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蔣堯祥回南京後給上峰的書麵報告則有這樣的說明。他寫道:“竊士(蔣謙稱)與翁自勉為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時至八時委座寢室外之衛兵。士守西門,翁自勉守東門,官長值班者竺侍衛官(培基)。當事變發生時,係六時二十五分左右。初聞汽車開動之聲,未幾拍拍之槍聲破空而起,士即出槍警戒,並即報告竺侍衛官及翁自勉。當奉竺侍衛官命令迅馳下麵查看,急行抵貴妃池後麵(即華清池櫃[院]門外),即發現張部之衛隊七八名……”[35]。蔣堯祥這裏所說的時間,與蔣介石有所不同,前後相距近一小時,相同者均在6點前後。由於蔣介石黑暗中起床,加上槍聲驟起,未必立即注意過時間,因此,蔣堯祥的記述應該更準確些。因蔣堯祥晨6時上崗,絕不可能提前半小時之多,自然也更不可能提前兩三個小時。至於說蔣上崗後是否一定是過了25分鍾聽到槍聲,則未必十分準確。重要的是他6點上崗不久即聽到槍聲,並親眼見到東北軍士兵沖入華清池院內,而這個時間與張學良等報稱晨6時的行動時間恰相符合。


    另外,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從蔣介石及其貼身衛士蔣孝鎮事後的說明中證實捉蔣的行動多半發生於當日早6時左右,而不是淩晨四五點鍾。因為如前所述,無論是蔣介石還是蔣孝鎮均已清楚地告訴我們,他們爬到驪山半山腰時,“天正黎明,晨光微熹”。從華清池後牆出來至蔣藏身的半山腰有多遠?僅500米左右。12月的西安早晨何時開始“晨光微熹”?大約在7點半左右。即使是從驪山上遠望,相信也不能早於7時左右。這麽短的距離,又是逃命,試想,蔣與他的衛士有可能花了兩三個小時以上的時間才爬到哪裏嗎?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事變發生的時間應當在6點以後,蔣與其衛士翻出後牆,因蔣傷了腰,花了大約一個小時爬到驪山半山腰,這時“天正黎明,晨光微熹”。


    根據以上的分析似不難斷定,西安事變的突然爆發,完全是在張學良、楊虎城預定的計劃和指揮這下實施的。在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各部隊已經開始分別向預定目標運動之後,即淩晨5時左右,張學良首先用自己的電台向中共中央通報了事變的消息。同時也進一步通知了劉鼎。劉鼎因此在差不多同一時間也用自己的電台向中共中央通報了這一消息。之後,各部隊先後到達指定位置,並在清晨6時左右開始了突然的軍事行動。整個行動比較順利,除蔣介石一時走脫,其餘各處均很快按預定計劃完成任務。而至天明時分,蔣介石也被發現藏匿於驪山半山腰之草叢中,很快被帶回西安。整個事變發動的軍事行動因此而大功靠民。除蔣介石、陳誠、朱紹良、蔣鼎文等國民黨中央軍政高級官員被扣押外,僅蔣孝先、邵元沖及憲兵一團長陣亡,錢大鈞受傷,西安警察局長馬誌超潛逃,蔣之衛士死亡20多人,其餘城防之憲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軍全部被繳械,整個行動隻用了很短的時間就大功告成了。


    注 釋


    [1] 有關內容參見拙作:《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台)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第二章(西北大聯合計劃)。


    [2] 見《栗又文致史永信》,1982年7月13日,轉見張魁堂:《張學良傳》,東方出版社,1991年,第194頁。


    [3] 前引張魁堂書,第191-192頁。


    [4] 見《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第220,229-231頁[5] 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轉見畢萬聞編:《張學良文集》第2冊,新華出版社,1992年,第1200-1201頁。


    [6] 這裏“楊於也毅蔣時為提停止剿匪事碰釘子”一句中的錯字,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可將楊於理解為兩上人,結果此句可整理為“楊(虎城)於(學忠)也因謁蔣時為提停止剿匪事碰釘子”;一種則將“於”字理解為是發報人當時誤將其後麵的“也”字錯誤顛倒所致,並非指人,如此可照筆者註明者,整理為“楊也於謁蔣時為提停止剿匪事碰釘子”。筆者如此判斷,是因為考慮到以下兩點,其一,楊、於雖均見蔣,但於學忠為東北將領,其對張學良之意圖不甚明了,很難想像於會與楊一同勸蔣停止剿共;其二,就電文本身來看,此句中並無漏字情況,但如將“於”理解為人,則句中明顯地還缺一個“於”字或“因”字。另外,此電中“駐蔣”除從其字義理解外,亦可從其音似理解為“捉蔣”。《葉、劉致中央電》1936年10月20日。


    [7] 有關寧夏戰役情況見拙作:《中國紅軍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方針及其演變》,《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特輯;《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嚐試》,《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8] 張學良前引文。


    [9] 《劉鼎致中央電》1936年11月30日。


    [10] 轉見《毛澤東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617頁。


    [11] 見李雲漢:《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2年,第26頁;張魁堂前引書,第194頁。


    [12] 從李雲漢所舉蔣介石11月2日日記和事變後所寫《西安半月記》中所錄此次談話情況的兩則史料看,恰恰都隻能證明:再赴西安的決定是蔣介石根據自己對情勢的估計做出的,並非張學良的“請求”。見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三,第360頁;蔣中正:《西安半月記》(引言),轉見李雲漢前引書,第42-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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