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中國的事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這一批以文化自審的方式關照生活的電影，之所以為西方叫好，恰恰是由於它們的思想背景巧合一般地印證了西方由來已久的文化偏見。對於西方人來說，他們的東方觀總是與最早來到中國的傳教士那些國民性的分析一脈相承，遙遠又緊切地聯繫著。這早已經是一種固定不變的成見。一個西方人，尤其是從來沒有來到過中國的西方人，你給他一個充滿幽默感、性格快樂的中國人形象，他也會搖頭說no，表示不信；你給他一個呆板麻木的形象，他會叫好。而這批電影通常都沒有具體的時代背景，有點超時空的絕對化的味道；人物被放在四麵高牆之中，與各種陰影生活在一起，個個性格怪異，行動詭秘，不是性壓抑就是性變態。這種故事愈強化，愈神秘化，就愈會被西方人認做是經典的東方。因為神秘二字，正體現西方人因文化隔絕而產生的對東方的感受。我雖然不認為這批電影是有意地去"取悅洋人"，但它們的確沒有走出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磁場。他們的文化指針依然對準在亞瑟·亨·史密斯的刻度上。
最後要說的是，我之所以在本文標題《魯迅的功與"過"》的過字上加一個引號，是想表明這個把西方人的東方觀一直糊裏糊塗延續至今的過錯，並不在魯迅身上，而是在我們把魯迅的神化上。這話怎麽講呢？
中國文學有個例外，即魯迅一直是文學中惟一不能批評的作家。也許由於他曾經被毛澤東欽定為"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學家"——先把它在政治上定了"革命"的性，再在前邊加上"偉大"的桂冠，他就變得神聖而不可侵犯了。有人說魯迅如果碰上"文革"，準要遭殃，實際上魯迅在"文革"也一樣"走紅"。一個作家被奉若神明是可悲的。最有活力的作家總是活在褒貶之間的。他原本是一個勇士，卻在他的四周拉上帶電的鐵絲網。他生前不懼怕任何人責罵，死後卻給人插上"禁罵"的牌子。這一來，連國民性問題也沒人敢碰了。多年來，我們把西方傳教士罵得狗血噴頭，但對他們那個真正成問題的"東方主義"卻避開了。傳教士們居然也沾了魯迅的光！
國民性批判問題是複雜的。它是一個概念，兩個內涵。一個是我們自己批評自己；一個是西方人批評我們。後一個批評裏濃重地包含著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它們亦是亦非地糾纏一起。盡管留下的問題十分複雜，但還得說清楚：我們承認魯迅通過國民性批判所做出的歷史功績，甚至也承認西方人所指出的一些確實存在的我們國民性的弊端，卻不能接受西方中心主義者們關於中國"人種"的貶損；我們不應責怪魯迅作為文學家的偏激，卻拒絕傳教士們高傲的姿態。這個區別是本質的——魯迅的目的是警醒自我，激人奮發；而傳教士卻用以證實西方征服東方的合理性。魯迅把國民的劣根性看做一種文化痼疾，應該割除；西方傳教士卻把它看做是一種人種問題，不可救藥。
80年代末，我嚐試使用文學來表達我對傳統文化癥結的認識與發現。我採用辮子、小腳和陰陽八卦，作為傳統文化——主要指封建文化的頑根性、自我束縛力和封閉性自我循環的文化黑箱的一種意象來寫。我之所以沒有像魯迅那樣把這些文化特徵轉變一種人物性格，是因為，隻要我往這方麵一想，馬上就覺得自己成了魯迅的仿製品。能被人模仿是傑出的，叫人無法模仿才是一種偉大和獨有的創造。寫到這裏，即刻停筆，真怕我也把我敬重的人神化。
終結"文革"
今年，我們麵對著兩個紀念日：一個是"文革"發端的三十周年，一個是"文革"崩潰的二十周年。這兩個紀念日給我們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個有如死亡，沉重、壓抑、苦澀，充滿著哀悼的氣息；後一個紀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並不輕鬆。前一個紀念日是理性的、警覺的、反省和追究的；後一個紀念日則是情感的，但這又是一種百感交集。就在這兩個紀念日之間，中國人走過一條比蜀道還要艱難百倍的心靈歷程。
在這個日子裏，我將"文革"受難者的心靈史——《一百個人的十年》最後的篇章完成，畫上了終結的句號。這是一束帶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經埋葬了一代人理想與幸福的"文革"墳墓上，並站在這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語，耳朵裏卻響著我採訪過的那些人如泣如訴的述說，這聲音愈來愈響，頃刻變成那時代如cháo一般巨大而悲涼的轟鳴。
大約八年前，我說我要為普通中國人記載他們的"文革"經歷，直到今日，大約有四千人通過寫信和電話方式要求我成為他們的代言人。一個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洩的快樂，卻能感受到引天下為己任的高尚與莊嚴。在寫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實至高無上的原則，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記錄文革"的使命。
