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內務大臣瓦盧耶夫向亞歷山大二世建議，在國務會議下設立一個由省自治機關和城市代表機關的代表組成的“全國代表大會”，其職能是討論立法問題，形成決議後交國務會議審議。瓦盧耶夫試圖以這一形式滿足自由主義反對派參與立法和經濟事務的要求。但沙皇政權認為，隻需在地方行政方麵進行改革。1864年1 月頒布了省、縣自治機關條例，規定在省縣兩級設地方自治會議及其執行機關’——地方自治局。地方自治會議是民選機構，每3 年選舉一次，每年召開—次會議。縣地方自治會議代表人數根據本縣人口數從10 人到96 人不等；省地方自治會議的代表一部分由縣自治會議選舉產生，另一部分是固定人員，如省首席貴族、省行政機關首腦和宗教界代表。
與西方國家地方自治機關不同的是，俄國的這類機關帶有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交織的特徵。自治會議代表的選舉根據財產資格分別在地主、市民、村社3 個選舉大會上進行，以保證貴族在自治會議中的優勢。作為執行機關的地方自治局，其主席由上一級行政長官批準任命。
地方自治機關的權力限於地方經濟和社會事務，如發展地方工商業，改進農業技術，解決交通、糧食供應、救濟、保險、教育和衛生等方麵的問題，對監獄、看守所進行監督等。地方自治機關享有一定的獨立性，雖然內務大臣和省長可以否決下一級地方自治機關的決議，但地方自治機關也可以把問題提交參政院裁決。地方自治機關的決定要通過行政權力來實現，但如行政首腦不執行它的決定，它也可以訴諸參政院。
地方自治改革是沙皇政權通過對政治結構作局部調整以避免國家製度發生劇變的一項措施，試圖以此為“有能力的人”提供一個活動領域，把他們的精力吸引到具體事務上來，而使他們同政治願望分離。這一改革從本質上說是專製主義與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的妥協。
司法改革是60 一70 年代結構性改革中比較徹底的一項。司法改革的草案是在俄國著名法學家謝·紮魯德內領導下擬定的，並曾廣泛徵求國內外法學界人士的意見。1864 年11 月頒布的司法章程基本上是以歐洲的司法製度為藍本的。根據法律麵前人人於等的精神，取消了等級法院，對所有人適用同—的司法機構。輕微違法行為和民事訴訟由縣調解法庭審理。每一省設—個法院，審理刑事案件；管轄若幹省的高等司法廳為上訴法院；參政院為終審法院。開始實行公開審判的原則以及陪審員製度和律師製度。
但這項改革也沒有完全消除農奴製時代的傳統。早已過時的《刑法典》沒有進行根本性的修改；政治犯仍可不經審訊而被長期關押或根據行政命令被流放；以當地習俗而非法律作為審理案件原則的鄉農民法庭依然存在；對違法官員的審訊要經其上司同意後方可進行；神職人員隻受教區所屬的特殊法院審理。改革也沒有怎麽改變犯人受到的不人道待遇，而在苦役場和流放地，任何一個地位卑微的官員都可以是掌握犯人命運的皇帝。在這些地方，看不到“開明的”司法改革的成果，但卻能顯示沙皇政權最殘酷、最黑暗的一麵。
以地方自治機關改革和司法改革為主要內容的60一70年代的結構性改革，帶有普魯士道路的特徵，即不徹底性，但終究是順應潮流的。在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自由主義和反映農民願望的革命民主主義都還不可能對國家的發展起決定性作用、專製主義雖遭到削弱但仍足夠強大的條件下，國家的發展隻能通過官方的改革來實現。正如列寧所說的那樣：“如果總的看一看1861 年俄國國家全部結構的改變，那就必然會承認，這種改變是封建君主製向資產階級君主製轉變的道路上的一步。這不僅從經濟觀點來看是正確的，而且從政治觀點來看也是正確的。隻要回憶一下法院方麵、管理方麵、地方自治方麵的改革的性質以及1861年農民改革後所發生的各種類似的改革的性質，就一定會相信這種論斷是正確的，可以對這一步的大小和快慢展開爭論，但是，這一步的方向卻是這樣的明確，並且由後來發生的全部事件說明得這樣清楚，對它未必能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村社傳統與農民意識
農奴製改革使俄國農民在法律上得到了解放，但農民從總體上說仍然處於宗法製傳統文化的影響之下，仍然被束縛於村社這個小天地之中。
在進行農奴製改革時，沙皇政府把村社作為農村的基層行政組織，同時賦予其處理內部事務的自治權，從而使村社具有雙重性質和雙重功能。作為農民在歷史過程中由於共同生活需要而自發形成的民主組織，村社要負責照顧農民的全部生活，保護他們的利益。但作為政府確認的官方組織，村社又是一個行政和警察機構，以連環保的方式對農民加以控製。在經濟方麵，村社最主要的職能是定期按平均原則重分土地，組織農業生產，分派和徵收國家和地方自治機關的稅收、勞役。在行政和司法方麵，村社負責維持治安和村社內部生活準則，預防和懲治輕微犯罪，處理民事糾紛，簽發農民暫離村社外出的證件。在社會方麵，村社代表農民同地主、別的村社和國家發生關係，組織互相合作，接濟貧、病、孤、寡，開辦學校、醫院、圖書館，組織文化活動和宗教生活，舉行宗教節日慶典和有關農業儀式等。
