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4 年11 月的地方自治代表大會上，有關未來人民代表機構性質的問題引起了分歧。多數人要求的是具有立法權的議會，而少數人隻希望有一個起法律諮詢作用的機關。多數派的思想與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把法的原則作為改造俄國國家製度的基礎，認為政權與人民的關係應由確定的法律秩序來體現。而少數派則強調政權與人民在道德和精神方麵的一致性，認為應該以此來作為改革國家製度的基礎。他們舉了英國的例子來證明這種觀點，說英國君主政權受到的限製不是來自憲法的法律形式，而是來自君主政權對自己與人民代表機構在道義上一致的深刻理解；而俄國的居民也有著宗教性質的感情和願望，它們比法更為有用，並將在國家形式和秩序方麵得到反映，使國家不經劇烈動盪而發展。這種觀點的實質是主張在保持和發揚俄羅斯精神的前提下緩慢地改變國家製度，明顯地表現出斯拉夫派思想的痕跡。但多數派和少數派在另一個重要問題上是一致的，即國家製度的改革要通過和平的途徑、依靠政權和社會的合作來實現。大會擬定的給政府的備忘錄表示，在俄國實現政治自由之前，任何一個具體問題都不能解決，因為國家沒有鞏固的法律秩序；而如果政府不進行改革，社會代表不能廣泛地參與立法活動，也就不會有這種秩序。
解放同盟的多數領導人對地方自治代表大會表現出的妥協傾向感到擔憂。為了阻撓地方自治運動與政府的和解，解放同盟在1904年底組織開展了聲勢很大的“宴會運動”。在以各種名目舉行的宴會上，解放同盟的活動家們不斷發表內容激進、口氣尖銳的演說，其主旨是要求實現民主自由、召開立憲會議。宴會運動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為紀念亞歷山大二世司法改革40 周年的午宴竟有數千名自由主義者和知識分子參加。雖然出席者中不乏受美食誘惑或受好奇心驅使的人，但宴會運動本身仍顯示了自由主義的力量，並加強了自由主義的激進傾向。
俄國在俄日戰爭中的失敗加強了社會的反政府情緒，而在政府內部，“官方的自由主義”也再度抬頭。內務大臣斯維亞托波爾克一米爾斯基為促成政權與社會的合作而指示起草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實行自由主義改革的計劃，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主張吸收選舉產生的社會代表參加立法活動，建立一個協商性的人民代表機關。根據這個奏章的精神，俄國的政治製度和社會生活將發生一些新的變化，其實質是向立憲製度邁出謹慎的一步。然而，尼古啦二世對吸收社會人士參加國務會議的建議持懷疑態度。12 月12 日頒布的詔令刪去了這一關鍵內容，隻是許諾要擴大地方自治機關的權力、使農民逐步取得與其他等級平等的權利、改善非俄羅斯民族和非東正教徒的地位、對工人實行國家保險等。專製製度以自己的頑固立場擴大了它與自由主義的衝突，政府現在麵對的是更加不妥協的社會。
在轟轟烈烈的1905 年，自由主義中的激進傾向成為主流，它的進步性也達到頂點，並在事實上同民主主義結成了反對專製主義的聯盟，還在1904年底，自由主義左翼的影響就已滲入工人運動內部。在工人集會上，時常有人宣讀解放同盟猛烈抨擊專製製度的文章。這種宣傳雖然並不鼓動革命，但也使那些尚未接受過社會民主黨人宣傳的工人逐漸懂得，整個政權都是與勞動者對立的。1905年1 月9 日彼得堡工人的請願活動，與解放派骨幹人物的建議有關。加邦的請願書的內容，也明顯受到了解放同盟綱領的影響。在“流血的星期日”之後，解放同盟在1 月中旬發動它所掌握的各種知識分子組織，展開了“學術團體運動”。莫斯科農業協會率先通過決議抗議1月9日的屠殺，提出了以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記名的投票來選舉立憲會議代表的要求。隨後，彼得堡的工程師、教師、醫師、會計師、藝術家等先後舉行代表大會、成立協會，頻頻舉行討論會、報告會，議論時政，宣講民主製度和革命運動的歷史。如果說宴會運動的主題還隻是立憲，那麽現在人們談論的已是共和國了。激進的自由主義已不再期待由沙皇恩賜一部憲法，而要求召開立憲會議了。