無情的歲月表明，"文革"已是一個歷史概念。但災難性的歷史從來就有兩個含義，即死去的歷史和活著的歷史。死去的歷史徒具殘骸而不能復生，活著的歷史則遺害猶存。活著的歷史屬於現實，死去的歷史才是一種永遠的終結。但終結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卻，不是佯裝不知；而是冷靜的反省與清明的思辨。隻有在災難的句號化為一片良藥時，我們才有權利說"文革"已然終結了。
本書附錄了二十名非"文革"經歷者——即1976年以後出生的人——對"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語。它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悲劇總是在無知中反覆，但不會在覺醒者中間重演。這也是我堅持要把這本書完成的深刻的原故。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還要留出數頁篇幅，以尋求一位懺悔者的自白。盡管我說過："一個沒有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我還說過"純潔的人生從懺悔開始，醜惡的人生自負疚結束"；盡管我也傾聽過一些良心難安的懺悔內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種不折不扣勇敢的懺悔者，還沒有碰到。何日何時，一個被良心驅動的人來叩響我的門板？我想，隻有這種時候到來，我才深信不疑良知與文明已經全然返回——無論是個人，還是整個社會。
當然，我不是責怪無辜的人民。歌德在談起他的德國民族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一想起德國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傷；他們作為個人來說，個個可愛，作為整體來說，卻又那麽可憐。我覺得我們中華民族恰恰相反，作為個人來說，人人都有弱點和缺陷，但作為整個中華民族卻是那麽可愛！
而"文革"，不僅調動了人性的弱點，如人的自私、貪慾、怯弱、妒嫉、虛榮，連人的優點，如忠誠、善良、純樸、勇敢，也化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兩極都被利用，才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然而，這樣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發揮起來，會煥發多麽宏大的創造力？這樣的希望不是已經從今天的現實中看到了嗎？因此，在終結"文革"的日子裏，我們不是喚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歷史的辮子去和一個政治的屍體較量，而是勇敢地麵對自己，清醒地麵對過去，去從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沒有雲翳的屬於明天的太陽來。
一句話，終結"文革"的方式，惟有徹底真實地記住"文革"。
"文革"進入了我們的血液
——《一百個人的十年》新版序言
歷史的圖景一頁一頁無情地翻過。不管它繁花似錦，還是鮮血淋淋。變幻無窮是歷史也是生活的本質。但那些曾經在歷史的黑夜裏受苦受難——甚至死於非命的人們，註定隻是一種可憐的犧牲品嗎？
我們常常會感到，"文革"已成為歷史——
在當今中國，已經看不到任何"文革"的景象。再沒人去穿那種炫耀暴力的"文革"服裝；曾經鋪天蓋地的小小紅寶書已然了無痕跡；充滿了荒唐感的光怪陸離的領袖像章也隻有在古董市場裏才能見到；"文革"話語幾乎成了一種笑料。連那些麵孔肅殺的"階級鬥爭臉兒"和一直盤踞到八十年代的"左爺"們，今兒一個都見不到了。而曾經千千萬萬的受難者呢，是不是正在笑容滿麵地享受著日益充裕的生活？
如果生活是公平的，理應補償他們。
然而，"文革"真的消失得這麽無影無蹤？
如果悲劇真的結束得如此幹淨徹底，我們應該無比慶幸。
可是歷史的大河在地麵消失，往往會轉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陰雲擴散之後，漸漸化為心中的迷霧。
我們不是常常感到，當今中國社會一切難解的癥結，都與"文革"深刻地聯繫著，甚至互為因果。比如，我們缺乏歷史精神，不是與"文革"滅絕傳統有關？我們輕賤自己的文化，不正是"文革"踐踏文化的直接結果？為此，至今我們對自己的文化仍然缺乏光榮感與自信。至於人本精神的低迷輒由於"文革"把封建主義發揮到了極致。更別提"文革"對中國人樸素的人性本質的破壞！"文革"將猜疑與敵意注she到人們的血液裏，如果我們沒有將它徹底地清除出去，在當今充滿現實功利的市場中，它必然會惡性地發酵。
