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年的滋味
龍年頌龍，猴年誇猴，牛年贊牛，馬年呢？友人說，你脫脫俗套說點真實的吧，你屬馬，也最知馬年的滋味。
我回頭一看，倏忽已過了五個馬年。咀嚼一下，每個本命年的滋味竟然全不一樣。
我的第一個馬年是1942年，我出生。本來母親先懷一個孩子，不料小產了，不久就懷上我，倘若那孩子——據說也是個男孩子"地位穩固"，便不會有我。我的出生乃是一種幸中之幸。第一個馬年裏我一落地，就是匹幸運之馬。
第二個馬年是1954年，我十二歲。這一年天下太平。世界上沒有大戰爭，吾國沒有政治運動。我一家人沒病沒災沒禍沒有意外的不幸。今天回憶起那個馬年來，每一天都是笑容。我則無憂無慮地踢球、釣魚、捉蟋蟀、爬房、畫畫、鑽到對門大院內去偷摘蘋果。並且第一次感覺到鄰桌的女孩有種動人的香味。這個馬年我是快樂之馬。
第三個馬年是1966年，我二十四歲。這年大地變成大海。黑風白浪，翻天覆地。我的家被紅衛兵占領四十天，占領者每人執一木棒或鐵棍，將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理想與夢想全都淋漓盡致地搗個粉碎。那一年我看到了生活的反麵，人的負麵，並發現隻有漆黑的夜裏才是最安全的。我還有三分鍾的精神錯亂。這一馬年我是受難之馬。
第四個馬年是1978年，我三十六歲。這一年我住在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裏寫小說。第一次拿到了散發著油墨香味的自己的書《義和拳》。但我真正走進文學還是因為投入了當時思想解放的洪流。到處參加座談會，每個會都是激情洋溢，人人發言都有耀眼的火花。那是個熱血沸騰的時代。作家們都為自己的思想而寫作。我"膽大妄為"地寫了傷痕文學《鋪花的歧路》。這小說原名叫《創傷》，由於書稿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引起激烈爭論，誤了發表，而盧新華的《傷痕》出來了，便改名為《鋪花的歧路》。這情況直到11月才有轉機。一是由於茅盾先生表示對我的支持，二是被李小林要走，拿到剛剛復刊的《收穫》上發表。我便一下子站到當時文學的"風口浪尖"上。這一馬年對於我，是從掙紮之馬到脫韁之馬。
第五個馬年是1990年，我四十八歲。我的創作出現困頓，無人解惑，便暫停了寫作。打算理一理自己的腦袋，再走下邊的路。在迷惘與焦灼中重拾畫筆，卻意外地開始了闊別久矣的繪畫生涯。世人不知我的"前身"為畫家，吃驚於我；我卻不知這些年竟積累如此深厚的人生感受，萬般情境，揮筆即來，我也吃驚於自己。在藝術創作中最美好的感覺莫過於叫自己吃驚。於是發現，稿紙之外還有一片無涯的天地，心情隨之豁然。這一年的我，可謂突圍之馬。
回首五個馬年才知，這馬年的滋味，酸甜苦辣，駁雜種種。何況本命年隻是人生的驛站。各站之間長長的十二年的征程中，還有說不盡的曲折婉轉。我不知別人的本命馬年是何滋味，反正人生況味，都是五味俱全。五味之中，苦味為首。那麽，在這個將至的馬年裏，我這匹馬又該如何？
前幾天，請友人治印兩方，皆屬閑文。一方是"一甲子"，一方是"老驥"。這"老驥"二字，不過是乘一時之興，借用曹操的詩，以寓誌在千裏罷了。可是反過來，我又笑自己不肯甘守寂寞，總用種種近憂遠慮來折磨自己。看來這一年我註定是奔波之馬了？
年夜思
民間有些話真是意味無窮，比如"大年根兒"。一年的日子即將用盡，就好比一棵樹，最後隻剩一點根兒——每每說到這話的時候，便會感受到歲月的空寥，還有歲月的深濃。我總會去想，人生的年華，到底是過一天少一天，還是過一天多一天？