在革命的衝擊和自由主義的壓力下，專製製度已不能照舊維持下去。2 月18 日，沙皇簽署了內務大臣布裏根起草的諭旨，表示在不動搖現存基本法的條件下，允許居民選出的代表更廣泛地參加立法活動。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注意到，這並不意味著專製君主製的改變。因此，他們繼續堅持原有的立場。解放同盟把彼得堡的各個知識分子協會組織成“協會聯合會”。5 月，又在14 個全俄知識分子職業協會的基礎上成立了“全俄協會聯合會”。解放同盟領導人確信，這樣一個組織能吸引各左翼集團，而它的廣泛代表性將使它能夠發揮預備國會的作用。《解放》雜誌直截了當地寫道：“顯然無能的政府應該向民族投降。如果政府不讓步，民族將認為自己是自由的，並廢除不願自動下台的政府。”協會聯合會宣稱：“現政府的繼續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包含著嚴重的威脅，現在，反對這一威脅的一切手段都是合法的……大家要用一切力量、一切手段爭取立即打倒奪去了政權的匪幫，用立憲會議來代替它。”
解放同盟的多數領導人對地方自治代表大會表現出的妥協傾向感到擔憂。為了阻撓地方自治運動與政府的和解，解放同盟在1904年底組織開展了聲勢很大的“宴會運動”。在以各種名目舉行的宴會上，解放同盟的活動家們不斷發表內容激進、口氣尖銳的演說，其主旨是要求實現民主自由、召開立憲會議。宴會運動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為紀念亞歷山大二世司法改革40 周年的午宴竟有數千名自由主義者和知識分子參加。雖然出席者中不乏受美食誘惑或受好奇心驅使的人，但宴會運動本身仍顯示了自由主義的力量，並加強了自由主義的激進傾向。
俄國在俄日戰爭中的失敗加強了社會的反政府情緒，而在政府內部，“官方的自由主義”也再度抬頭。內務大臣斯維亞托波爾克一米爾斯基為促成政權與社會的合作而指示起草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實行自由主義改革的計劃，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主張吸收選舉產生的社會代表參加立法活動，建立一個協商性的人民代表機關。根據這個奏章的精神，俄國的政治製度和社會生活將發生一些新的變化，其實質是向立憲製度邁出謹慎的一步。然而，尼古啦二世對吸收社會人士參加國務會議的建議持懷疑態度。12 月12 日頒布的詔令刪去了這一關鍵內容，隻是許諾要擴大地方自治機關的權力、使農民逐步取得與其他等級平等的權利、改善非俄羅斯民族和非東正教徒的地位、對工人實行國家保險等。專製製度以自己的頑固立場擴大了它與自由主義的衝突，政府現在麵對的是更加不妥協的社會。
在轟轟烈烈的1905 年，自由主義中的激進傾向成為主流，它的進步性也達到頂點，並在事實上同民主主義結成了反對專製主義的聯盟，還在1904年底，自由主義左翼的影響就已滲入工人運動內部。在工人集會上，時常有人宣讀解放同盟猛烈抨擊專製製度的文章。這種宣傳雖然並不鼓動革命，但也使那些尚未接受過社會民主黨人宣傳的工人逐漸懂得，整個政權都是與勞動者對立的。1905年1 月9 日彼得堡工人的請願活動，與解放派骨幹人物的建議有關。加邦的請願書的內容，也明顯受到了解放同盟綱領的影響。在“流血的星期日”之後，解放同盟在1 月中旬發動它所掌握的各種知識分子組織，展開了“學術團體運動”。莫斯科農業協會率先通過決議抗議1月9日的屠殺，提出了以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記名的投票來選舉立憲會議代表的要求。隨後，彼得堡的工程師、教師、醫師、會計師、藝術家等先後舉行代表大會、成立協會，頻頻舉行討論會、報告會，議論時政，宣講民主製度和革命運動的歷史。如果說宴會運動的主題還隻是立憲，那麽現在人們談論的已是共和國了。激進的自由主義已不再期待由沙皇恩賜一部憲法，而要求召開立憲會議了。
在革命的衝擊和自由主義的壓力下，專製製度已不能照舊維持下去。2 月18 日，沙皇簽署了內務大臣布裏根起草的諭旨，表示在不動搖現存基本法的條件下，允許居民選出的代表更廣泛地參加立法活動。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注意到，這並不意味著專製君主製的改變。因此，他們繼續堅持原有的立場。解放同盟把彼得堡的各個知識分子協會組織成“協會聯合會”。5 月，又在14 個全俄知識分子職業協會的基礎上成立了“全俄協會聯合會”。解放同盟領導人確信，這樣一個組織能吸引各左翼集團，而它的廣泛代表性將使它能夠發揮預備國會的作用。《解放》雜誌直截了當地寫道：“顯然無能的政府應該向民族投降。如果政府不讓步，民族將認為自己是自由的，並廢除不願自動下台的政府。”協會聯合會宣稱：“現政府的繼續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包含著嚴重的威脅，現在，反對這一威脅的一切手段都是合法的……大家要用一切力量、一切手段爭取立即打倒奪去了政權的匪幫，用立憲會議來代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