這一批以文化自審的方式關照生活的電影，之所以為西方叫好，恰恰是由於它們的思想背景巧合一般地印證了西方由來已久的文化偏見。對於西方人來說，他們的東方觀總是與最早來到中國的傳教士那些國民性的分析一脈相承，遙遠又緊切地聯繫著。這早已經是一種固定不變的成見。一個西方人，尤其是從來沒有來到過中國的西方人，你給他一個充滿幽默感、性格快樂的中國人形象，他也會搖頭說no，表示不信；你給他一個呆板麻木的形象，他會叫好。而這批電影通常都沒有具體的時代背景，有點超時空的絕對化的味道；人物被放在四麵高牆之中，與各種陰影生活在一起，個個性格怪異，行動詭秘，不是性壓抑就是性變態。這種故事愈強化，愈神秘化，就愈會被西方人認做是經典的東方。因為神秘二字，正體現西方人因文化隔絕而產生的對東方的感受。我雖然不認為這批電影是有意地去"取悅洋人"，但它們的確沒有走出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磁場。他們的文化指針依然對準在亞瑟·亨·史密斯的刻度上。
最後要說的是，我之所以在本文標題《魯迅的功與"過"》的過字上加一個引號，是想表明這個把西方人的東方觀一直糊裏糊塗延續至今的過錯，並不在魯迅身上，而是在我們把魯迅的神化上。這話怎麽講呢？
中國文學有個例外，即魯迅一直是文學中惟一不能批評的作家。也許由於他曾經被毛澤東欽定為"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學家"——先把它在政治上定了"革命"的性，再在前邊加上"偉大"的桂冠，他就變得神聖而不可侵犯了。有人說魯迅如果碰上"文革"，準要遭殃，實際上魯迅在"文革"也一樣"走紅"。一個作家被奉若神明是可悲的。最有活力的作家總是活在褒貶之間的。他原本是一個勇士，卻在他的四周拉上帶電的鐵絲網。他生前不懼怕任何人責罵，死後卻給人插上"禁罵"的牌子。這一來，連國民性問題也沒人敢碰了。多年來，我們把西方傳教士罵得狗血噴頭，但對他們那個真正成問題的"東方主義"卻避開了。傳教士們居然也沾了魯迅的光！
國民性批判問題是複雜的。它是一個概念，兩個內涵。一個是我們自己批評自己；一個是西方人批評我們。後一個批評裏濃重地包含著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它們亦是亦非地糾纏一起。盡管留下的問題十分複雜，但還得說清楚：我們承認魯迅通過國民性批判所做出的歷史功績，甚至也承認西方人所指出的一些確實存在的我們國民性的弊端，卻不能接受西方中心主義者們關於中國"人種"的貶損；我們不應責怪魯迅作為文學家的偏激，卻拒絕傳教士們高傲的姿態。這個區別是本質的——魯迅的目的是警醒自我，激人奮發；而傳教士卻用以證實西方征服東方的合理性。魯迅把國民的劣根性看做一種文化痼疾，應該割除；西方傳教士卻把它看做是一種人種問題，不可救藥。
80年代末，我嚐試使用文學來表達我對傳統文化癥結的認識與發現。我採用辮子、小腳和陰陽八卦，作為傳統文化——主要指封建文化的頑根性、自我束縛力和封閉性自我循環的文化黑箱的一種意象來寫。我之所以沒有像魯迅那樣把這些文化特徵轉變一種人物性格，是因為，隻要我往這方麵一想，馬上就覺得自己成了魯迅的仿製品。能被人模仿是傑出的，叫人無法模仿才是一種偉大和獨有的創造。寫到這裏，即刻停筆，真怕我也把我敬重的人神化。
終結"文革"
今年，我們麵對著兩個紀念日：一個是"文革"發端的三十周年，一個是"文革"崩潰的二十周年。這兩個紀念日給我們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個有如死亡，沉重、壓抑、苦澀，充滿著哀悼的氣息；後一個紀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並不輕鬆。前一個紀念日是理性的、警覺的、反省和追究的；後一個紀念日則是情感的，但這又是一種百感交集。就在這兩個紀念日之間，中國人走過一條比蜀道還要艱難百倍的心靈歷程。
在這個日子裏，我將"文革"受難者的心靈史——《一百個人的十年》最後的篇章完成，畫上了終結的句號。這是一束帶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經埋葬了一代人理想與幸福的"文革"墳墓上，並站在這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語，耳朵裏卻響著我採訪過的那些人如泣如訴的述說，這聲音愈來愈響，頃刻變成那時代如cháo一般巨大而悲涼的轟鳴。
大約八年前，我說我要為普通中國人記載他們的"文革"經歷，直到今日，大約有四千人通過寫信和電話方式要求我成為他們的代言人。一個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洩的快樂，卻能感受到引天下為己任的高尚與莊嚴。在寫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實至高無上的原則，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記錄文革"的使命。
