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在改革年代的理論和行動表明，它在本質上是反傳統的，盡管它實現自己目標的方式是與傳統妥協。“俄國的歷史沒有妨礙我們熱愛自由，任何高尚的人都把它作為最高目標來追求。……為了自由，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聯繫被破壞了，偉大的改革把自由帶進了我們的公民生活、法院、地方管理和出版”，而且，它將不會局限於“次要的領域”，而最終要深入到最高政權的組成。——自由主義是這樣看待傳統與變革的。
在70—80 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勢條件下，自由主義反對派推波助瀾，自由主義的理論也趨於激進。齊切林開始認識到，那種認為可以在專製條件下發展自由的意見隻能是美好的幻想，社會應該立即採取措施限製專製製度：“我們不能等待，因為如果我們不能及時著手工作的話，我們將不可避免地走向精神和物質的崩潰。”他注意到，俄國生活正在發生深刻變動，專製製度的支柱——貴族地主階級——已在沒落，財政、工業和商業資產階級正在取代他們的地位；政府無力也不願保證工商業的正常發展，國家麵臨財政枯竭，飢餓和革命運動形成嚴重威脅，這一切把政治變革的任務提上了日程。即使從純粹的經濟角度看，稅收製度也必須改革，而這必將伴隨著整個國家製度的變動：取消幾個世紀以來的特權將導致上層建築的改造。齊切林的結論是：“隻有政治自由能給俄國社會以新的生命。實行代議製是唯一的出路。”首先應當吸收省地方自治會議的代表參加國務會議，讓他們在經過這種“政治生活的學校”後再組織全權的議會。
但亞歷山大二世之死使自由主義退縮了。著名的地方自治活動家德·尼·希波夫說，自由主義覺得自己是有愧的，他們無力繼續改革活動。齊切林聲稱：“我們平靜地等待著政權承認我們的作用。我們應為這一召喚做好準備，以免措手不及。這一召喚已經為時不遠了。……俄國將向世界展示它新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不僅是由上層的行動產生的，也是由人民內部生氣勃勃的自由運動產生的。”在亞歷山大三世的反動年代，自由主義在政治上一直默默無聞地等待著，隻是在地方自治機關內小心翼翼地推進自己的事業。
地方自治機關在地方經濟和社會事務方麵的活動，對於促進俄國文化——尤其是農村文化——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它們紛紛建立農業倉庫和示範實驗站，組織小型信貸和農業合作社，提供技術指導和獸醫服務，還為發展地方交通和通訊而修築道路、開辦郵局。俄國農村和相當一部分城市的醫療保健網是由地方自治機關組織的。地方自治機關中的衛生機關經常對工廠進行衛生監督，傑緬捷夫、艾裏斯曼、波戈日夫等醫生對工人衛生情況的調查結果為列寧同民粹派的鬥爭提供了直接材料，地方自治機關十分重視普及文化，認為開辦學校、對農民進行啟蒙教育能夠為自由主義影響乃至控製農村鋪平道路，並有助於在將來把專製製度轉變為立憲製度。在爭得社會團體和個人開辦學校的權利之後，農村學校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到1881年，地方自治機關已辦了將近1萬所小學，並在農村普遍設立了圖書站或售書點。根據自由主義者的倡議，成立了有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加林—米海洛夫斯基等名人參加的掃盲委員會，積極從事組織夜校和星期日學校、出版大眾圖書、建立大眾圖書館等群眾文化活動。19世紀下半期，俄國居民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特別是文明的生活方式被逐漸引入農村，這與自由主義者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地方自治機關的活動吸引了眾多的進步知識分子。1865 年，在地方自治機關中任職的醫生隻有50名，1880年增加到1021 名。教師、統計人員、農藝師的數量也不斷增加。他們大多是具有犧牲精神的人，擔負著繁重的工作，不計較報酬的菲薄。農村教師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的特點是“擁擠、潮濕、寒冷、清貧”；90 年代初霍亂和傷寒流行時，有60％的地方自治機關醫生因接觸病人而獻出生命；統計人員不辭辛苦，以挨家挨戶調查登記的方式進行工作，以求全麵反映農民生活。
地方自治機關工作人員大多直接參加了解放運動，他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追隨自由主義，並使自由主義運動中的左翼激進傾向不斷發展。還有一部分人則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僅在70 年代，在警察局掛上號的地方自治工作者就有900多人，有些還遭到監禁、苦役和流放。
三、文學的繁榮
同改革前一樣，文學在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中仍占有顯要位置。文學界雖然出現了諸如阿·邁科夫、雅·波隆斯基、阿·費特、阿·康·托爾斯泰等有名望的主張純藝術的作家和詩人，但是，以鼓吹民主進步、反映改革後社會生活為特徵的民主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更是名家輩出、空前活躍，並居於主導地位。涅克拉索夫充滿對人民和祖國深厚感情的詩歌，薩爾蒂科夫—謝德林機智而又尖刻的諷刺作品和寓言故事，屠格涅夫、列·尼·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三大小說家以不同風格和特點描繪俄國生活歷史畫麵的出色小說，都是這些不同文學形式中的最傑出代表和典範。
