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電固然說明張已在設想一兩個月後解決問題，實現與紅軍前議之西北大聯合，但考慮到這時距蔣介石到西安來，隻有四天時間，距離西安事變也隻有十二天時間，可以想像，張這時即赴洛陽麵前蔣介石前夕，尚無明確的誘蔣扣蔣方案，他多半是在考慮最後一次向蔣進諫，決心不達目的不止。若再失敗，則要準備與蔣翻臉了。相信“張、楊早蓄劫的陰謀”的學者，顯然認為張學良此時前往洛陽就是以騙蔣去西安為目的。李雲漢先生即明確肯定“張學良於十二月二日前往洛陽晉謁蔣委員長，聲稱西安將有變亂，情勢已迫不及待，請求蔣公親臨撫慰”，蔣對此深不疑，因而再赴西安。張魁堂先生也繪聲繪色地把蔣介石去西安說成是張學良用激將法的結果，稱：當談話中蔣介石聽了張學良的批評後，勃然色變，厲聲說：“你的責任就是剿共，不許到綏遠抗戰，若要不然，就把你換掉”。張學良回答說：“東北軍的士氣，打日本可以，打內戰，難；除非蔣委員長去訓訓話，安慰和鼓勵他們。”蔣介石聽後即對張學良說：“我可以去臨潼每天請一桌客，藉此機會輪流和東北軍將領談話。”[11]
張學良是12月2日單人單機飛往洛陽見蔣的。姑且不論張此行是否真的抱著賺蔣來西安的目的，僅以11月30日張尚無立即發動事變的計劃，還在讓紅軍自己想辦法牽延一兩個月時間，說僅僅兩天之後就立改初衷，迫不及待地要誘蔣而擒之，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事實上，根據劉鼎這時的報告，張此次赴洛陽麵蔣，仍是為了當麵陳述其11月27日請求援緩的理由，並無請蔣來陝之意。而且，李雲漢和張魁堂兩先生這裏也均沒有舉出任何有說服力的史料來證明他們的說法是可靠的。[12]
張學良12月2日赴洛陽多半並無誘蔣來西安意圖的情況，也可以從其他一些史實中看出來。就在張學良赴洛陽的前一天，即12月1日，他得到毛澤東11月30日電，告訴他葉劍英一周後將再來西安與他共同商量兩軍行動“新步驟”。顯然，如果張學良此時有計劃賺蔣來西安生擒之意，他沒有理由不復電要求葉盡快回來。可是，他明知葉計劃一周之後才從保安動身，到達西安可能要到12月中旬以後，卻並不介意，僅復電錶示：“雨蒼（即葉劍英）兄來甚歡迎”。從後來臨近發動事變張學良急電要葉火速前來的情況看，可以判斷，他如果此時已有誘蔣來陝和發動事變的具體打算，他是不會對葉的行期毫不介意的。
同樣，12月2日，即張臨上飛機前，他還曾叮囑劉鼎電告中共中央赴洛意圖，同時要劉將蔣介石新的“剿共”部署報告陝北中共中央，稱12月10日國民黨軍隊各部將全部按新計劃部署完畢。張學良提請中共方麵“立即準備作戰”。此電亦說明張學良這時仍估計12月中旬以後，包括東北軍在內的國民黨軍隊，可能會對紅軍展開大舉圍攻。換言之，張此時尚不存在立即對蔣採取行動，使進攻迅速停止下來的明確打算。
綜上所述，在蔣介石12月初到西安來之前，張學良多半還沒有就何時行動及如何行動作好準備，因此，恐怕不能說張是有預謀有計劃地把蔣騙來西安生擒的。當然，實事求是地說，在蔣介石來西安之前，張也確實有一張大致的時間表，甚至包括採取行動的方式，他也多半已有所設想。因此，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也不是一時頭腦發熱，毫無準備的行動。
2.張學良什麽時候決定發動西安事變的？
張學良最初是在什麽時候開始決定要發動事變“捉蔣”的呢？關於這個問題，目前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如前所述，張學良下決心採取“捉蔣”行動，至少在12月4日蔣介石到了西安之後。問題是在哪一天？有人認為是12月7日下午張學良在臨潼與蔣介石談話勸說失敗後，一回西安就決心“捉蔣”，8日即與楊虎城“初步確定兵諫計劃”。[13]有人認為是12月10日下午張、楊“研究了捉蔣方案，做出了最後的決定”。[14]有人則認為遲至12月11日晚張、楊才秘密會談，決定對蔣實行兵諫。[15]
從新發現的史料得知，張學良初步考慮採取捉蔣行動，應該是在12月7日。在這一天下午，張學良曾有一封急電直接發給葉劍英，說明蔣介石來，仍堅持剿共，故要葉火速趕來西安相商“要事”。
張學良與葉劍英相處一個多月，葉原本即是中共中央任命的代表，又具有相當能力和豐富經驗，故張對葉十分推崇。事變發生後他曾堅持要葉擔任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合組的抗日聯軍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參謀長。因此，張學良在有心發動事變之際，自然會希望盡快與葉相商。而這個時候，葉剛在兩天前致電張，說明他將陪同前去西安轉往新疆以便赴蘇聯就醫的王稼祥，於8日從保安動身，13日左右到達西安。從張學良接葉電後兩天沒有馬上復電的情況可知，5、6兩天他還沒有下如此重大的行動決心。張學良所以會在7日以急電方式要葉馬上趕來西安相商“要事”，明顯地是與他有意發動事變的情況有關。