今年算冷夠勁兒了。絕跡多年的雪掛與冰柱也都奇蹟般地出現。據說近些年溫溫吞吞的暖冬是厄爾尼諾之所為；而今年大地這迷人的銀裝素裹則歸功於拉尼娜。聽起來，拉尼娜像是女性的稱呼，厄爾尼諾卻似男性的名字。看來，女性比起男性總是風情萬種。在這久違的大雪裏，沒有汙垢與陰影，夜空被照得發亮，那些點燈的窗子充滿金色而幽深的溫暖。隻有在這種濃密的大雪中的年，才更有情味。中國人的年是紅色的，與喜事同一顏色。人間的紅和大自然的銀白相配，是年的標準色。那飛雪中飄舞的紅吊錢，被燈籠的光映紅了的雪，還有雪地上一片片分外鮮紅的鞭炮碎屑，深深嵌入我們兒時對年的情感裏。
舊時的年夜主要是三個節目。一是吃年飯，一是子午交接時燃放煙花炮竹，一是熬夜。兒時的我，首先熱衷的自然是鞭炮。那時我住在舊英租界的大理道。鞭炮都是父親遣人到宮北大街的炮市上去買，用三輪運回家。我懷裏抱著那種心愛的彩色封皮的"炮打雙燈"，自然瞧不見打扮得花枝招展而得意洋洋的姐姐和妹妹們。至於熬夜，年年都是信誓旦旦，說非要熬到天明，結果年年都是在劈劈啪啪的鞭炮聲裏，不勝睏乏，眼皮打架，連怎麽躺下、脫鞋和脫衣也不知道。早晨睜眼，一個通紅的大紅蘋果就在眼前，由於太近而顯得特別大。那是老時候的例兒，據說年夜裏放個蘋果在孩子枕邊，可以保平安。
在兒時，我從來沒把年夜飯看得特別非凡。隻以為那頓飯菜不過更豐盛些罷了。可是輪到我自己成人又成家，身陷生活與社會的重圍裏，年飯就漸漸變得格外的重要了。
每到年根兒，主要的事就是張羅這頓年飯。70年代的店鋪還沒有市場觀念。賣主是上帝。凍雞凍鴨以及豬頭都扔在店門外的地上。豬的"後座"是用鍘刀切著賣；凍成大方坨子的帶魚要在馬路上摔開。做年飯的第一項大工程，是要費很大的力氣把這些帶著原始氣息的葷腥整理出來。記憶中的年飯是一碗燉肉，兩碟炒菜，還有炸花生米，鬆花蛋，涼拌海蜇和妻子拿手的辣黃瓜皮——當然每樣都是一點。此外還有一樣必不可少的，那是一隻我們寧波人特有的紅燒鴨子，但在70年代吃這種鴨子未免奢侈，每年隻能在年飯中吃到一次。這樣一頓年飯，在當時可以說達到了生活的極致。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年飯一直是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最真實的上限的"水位"。我說的中國人當然是指普通百姓，決不是官宦人家。年的珍貴，往往就是因為人們把生活的企望實現在此時的飯桌上。那些歲月，年就是人生中一年一度用盡全力來實現出來的生活的理想啊！平日裏把現實理想化，過年時把理想現實化。這是中國人對年的一個偉大的創造。
然而，這年飯還有更深的意義。由於年飯是團圓飯。就是這頓年飯，召喚著天南海北的家庭成員，一年一次地聚在一起。為了重溫昨日在一起時的歡樂，還是相互祝願在海角天涯都能前程無礙和人壽年豐？此刻杯中的酒，碗裏的菜，都是添加的一種甜蜜蜜的黏和劑罷了。那時，父親在世，年年都去他家，鑽進他的陰暗的小屋，陪他吃年飯。他那時挨整。每天的懲罰是打掃十三個廁所，冬天裏便池結冰，就要動手去清理。據說"打掃廁所就是打掃自己腦袋裏的思想"。於是我們的年飯就有了另一層意願——叫他暫時忘了現實！可是我們很難使他開心地笑起來。有時一笑，好似痙攣，反倒不如不笑為好。父親這奇特而痛苦的表情就被我收藏在關於年的記憶中。每年的年夜都會拿出來看一看。
舊時中國人的年，總是要請諸神下界。那無非是人生太苦，想請神仙們幫一幫人間的忙。但人們真的相信有哪位神仙會伸手幫一下嗎？中國人在長期封建桎梏中的生存方式是麻痹自己。1967年我給我那時居住的八平米的小屋起名字叫寬齋。寬是心寬，這是對自己的一種寬慰；寬也是從寬，這是對那個殘酷的時代的一種可憐的癡望。但起了這名字之後我的一段生活反倒像被鉗子死死鉗住了一樣。記得那年午夜放炮時，炸傷了右手的虎口，以致很長時候不能握筆。