在70—80 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勢條件下，自由主義反對派推波助瀾，自由主義的理論也趨於激進。齊切林開始認識到，那種認為可以在專製條件下發展自由的意見隻能是美好的幻想，社會應該立即採取措施限製專製製度：“我們不能等待，因為如果我們不能及時著手工作的話，我們將不可避免地走向精神和物質的崩潰。”他注意到，俄國生活正在發生深刻變動，專製製度的支柱——貴族地主階級——已在沒落，財政、工業和商業資產階級正在取代他們的地位；政府無力也不願保證工商業的正常發展，國家麵臨財政枯竭，飢餓和革命運動形成嚴重威脅，這一切把政治變革的任務提上了日程。即使從純粹的經濟角度看，稅收製度也必須改革，而這必將伴隨著整個國家製度的變動：取消幾個世紀以來的特權將導致上層建築的改造。齊切林的結論是：“隻有政治自由能給俄國社會以新的生命。實行代議製是唯一的出路。”首先應當吸收省地方自治會議的代表參加國務會議，讓他們在經過這種“政治生活的學校”後再組織全權的議會。
但亞歷山大二世之死使自由主義退縮了。著名的地方自治活動家德·尼·希波夫說，自由主義覺得自己是有愧的，他們無力繼續改革活動。齊切林聲稱：“我們平靜地等待著政權承認我們的作用。我們應為這一召喚做好準備，以免措手不及。這一召喚已經為時不遠了。……俄國將向世界展示它新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不僅是由上層的行動產生的，也是由人民內部生氣勃勃的自由運動產生的。”在亞歷山大三世的反動年代，自由主義在政治上一直默默無聞地等待著，隻是在地方自治機關內小心翼翼地推進自己的事業。
地方自治機關在地方經濟和社會事務方麵的活動，對於促進俄國文化——尤其是農村文化——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它們紛紛建立農業倉庫和示範實驗站，組織小型信貸和農業合作社，提供技術指導和獸醫服務，還為發展地方交通和通訊而修築道路、開辦郵局。俄國農村和相當一部分城市的醫療保健網是由地方自治機關組織的。地方自治機關中的衛生機關經常對工廠進行衛生監督，傑緬捷夫、艾裏斯曼、波戈日夫等醫生對工人衛生情況的調查結果為列寧同民粹派的鬥爭提供了直接材料，地方自治機關十分重視普及文化，認為開辦學校、對農民進行啟蒙教育能夠為自由主義影響乃至控製農村鋪平道路，並有助於在將來把專製製度轉變為立憲製度。在爭得社會團體和個人開辦學校的權利之後，農村學校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到1881年，地方自治機關已辦了將近1萬所小學，並在農村普遍設立了圖書站或售書點。根據自由主義者的倡議，成立了有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加林—米海洛夫斯基等名人參加的掃盲委員會，積極從事組織夜校和星期日學校、出版大眾圖書、建立大眾圖書館等群眾文化活動。19世紀下半期，俄國居民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特別是文明的生活方式被逐漸引入農村，這與自由主義者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地方自治機關的活動吸引了眾多的進步知識分子。1865 年，在地方自治機關中任職的醫生隻有50名，1880年增加到1021 名。教師、統計人員、農藝師的數量也不斷增加。他們大多是具有犧牲精神的人，擔負著繁重的工作，不計較報酬的菲薄。農村教師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的特點是“擁擠、潮濕、寒冷、清貧”；90 年代初霍亂和傷寒流行時，有60％的地方自治機關醫生因接觸病人而獻出生命；統計人員不辭辛苦，以挨家挨戶調查登記的方式進行工作，以求全麵反映農民生活。
地方自治機關工作人員大多直接參加了解放運動，他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追隨自由主義，並使自由主義運動中的左翼激進傾向不斷發展。還有一部分人則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僅在70 年代，在警察局掛上號的地方自治工作者就有900多人，有些還遭到監禁、苦役和流放。
三、文學的繁榮
同改革前一樣，文學在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中仍占有顯要位置。文學界雖然出現了諸如阿·邁科夫、雅·波隆斯基、阿·費特、阿·康·托爾斯泰等有名望的主張純藝術的作家和詩人，但是，以鼓吹民主進步、反映改革後社會生活為特徵的民主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更是名家輩出、空前活躍，並居於主導地位。涅克拉索夫充滿對人民和祖國深厚感情的詩歌，薩爾蒂科夫—謝德林機智而又尖刻的諷刺作品和寓言故事，屠格涅夫、列·尼·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三大小說家以不同風格和特點描繪俄國生活歷史畫麵的出色小說，都是這些不同文學形式中的最傑出代表和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