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俄國進步思想家大多曾經親歷西方社會，受到西方文明的直接薰陶。安·德·康捷米爾在擔任俄國駐倫敦和巴黎大使期間深受啟蒙學者的影響，翻譯了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劄》和其他一些書，並為在俄國宣傳科學和普及教育寫了許多文章。這個年輕的貴族相信，道德的基礎就是合理的教育，而不是閱讀聖書或聖徒傳記；個人乃至人民的幸福就直接建築在這種基礎之上。這些“合理的、人道的”思想後來曾受到別林斯基的高度讚揚。
隨著西方新的生產組織形式的引進，伊·吉·波索什科夫這樣的經濟學家也應運而生了。在1724年寫成的《論貧困和財富》這本書中，他主張加快發展手工業、工業和商業，把生產和貿易比作國家的生命線。他擁護彼得一世的改革，但具有反對貴族的思想傾向，認為應該用政治的力量來緩和、調整地上與農民的關係，製定法律以限製地主對農民的過分剝奪，把按農奴人數徵收捐稅的辦法改為按土地和播種麵積的大小來實行。
18世紀中葉，在俄國思想的舞台上出現了一位偉大的學者——米·瓦·羅蒙諾索夫(171l 一1765)。羅蒙諾索夫出身於俄國北方一個農民家庭，19 歲時冒充貴族子弟進入莫斯科的斯拉夫——希臘——拉丁學院。1735 年畢業後被選送到彼得堡科學院學習，一年後又奉派到德國的馬爾堡深造。1741年回到彼得堡科學院工作，4 年後成為科學院院士。羅蒙諾索夫學識淵博，不但在物理、化學、地理、天文、文學、語言學和歷史學方麵頗多建樹，而且還是一位十分活躍的啟蒙思想家，他注意到了農奴製度下農民的困苦處境，主張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他認為，人民生活現狀的改變隻能通過發展生產力和普及科學、教育來實現，因此竭力主張繼續彼得大帝所開始的那些旨在促進國家經濟文化發展的改革，提出用科學的成果來發展工業，設立麵向人民的教育和醫療機構，禁止教會對科學和教育的於涉。他還對封建等級觀念提出批評，認為人的地位隻能取決於自己的事業而不是取決於祖先的蔭庇。盡管羅蒙諾索夫還沒有直接地對農奴製度進行批判，但他的思想為正在興起的俄國啟蒙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
18 世紀中期以後，西方的啟蒙浪潮越來越猛烈地衝擊著俄羅斯。伏爾泰、狄德羅、孟德斯鳩、盧梭、馬布裏等名家的著作被大量地譯成俄文出版，其中，僅伏爾泰的俄文版著作就多達60 餘種。當時，莫斯科大學是接受和討論新思想的中心。在這所剛建立不久的大學裏，人道主義、宗教寬容、“開明專製”和“賢明的立法”、先進的經濟理論和教育思想，都是貴族知識分子津津樂道的話題。俄國的啟蒙思想空前活躍，並很快形成為一場聲勢頗大的運動。
揭露和譴責農奴製的殘酷和不人道，主張限製專製君主的權力，是俄國啟蒙運動的主要內容。
在波列諾夫、科捷爾斯基、傑斯尼茨基、諾維科夫等啟蒙學者的著作中，都能看到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和對農奴製度的批判。他們認為，農奴同貴族一樣，是生而平等的；農奴製不僅和博愛精神毫無共同之處，而且使整個國家麵臨瓦解的危險；農民是國家的基礎，“社會的靈魂”，他們保證著社會的幸福和發展、國家的進步和鞏固，應該得到尊重、愛惜和保護，而不應受專橫、暴行和侮辱的對待。有些啟蒙學者指出，即使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農民的處境也必須改善。科捷爾斯基說，要推動農業發展，首先要使農民有生產的興趣，為此應該使農民享有動產和不動產的私有權；當農民擁有自己的產業時，他們就不會逃亡了。波列諾夫主張限製農奴製度，使每周勞役日不超過一天，賦稅額也有明確規定，以便保證農民能從事自己的經濟而不致破產。當時任駐法國和荷蘭大使的德·亞·戈利津在給兄弟的信中寫道：農奴製對俄國沒有好處，它隻能阻礙農業的發展和國家的進步，所以，應該把它連同沙皇製度一起廢除。他提出的具體辦法是：解放無地農民，地主把土地出租給自由農民或使用僱傭勞動力。上述這些關於天賦權利、私有財產、租賃和僱傭的概念，明顯地帶有西方新思想的印記。
在18 世紀下半期俄國啟蒙學者提出的國家政治改革的方案中，也不乏西方自由主義學說的痕跡。曾經師從亞當·斯密的莫斯科大學教授傑斯尼茨基寫了一篇題為《關於俄羅斯帝國建立立法、審判和懲罰權力的概念》的文章，主張設立一個享有立法權的“執政的參政院”，其成員由各省的地主、商人和手工業者選舉產生，每5 年改選一次，以便各地區和各階層的利益能及時在這個機構中得到反映。傑斯尼茨基設想的這個“執政的參政院”的職能與立憲君主製中的立法議會相似。這一旨在限製君主權力的方案顯然受到自由主義中關於權力製衡理論的影響。
