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員魏野疇、南漢袁等曾在楊部任過要職，旅團長中有共產黨張漢民、 王泰吉、閻揆要等。“九一八”事變後，深重的民族危機也激起了楊的愛國 思想。1933
年日寇犯熱河時，楊曾要求率部赴華北抗日。同年 5 月，楊在人 員、武器等方麵積極支持民眾抗日同盟軍。同年，楊部在陝南與我紅四方麵
軍達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的協議。當我紅二十五軍北上威脅到他的利益時， 又加上蔣介石命令他打紅軍，於是他就調兵去映南打紅軍。1931 年 1 月，楊
調其囚十二師馮欽哉部一個旅企圖阻擊紅二十五軍，結果被紅軍殲滅了六個 營。2 月，楊又把他的三個警備旅全部用來對付紅二十五軍，並親自到蘭田
指揮，結果第二旅兩個營被殲滅，第三旅五個營被殲滅，第一旅被全殲。總 之，楊虎城在軍事上遭到一連串的慘敗，使他認識到紅軍是打不得的，若再
同紅軍打下去，隻能把老本丟光，最後垮台。楊曾說，部隊被派往打紅軍， 等於一個人被判了無期徒刑。所以，他和張學良一樣，在遭到紅軍的嚴重打
擊之下，也開始考慮同共產黨建立某種關係的問題了。1935 年秋，南漢宸1 派人向楊虎城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楊表示贊同。這一年 12
月，中國共產黨又派汪鋒對楊及西北軍將領進行工作。1936 年春，王炳南奉 中國共產黨的指派從德國回國去做爭取楊的工作。經過多方麵努力，楊虎城
完全接受我黨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張、楊的動向和西北的狀況，蔣介石當然是甚為不滿的。1936 年 10 月
22 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親自“督剿共匪”。28 日，蔣在與張學良談 話時，張露出希望與中國共產黨“妥協的意見”。對此，蔣介石在日記中說：
“漢卿乃如此無知，可為心病。”“張學良要求帶兵抗日，而不願剿共，此
1 有的文章認為不是南漢宸而是申伯純。
其作事無最後五分鍾之堅定也。亦其不知作事應有段落，告一段落後，始可 換一段落，始、終，本、未與節、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嘆！”1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向張、楊提出兩條路：一條是東北軍和十七路軍 全部開赴前線（剿共），不得違抗命令；另一條是如果不願“剿共”，則立
刻將所部調出陝甘。這兩條路對張、楊來說，一條也不能走；如果接受第一 條，不僅在反共戰爭中必然使自己的勢力逐步被削弱，而廣大官兵也不願同
紅軍作戰；如果接受第二條，一旦離開西北地區，兩支軍隊又彼此隔離起來， 那就必然被蔣介石各個擊破，前途不堪設想。既不願聽從命令，又不願離開
西北，那麽怎麽辦呢？張、楊決心先進忠言，希望蔣介石回心轉意，不得已 則用武力。這就是所謂“先忠諫然後兵諫”。
1936 年 12 月 2 日，張學良在洛陽見蔣介石，說明西安情況緊迫，或將 生變，請蔣務必往西安一行。蔣介石也知道情況危急，在這一天日記上說：
“東北軍之兵心，為察綏戰事而動搖，則剿赤之舉，幾將功虧一簣。此實為 國家安危最後之關鍵，故餘不可不進駐西安，以資鎮懾，而貌危局，蓋餘個
人之生死早置諸度外矣！”2在《西安半月記》中，蔣介石在引言中說：“中 正於二次人陝之先，即已察知東北軍剿匪部隊思想龐雜，言動歧異，且有勾
通匪部、自由退卻等種種複雜離奇之報告，甚至謂將有非常之密謀與變亂 者。”但是，蔣介石為了“剿共”，認為“剿共”已到了“最後五分鍾成功
之階段”，所以還是親赴西安。12 月 4 日，蔣介石由洛陽飛往西安，住在西 安東郊臨潼華清池。蔣介石召開西北“剿共”會議，把陳誠、衛立煌、蔣鼎
文、陳繼承、朱紹良等高級將領都召到西安，任蔣鼎文為“剿共”司令，衛 立煌為前敵總指揮，並決定將中央軍三十萬人馬調來西北，準備把張、楊的
部隊調到二線（東北軍調到福建，十七路軍調到安徽），由他親自指揮這所 謂“最後五分鍾”的決戰。7 日，蔣介石再度命令張、楊加緊進剿我陝北革
命根據地。張學良向蔣介石痛哭陳述聯興抗日的道理，蔣介石拍桌子嚴詞訓 張學良說：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變。9 日.西安學生和群眾舉
行大規模的愛國示威遊行，要求團結抗日。蔣介石命令張學良用武力對付手 無寸鐵的學生。張學良趕赴灞橋（由西安市區通往臨潼的必經之地）勸阻。
第二天，張學良向蔣介石談及勸阻滬況。蔣後來在《西安半月記》中說：“漢 卿向餘報告在灞橋對請願者說話，曾謂：‘我可為你們的代表，有活可以代
達，同時，我亦可為委員長代表，可酌量考慮你們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 得體，言時甚得意。餘當即糾正其謬，謂：‘一人決不能做兩方麵代表而站
