村社的迷戀，採取強力手段破壞村社，讓掌握了金錢的人去購置地產，創造資本主義新農業的基礎。還在1904年時，斯托雷平就曾在給尼古拉二世的報告中分析了俄國農業發展緩慢的原因。他說，村社製度對於農民的整個生活方式具有壓倒一切的影響，“這個製度在人民心目中已經根深蒂固。不能說人民喜愛這個製度，他們隻是不理解其他製度，認為採用其他製度是不可能的。同時俄國農民很喜歡大家一律平等，使大家達到一個水平，但因為不能使群眾都提高到最能幹最聰明的人的水平，所以優秀人物勢必屈從於最壞的和最懶惰的大多數人的見解和意願。”“個人私有製是對村社製的一個自然的平衡力量。它也是秩序得以維護的保證，因為小私有者是國家賴以穩定秩序的細胞”。這番話實際上也就是斯托雷平改革的理論依據。
對於剛剛過去的革命，《路標》的作者表現出了強烈的憎惡。司徒盧威在題為《知識分子與革命》的文章中寫道：“目前，反動的勝利已使許多人或是忘掉我們經歷過的革命的錯誤，或是對此保持沉默。不可能有什麽比這種忘卻更危險的東西了，不可能有什麽比這種沉默更膚淺的東西了。”他把革命視為一場災難，“革命搞得不好……巧妙偽裝起來的挑釁在製造革命方麵起了作用。……工人群眾(工人代表蘇維埃)所發動的兩次大罷工，一係列毫無理性和兇殘的武裝暴動，比這更壞的莫斯科起義，喧鬧的第一屆杜馬選舉，解散杜馬後為進一步的武裝起義所作的準備。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威嚇政府並消滅它。而政府真的被嚇住了，出現了戰地軍事法庭和無休止的死刑。然後，國家的驚嚇成了通常的政治秩序……現在，需要多少年才能使國家走出這一停滯狀態?”格爾申宗的一段話更明白地表達了他們對人民革命的恐懼：“我們是什麽人?我們不僅不應幻想與人民結合，反而應該害怕他甚於害怕政府的刑罰。應該感謝這個政權用刺刀和監獄使我們免受人民的瘋狂之害。”
在1905年的革命高潮中，激進的自由主義在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感染下，願意站在革命一邊去反對專製主義。當時，他們用“美好的”、“強大的”、“健康的”這類形容詞來認識和理解革命，希望革命能帶來自由主義的勝利，就像1789年的法國那樣。但在看到了他們所不能掌握的人民力量之後，他們對這種革命的看法根本改變了，因為它有可能把他們連同專製主義一起掃掉。《路標》充分反映了俄國自由主義的這一轉變。
對革命的否定必然導致回復到傳統的自由主義原則上去，即與專製主義妥協。革命後，無限的專製製度不再存在，但專製主義仍是強大的政治文化力量。《路標》認為，10 月17 日宣言的發表就應該是革命在實質上和形式上的完成。這一觀點就是十月黨人的主張，其實質是自由主義與專製主義聯手，使俄國在立憲改造的道路上緩慢地發展。革命後，以十月黨人為代表的溫和自由主義重新得勢，似乎也說明了俄國自由主義的歷史道路和歷史地位是命中注定的，不同專製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妥協和結合，它就無法存在下去。在俄國這樣一個具有強大的東方式社會生活基礎和傳統的國家裏，自由主義的目標是不可能在把政權排除在外的情況下實現的。
《路標》文集是總結性的，又是懺悔性的。它的結論是，俄國激進的知識分子走錯了路，應該回到正確的方向上來，司徒盧威概括說，俄國知識分子的特點是它具有對於國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這一特點決定了它精神上的膚淺和政治上的不實際，而產生這一特點的原因就是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因此，“知識分子必須重新審查自己的世界觀，其中包括重新認識這個世界觀的基礎——對個人義務的社會主義否定。搬去這塊石頭，這個世界觀的整座建築就被破壞掉了”。隻有這樣，俄國知識分子才能實現“精神上的再生”。
《路標》係統地反映了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哲學和宗教觀點，出版後立即引起強烈反應。官方和右派刊物興高采烈地表示歡迎；布爾什維克稱它為“自由主義者叛變行為的百科全書”；立憲民主黨人或對其中過於露骨處進行更正，或與之論戰，或表示唾棄。但無論如何，它確實可以被認為是俄國自由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路標。
如果說《路標》反映了自由主義轉向與專製主義結盟這一變化，那麽大臣會議主席斯托雷平的改革則意味著專製主義向時代精神的讓步，表明俄國貴族的歐化達到了高潮，他們打算擺脫傳統的束縛，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斯托雷乎改革是繼亞歷山大二世改革之後政府自由主義的又一代表作，其核心是解決土地問題。1902 年以來，農民爭取土地的鬥爭愈演愈烈，而1905年的革命更清楚地表明，不解決這個問題俄國就不會有安寧和發展。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製的條件下消除農民缺地現象，沙皇政府改變了土地政策。1906年11 月9 日的法令允許農民把村社份地確認為私產並退出村社，以期加快農村的分化。這個法令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綱領，標誌著貴族地主階級被迫下決心與傳統決裂，以有利於自己的方式實行比較徹底的資產階級變革。斯托雷平認為，“不用暴力來摧毀陳腐不堪的中世紀的土地占有形式，就不能為俄國的發展清除道路”。他拋棄了官僚地主對半封建的村社的迷戀，採取強力手段破壞村社，讓掌握了金錢的人去購置地產，創造資本主義新農業的基礎。還在1904年時，斯托雷平就曾在給尼古拉二世的報告中分析了俄國農業發展緩慢的原因。他說，村社製度對於農民的整個生活方式具有壓倒一切的影響，“這個製度在人民心目中已經根深蒂固。不能說人民喜愛這個製度，他們隻是不理解其他製度，認為採用其他製度是不可能的。同時俄國農民很喜歡大家一律平等，使大家達到一個水平，但因為不能使群眾都提高到最能幹最聰明的人的水平，所以優秀人物勢必屈從於最壞的和最懶惰的大多數人的見解和意願。”“個人私有製是對村社製的一個自然的平衡力量。它也是秩序得以維護的保證，因為小私有者是國家賴以穩定秩序的細胞”。這番話實際上也就是斯托雷平改革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