無情的歲月表明，"文革"已是一個歷史概念。但災難性的歷史從來就有兩個含義，即死去的歷史和活著的歷史。死去的歷史徒具殘骸而不能復生，活著的歷史則遺害猶存。活著的歷史屬於現實，死去的歷史才是一種永遠的終結。但終結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卻，不是佯裝不知；而是冷靜的反省與清明的思辨。隻有在災難的句號化為一片良藥時，我們才有權利說"文革"已然終結了。
本書附錄了二十名非"文革"經歷者——即1976年以後出生的人——對"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語。它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悲劇總是在無知中反覆，但不會在覺醒者中間重演。這也是我堅持要把這本書完成的深刻的原故。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還要留出數頁篇幅，以尋求一位懺悔者的自白。盡管我說過："一個沒有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我還說過"純潔的人生從懺悔開始，醜惡的人生自負疚結束"；盡管我也傾聽過一些良心難安的懺悔內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種不折不扣勇敢的懺悔者，還沒有碰到。何日何時，一個被良心驅動的人來叩響我的門板？我想，隻有這種時候到來，我才深信不疑良知與文明已經全然返回——無論是個人，還是整個社會。
當然，我不是責怪無辜的人民。歌德在談起他的德國民族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一想起德國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傷；他們作為個人來說，個個可愛，作為整體來說，卻又那麽可憐。我覺得我們中華民族恰恰相反，作為個人來說，人人都有弱點和缺陷，但作為整個中華民族卻是那麽可愛！
而"文革"，不僅調動了人性的弱點，如人的自私、貪慾、怯弱、妒嫉、虛榮，連人的優點，如忠誠、善良、純樸、勇敢，也化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兩極都被利用，才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然而，這樣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發揮起來，會煥發多麽宏大的創造力？這樣的希望不是已經從今天的現實中看到了嗎？因此，在終結"文革"的日子裏，我們不是喚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歷史的辮子去和一個政治的屍體較量，而是勇敢地麵對自己，清醒地麵對過去，去從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沒有雲翳的屬於明天的太陽來。
一句話，終結"文革"的方式，惟有徹底真實地記住"文革"。
"文革"進入了我們的血液
——《一百個人的十年》新版序言
歷史的圖景一頁一頁無情地翻過。不管它繁花似錦，還是鮮血淋淋。變幻無窮是歷史也是生活的本質。但那些曾經在歷史的黑夜裏受苦受難——甚至死於非命的人們，註定隻是一種可憐的犧牲品嗎？
我們常常會感到，"文革"已成為歷史——
在當今中國，已經看不到任何"文革"的景象。再沒人去穿那種炫耀暴力的"文革"服裝；曾經鋪天蓋地的小小紅寶書已然了無痕跡；充滿了荒唐感的光怪陸離的領袖像章也隻有在古董市場裏才能見到；"文革"話語幾乎成了一種笑料。連那些麵孔肅殺的"階級鬥爭臉兒"和一直盤踞到八十年代的"左爺"們，今兒一個都見不到了。而曾經千千萬萬的受難者呢，是不是正在笑容滿麵地享受著日益充裕的生活？
如果生活是公平的，理應補償他們。
然而，"文革"真的消失得這麽無影無蹤？
如果悲劇真的結束得如此幹淨徹底，我們應該無比慶幸。
可是歷史的大河在地麵消失，往往會轉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陰雲擴散之後，漸漸化為心中的迷霧。
我們不是常常感到，當今中國社會一切難解的癥結，都與"文革"深刻地聯繫著，甚至互為因果。比如，我們缺乏歷史精神，不是與"文革"滅絕傳統有關？我們輕賤自己的文化，不正是"文革"踐踏文化的直接結果？為此，至今我們對自己的文化仍然缺乏光榮感與自信。至於人本精神的低迷輒由於"文革"把封建主義發揮到了極致。更別提"文革"對中國人樸素的人性本質的破壞！"文革"將猜疑與敵意注she到人們的血液裏，如果我們沒有將它徹底地清除出去，在當今充滿現實功利的市場中，它必然會惡性地發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