與西方國家地方自治機關不同的是，俄國的這類機關帶有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交織的特徵。自治會議代表的選舉根據財產資格分別在地主、市民、村社3 個選舉大會上進行，以保證貴族在自治會議中的優勢。作為執行機關的地方自治局，其主席由上一級行政長官批準任命。
地方自治機關的權力限於地方經濟和社會事務，如發展地方工商業，改進農業技術，解決交通、糧食供應、救濟、保險、教育和衛生等方麵的問題，對監獄、看守所進行監督等。地方自治機關享有一定的獨立性，雖然內務大臣和省長可以否決下一級地方自治機關的決議，但地方自治機關也可以把問題提交參政院裁決。地方自治機關的決定要通過行政權力來實現，但如行政首腦不執行它的決定，它也可以訴諸參政院。
地方自治改革是沙皇政權通過對政治結構作局部調整以避免國家製度發生劇變的一項措施，試圖以此為“有能力的人”提供一個活動領域，把他們的精力吸引到具體事務上來，而使他們同政治願望分離。這一改革從本質上說是專製主義與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的妥協。
司法改革是60 一70 年代結構性改革中比較徹底的一項。司法改革的草案是在俄國著名法學家謝·紮魯德內領導下擬定的，並曾廣泛徵求國內外法學界人士的意見。1864 年11 月頒布的司法章程基本上是以歐洲的司法製度為藍本的。根據法律麵前人人於等的精神，取消了等級法院，對所有人適用同—的司法機構。輕微違法行為和民事訴訟由縣調解法庭審理。每一省設—個法院，審理刑事案件；管轄若幹省的高等司法廳為上訴法院；參政院為終審法院。開始實行公開審判的原則以及陪審員製度和律師製度。
但這項改革也沒有完全消除農奴製時代的傳統。早已過時的《刑法典》沒有進行根本性的修改；政治犯仍可不經審訊而被長期關押或根據行政命令被流放；以當地習俗而非法律作為審理案件原則的鄉農民法庭依然存在；對違法官員的審訊要經其上司同意後方可進行；神職人員隻受教區所屬的特殊法院審理。改革也沒有怎麽改變犯人受到的不人道待遇，而在苦役場和流放地，任何一個地位卑微的官員都可以是掌握犯人命運的皇帝。在這些地方，看不到“開明的”司法改革的成果，但卻能顯示沙皇政權最殘酷、最黑暗的一麵。
以地方自治機關改革和司法改革為主要內容的60一70年代的結構性改革，帶有普魯士道路的特徵，即不徹底性，但終究是順應潮流的。在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自由主義和反映農民願望的革命民主主義都還不可能對國家的發展起決定性作用、專製主義雖遭到削弱但仍足夠強大的條件下，國家的發展隻能通過官方的改革來實現。正如列寧所說的那樣：“如果總的看一看1861 年俄國國家全部結構的改變，那就必然會承認，這種改變是封建君主製向資產階級君主製轉變的道路上的一步。這不僅從經濟觀點來看是正確的，而且從政治觀點來看也是正確的。隻要回憶一下法院方麵、管理方麵、地方自治方麵的改革的性質以及1861年農民改革後所發生的各種類似的改革的性質，就一定會相信這種論斷是正確的，可以對這一步的大小和快慢展開爭論，但是，這一步的方向卻是這樣的明確，並且由後來發生的全部事件說明得這樣清楚，對它未必能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村社傳統與農民意識
農奴製改革使俄國農民在法律上得到了解放，但農民從總體上說仍然處於宗法製傳統文化的影響之下，仍然被束縛於村社這個小天地之中。
在進行農奴製改革時，沙皇政府把村社作為農村的基層行政組織，同時賦予其處理內部事務的自治權，從而使村社具有雙重性質和雙重功能。作為農民在歷史過程中由於共同生活需要而自發形成的民主組織，村社要負責照顧農民的全部生活，保護他們的利益。但作為政府確認的官方組織，村社又是一個行政和警察機構，以連環保的方式對農民加以控製。在經濟方麵，村社最主要的職能是定期按平均原則重分土地，組織農業生產，分派和徵收國家和地方自治機關的稅收、勞役。在行政和司法方麵，村社負責維持治安和村社內部生活準則，預防和懲治輕微犯罪，處理民事糾紛，簽發農民暫離村社外出的證件。在社會方麵，村社代表農民同地主、別的村社和國家發生關係，組織互相合作，接濟貧、病、孤、寡，開辦學校、醫院、圖書館，組織文化活動和宗教生活，舉行宗教節日慶典和有關農業儀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