在中間。所謂信仰領袖，應如此乎？”在這一天日記中，蔣介石說：“對張 學良說話，不可太重。張學良為人小事精明，而心誌不定，可悲也。”1
年日寇犯熱河時，楊曾要求率部赴華北抗日。同年 5 月，楊在人 員、武器等方麵積極支持民眾抗日同盟軍。同年，楊部在陝南與我紅四方麵
軍達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的協議。當我紅二十五軍北上威脅到他的利益時， 又加上蔣介石命令他打紅軍，於是他就調兵去映南打紅軍。1931 年 1 月，楊
調其囚十二師馮欽哉部一個旅企圖阻擊紅二十五軍，結果被紅軍殲滅了六個 營。2 月，楊又把他的三個警備旅全部用來對付紅二十五軍，並親自到蘭田
指揮，結果第二旅兩個營被殲滅，第三旅五個營被殲滅，第一旅被全殲。總 之，楊虎城在軍事上遭到一連串的慘敗，使他認識到紅軍是打不得的，若再
同紅軍打下去，隻能把老本丟光，最後垮台。楊曾說，部隊被派往打紅軍， 等於一個人被判了無期徒刑。所以，他和張學良一樣，在遭到紅軍的嚴重打
擊之下，也開始考慮同共產黨建立某種關係的問題了。1935 年秋，南漢宸1 派人向楊虎城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楊表示贊同。這一年 12
月，中國共產黨又派汪鋒對楊及西北軍將領進行工作。1936 年春，王炳南奉 中國共產黨的指派從德國回國去做爭取楊的工作。經過多方麵努力，楊虎城
完全接受我黨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張、楊的動向和西北的狀況，蔣介石當然是甚為不滿的。1936 年 10 月
22 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親自“督剿共匪”。28 日，蔣在與張學良談 話時，張露出希望與中國共產黨“妥協的意見”。對此，蔣介石在日記中說：
“漢卿乃如此無知，可為心病。”“張學良要求帶兵抗日，而不願剿共，此
1 有的文章認為不是南漢宸而是申伯純。
其作事無最後五分鍾之堅定也。亦其不知作事應有段落，告一段落後，始可 換一段落，始、終，本、未與節、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嘆！”1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向張、楊提出兩條路：一條是東北軍和十七路軍 全部開赴前線（剿共），不得違抗命令；另一條是如果不願“剿共”，則立
刻將所部調出陝甘。這兩條路對張、楊來說，一條也不能走；如果接受第一 條，不僅在反共戰爭中必然使自己的勢力逐步被削弱，而廣大官兵也不願同
紅軍作戰；如果接受第二條，一旦離開西北地區，兩支軍隊又彼此隔離起來， 那就必然被蔣介石各個擊破，前途不堪設想。既不願聽從命令，又不願離開
西北，那麽怎麽辦呢？張、楊決心先進忠言，希望蔣介石回心轉意，不得已 則用武力。這就是所謂“先忠諫然後兵諫”。
1936 年 12 月 2 日，張學良在洛陽見蔣介石，說明西安情況緊迫，或將 生變，請蔣務必往西安一行。蔣介石也知道情況危急，在這一天日記上說：
“東北軍之兵心，為察綏戰事而動搖，則剿赤之舉，幾將功虧一簣。此實為 國家安危最後之關鍵，故餘不可不進駐西安，以資鎮懾，而貌危局，蓋餘個
人之生死早置諸度外矣！”2在《西安半月記》中，蔣介石在引言中說：“中 正於二次人陝之先，即已察知東北軍剿匪部隊思想龐雜，言動歧異，且有勾
通匪部、自由退卻等種種複雜離奇之報告，甚至謂將有非常之密謀與變亂 者。”但是，蔣介石為了“剿共”，認為“剿共”已到了“最後五分鍾成功
之階段”，所以還是親赴西安。12 月 4 日，蔣介石由洛陽飛往西安，住在西 安東郊臨潼華清池。蔣介石召開西北“剿共”會議，把陳誠、衛立煌、蔣鼎
文、陳繼承、朱紹良等高級將領都召到西安，任蔣鼎文為“剿共”司令，衛 立煌為前敵總指揮，並決定將中央軍三十萬人馬調來西北，準備把張、楊的
部隊調到二線（東北軍調到福建，十七路軍調到安徽），由他親自指揮這所 謂“最後五分鍾”的決戰。7 日，蔣介石再度命令張、楊加緊進剿我陝北革
命根據地。張學良向蔣介石痛哭陳述聯興抗日的道理，蔣介石拍桌子嚴詞訓 張學良說：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變。9 日.西安學生和群眾舉
行大規模的愛國示威遊行，要求團結抗日。蔣介石命令張學良用武力對付手 無寸鐵的學生。張學良趕赴灞橋（由西安市區通往臨潼的必經之地）勸阻。
第二天，張學良向蔣介石談及勸阻滬況。蔣後來在《西安半月記》中說：“漢 卿向餘報告在灞橋對請願者說話，曾謂：‘我可為你們的代表，有活可以代
達，同時，我亦可為委員長代表，可酌量考慮你們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 得體，言時甚得意。餘當即糾正其謬，謂：‘一人決不能做兩方麵代表而站
在中間。所謂信仰領袖，應如此乎？”在這一天日記中，蔣介石說：“對張 學良說話，不可太重。張學良為人小事精明，而心誌不定，可悲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