但是，打算發動事變捉蔣，就此與中共代表相商，並不等於張這時已經下定決心並確定了行動計劃。因此，幾乎所有的著作和回憶錄都肯定，張學良不是在12月10日就是在11日正式決定於12日發動事變的。問題是，究竟是10日，還是11日呢？認為11日才最後決定行動計劃的比較少，其理由是，“蔣介石準備十二日離開西安”，他為此已經在11日晚舉行了一個“告別宴會”。因此，當宴會之後，張學良生怕蔣介石這一走再沒有機會實現其計劃了，於是才急急忙忙地趕到楊虎城將軍的司令部去，於午夜時分召集所有軍級將領，決定了發動事變的時間的具體步驟，然後迅速調集部隊開始行動。[16]
張學良是12月2日單人單機飛往洛陽見蔣的。姑且不論張此行是否真的抱著賺蔣來西安的目的，僅以11月30日張尚無立即發動事變的計劃，還在讓紅軍自己想辦法牽延一兩個月時間，說僅僅兩天之後就立改初衷，迫不及待地要誘蔣而擒之，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事實上，根據劉鼎這時的報告，張此次赴洛陽麵蔣，仍是為了當麵陳述其11月27日請求援緩的理由，並無請蔣來陝之意。而且，李雲漢和張魁堂兩先生這裏也均沒有舉出任何有說服力的史料來證明他們的說法是可靠的。[12]
張學良12月2日赴洛陽多半並無誘蔣來西安意圖的情況，也可以從其他一些史實中看出來。就在張學良赴洛陽的前一天，即12月1日，他得到毛澤東11月30日電，告訴他葉劍英一周後將再來西安與他共同商量兩軍行動“新步驟”。顯然，如果張學良此時有計劃賺蔣來西安生擒之意，他沒有理由不復電要求葉盡快回來。可是，他明知葉計劃一周之後才從保安動身，到達西安可能要到12月中旬以後，卻並不介意，僅復電錶示：“雨蒼（即葉劍英）兄來甚歡迎”。從後來臨近發動事變張學良急電要葉火速前來的情況看，可以判斷，他如果此時已有誘蔣來陝和發動事變的具體打算，他是不會對葉的行期毫不介意的。
同樣，12月2日，即張臨上飛機前，他還曾叮囑劉鼎電告中共中央赴洛意圖，同時要劉將蔣介石新的“剿共”部署報告陝北中共中央，稱12月10日國民黨軍隊各部將全部按新計劃部署完畢。張學良提請中共方麵“立即準備作戰”。此電亦說明張學良這時仍估計12月中旬以後，包括東北軍在內的國民黨軍隊，可能會對紅軍展開大舉圍攻。換言之，張此時尚不存在立即對蔣採取行動，使進攻迅速停止下來的明確打算。
綜上所述，在蔣介石12月初到西安來之前，張學良多半還沒有就何時行動及如何行動作好準備，因此，恐怕不能說張是有預謀有計劃地把蔣騙來西安生擒的。當然，實事求是地說，在蔣介石來西安之前，張也確實有一張大致的時間表，甚至包括採取行動的方式，他也多半已有所設想。因此，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也不是一時頭腦發熱，毫無準備的行動。
2.張學良什麽時候決定發動西安事變的？
張學良最初是在什麽時候開始決定要發動事變“捉蔣”的呢？關於這個問題，目前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如前所述，張學良下決心採取“捉蔣”行動，至少在12月4日蔣介石到了西安之後。問題是在哪一天？有人認為是12月7日下午張學良在臨潼與蔣介石談話勸說失敗後，一回西安就決心“捉蔣”，8日即與楊虎城“初步確定兵諫計劃”。[13]有人認為是12月10日下午張、楊“研究了捉蔣方案，做出了最後的決定”。[14]有人則認為遲至12月11日晚張、楊才秘密會談，決定對蔣實行兵諫。[15]
從新發現的史料得知，張學良初步考慮採取捉蔣行動，應該是在12月7日。在這一天下午，張學良曾有一封急電直接發給葉劍英，說明蔣介石來，仍堅持剿共，故要葉火速趕來西安相商“要事”。
張學良與葉劍英相處一個多月，葉原本即是中共中央任命的代表，又具有相當能力和豐富經驗，故張對葉十分推崇。事變發生後他曾堅持要葉擔任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合組的抗日聯軍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參謀長。因此，張學良在有心發動事變之際，自然會希望盡快與葉相商。而這個時候，葉剛在兩天前致電張，說明他將陪同前去西安轉往新疆以便赴蘇聯就醫的王稼祥，於8日從保安動身，13日左右到達西安。從張學良接葉電後兩天沒有馬上復電的情況可知，5、6兩天他還沒有下如此重大的行動決心。張學良所以會在7日以急電方式要葉馬上趕來西安相商“要事”，明顯地是與他有意發動事變的情況有關。
但是，打算發動事變捉蔣，就此與中共代表相商，並不等於張這時已經下定決心並確定了行動計劃。因此，幾乎所有的著作和回憶錄都肯定，張學良不是在12月10日就是在11日正式決定於12日發動事變的。問題是，究竟是10日，還是11日呢？認為11日才最後決定行動計劃的比較少，其理由是，“蔣介石準備十二日離開西安”，他為此已經在11日晚舉行了一個“告別宴會”。因此，當宴會之後，張學良生怕蔣介石這一走再沒有機會實現其計劃了，於是才急急忙忙地趕到楊虎城將軍的司令部去，於午夜時分召集所有軍級將領，決定了發動事變的時間的具體步驟，然後迅速調集部隊開始行動。[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