著名作家傑·伊·馮維津(1744—1792)也深受立憲思想感染，他也許是當時唯一明確提出政治自由問題的啟蒙思想家。馮維津出生於莫斯科一個貴族之家，從小受到良好教育，在莫斯科大學畢業後到外交部任職。在他看來，如果君主根據理性的呼喚，保持公正和賢明，並且吸收社會賢達參與國政，那麽“這正是一個民族實際的政治自由”。為了實現這個自由，就必須有法律，使每個公民都不害怕濫用權力的現象，使任何人都不會成為某個人的暴行或怪癖的犧牲品。他強調，是人民把政權委託給了君主，因此君主不能變為反人民的暴君，否則，“人民拯救自己的權利是永遠存在並不可動搖的”。他的這些見解對後來十二月黨人的立憲計劃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隨著西方新的生產組織形式的引進，伊·吉·波索什科夫這樣的經濟學家也應運而生了。在1724年寫成的《論貧困和財富》這本書中，他主張加快發展手工業、工業和商業，把生產和貿易比作國家的生命線。他擁護彼得一世的改革，但具有反對貴族的思想傾向，認為應該用政治的力量來緩和、調整地上與農民的關係，製定法律以限製地主對農民的過分剝奪，把按農奴人數徵收捐稅的辦法改為按土地和播種麵積的大小來實行。
18世紀中葉，在俄國思想的舞台上出現了一位偉大的學者——米·瓦·羅蒙諾索夫(171l 一1765)。羅蒙諾索夫出身於俄國北方一個農民家庭，19 歲時冒充貴族子弟進入莫斯科的斯拉夫——希臘——拉丁學院。1735 年畢業後被選送到彼得堡科學院學習，一年後又奉派到德國的馬爾堡深造。1741年回到彼得堡科學院工作，4 年後成為科學院院士。羅蒙諾索夫學識淵博，不但在物理、化學、地理、天文、文學、語言學和歷史學方麵頗多建樹，而且還是一位十分活躍的啟蒙思想家，他注意到了農奴製度下農民的困苦處境，主張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他認為，人民生活現狀的改變隻能通過發展生產力和普及科學、教育來實現，因此竭力主張繼續彼得大帝所開始的那些旨在促進國家經濟文化發展的改革，提出用科學的成果來發展工業，設立麵向人民的教育和醫療機構，禁止教會對科學和教育的於涉。他還對封建等級觀念提出批評，認為人的地位隻能取決於自己的事業而不是取決於祖先的蔭庇。盡管羅蒙諾索夫還沒有直接地對農奴製度進行批判，但他的思想為正在興起的俄國啟蒙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
18 世紀中期以後，西方的啟蒙浪潮越來越猛烈地衝擊著俄羅斯。伏爾泰、狄德羅、孟德斯鳩、盧梭、馬布裏等名家的著作被大量地譯成俄文出版，其中，僅伏爾泰的俄文版著作就多達60 餘種。當時，莫斯科大學是接受和討論新思想的中心。在這所剛建立不久的大學裏，人道主義、宗教寬容、“開明專製”和“賢明的立法”、先進的經濟理論和教育思想，都是貴族知識分子津津樂道的話題。俄國的啟蒙思想空前活躍，並很快形成為一場聲勢頗大的運動。
揭露和譴責農奴製的殘酷和不人道，主張限製專製君主的權力，是俄國啟蒙運動的主要內容。
在波列諾夫、科捷爾斯基、傑斯尼茨基、諾維科夫等啟蒙學者的著作中，都能看到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和對農奴製度的批判。他們認為，農奴同貴族一樣，是生而平等的；農奴製不僅和博愛精神毫無共同之處，而且使整個國家麵臨瓦解的危險；農民是國家的基礎，“社會的靈魂”，他們保證著社會的幸福和發展、國家的進步和鞏固，應該得到尊重、愛惜和保護，而不應受專橫、暴行和侮辱的對待。有些啟蒙學者指出，即使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農民的處境也必須改善。科捷爾斯基說，要推動農業發展，首先要使農民有生產的興趣，為此應該使農民享有動產和不動產的私有權；當農民擁有自己的產業時，他們就不會逃亡了。波列諾夫主張限製農奴製度，使每周勞役日不超過一天，賦稅額也有明確規定，以便保證農民能從事自己的經濟而不致破產。當時任駐法國和荷蘭大使的德·亞·戈利津在給兄弟的信中寫道：農奴製對俄國沒有好處，它隻能阻礙農業的發展和國家的進步，所以，應該把它連同沙皇製度一起廢除。他提出的具體辦法是：解放無地農民，地主把土地出租給自由農民或使用僱傭勞動力。上述這些關於天賦權利、私有財產、租賃和僱傭的概念，明顯地帶有西方新思想的印記。
在18 世紀下半期俄國啟蒙學者提出的國家政治改革的方案中，也不乏西方自由主義學說的痕跡。曾經師從亞當·斯密的莫斯科大學教授傑斯尼茨基寫了一篇題為《關於俄羅斯帝國建立立法、審判和懲罰權力的概念》的文章，主張設立一個享有立法權的“執政的參政院”，其成員由各省的地主、商人和手工業者選舉產生，每5 年改選一次，以便各地區和各階層的利益能及時在這個機構中得到反映。傑斯尼茨基設想的這個“執政的參政院”的職能與立憲君主製中的立法議會相似。這一旨在限製君主權力的方案顯然受到自由主義中關於權力製衡理論的影響。
著名作家傑·伊·馮維津(1744—1792)也深受立憲思想感染，他也許是當時唯一明確提出政治自由問題的啟蒙思想家。馮維津出生於莫斯科一個貴族之家，從小受到良好教育，在莫斯科大學畢業後到外交部任職。在他看來，如果君主根據理性的呼喚，保持公正和賢明，並且吸收社會賢達參與國政，那麽“這正是一個民族實際的政治自由”。為了實現這個自由，就必須有法律，使每個公民都不害怕濫用權力的現象，使任何人都不會成為某個人的暴行或怪癖的犧牲品。他強調，是人民把政權委託給了君主，因此君主不能變為反人民的暴君，否則，“人民拯救自己的權利是永遠存在並不可動搖的”。他的這些見解對後來十二月黨人的立憲計劃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