我有時奇怪。像舊時的年，不過吃一點肉，放幾個炮。但人們過年怎麽會有這麽大的勁頭？那時沒有電視春節晚會，沒有新春音樂會和新商品展銷，更沒有全家福大餐。可是今天有了這一切，為什麽竟埋怨年味太淡？我們懷念往日的年味，可是如果真的按照那種方式過一次年，一定會覺得它更加空洞乏味了吧！
我想，這是不是因為我們一直誤解了年？
我們總以為年是大吃大喝。這種認識的反麵便是，有吃有喝之後，年就沒什麽了。其實，吃喝隻是一種載體，更重要的年賦予它的意義。比如吃年飯時的團圓感、親情、孝心，以及對美好未來的希冀與祝願。正為此，愈是缺憾的時候，渴望才來得更加強烈。年是被一種渴望撐大的。那麽，年到底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當然它首先是精神的！它決不是民族年度的服裝節與食品節。而是我們民族一年一度的生活情感的大爆發，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大團聚，是現實夢想的大表現。正因為這樣，年由來已久；年永世不絕。隻要我們對生活的嚮往與追求緊擁不棄，年的燈籠就一定會在大年根兒紅紅地照亮。
龍年頌龍，猴年誇猴，牛年贊牛，馬年呢？友人說，你脫脫俗套說點真實的吧，你屬馬，也最知馬年的滋味。
我回頭一看，倏忽已過了五個馬年。咀嚼一下，每個本命年的滋味竟然全不一樣。
我的第一個馬年是1942年，我出生。本來母親先懷一個孩子，不料小產了，不久就懷上我，倘若那孩子——據說也是個男孩子"地位穩固"，便不會有我。我的出生乃是一種幸中之幸。第一個馬年裏我一落地，就是匹幸運之馬。
第二個馬年是1954年，我十二歲。這一年天下太平。世界上沒有大戰爭，吾國沒有政治運動。我一家人沒病沒災沒禍沒有意外的不幸。今天回憶起那個馬年來，每一天都是笑容。我則無憂無慮地踢球、釣魚、捉蟋蟀、爬房、畫畫、鑽到對門大院內去偷摘蘋果。並且第一次感覺到鄰桌的女孩有種動人的香味。這個馬年我是快樂之馬。
第三個馬年是1966年，我二十四歲。這年大地變成大海。黑風白浪，翻天覆地。我的家被紅衛兵占領四十天，占領者每人執一木棒或鐵棍，將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理想與夢想全都淋漓盡致地搗個粉碎。那一年我看到了生活的反麵，人的負麵，並發現隻有漆黑的夜裏才是最安全的。我還有三分鍾的精神錯亂。這一馬年我是受難之馬。
第四個馬年是1978年，我三十六歲。這一年我住在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裏寫小說。第一次拿到了散發著油墨香味的自己的書《義和拳》。但我真正走進文學還是因為投入了當時思想解放的洪流。到處參加座談會，每個會都是激情洋溢，人人發言都有耀眼的火花。那是個熱血沸騰的時代。作家們都為自己的思想而寫作。我"膽大妄為"地寫了傷痕文學《鋪花的歧路》。這小說原名叫《創傷》，由於書稿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引起激烈爭論，誤了發表，而盧新華的《傷痕》出來了，便改名為《鋪花的歧路》。這情況直到11月才有轉機。一是由於茅盾先生表示對我的支持，二是被李小林要走，拿到剛剛復刊的《收穫》上發表。我便一下子站到當時文學的"風口浪尖"上。這一馬年對於我，是從掙紮之馬到脫韁之馬。
第五個馬年是1990年，我四十八歲。我的創作出現困頓，無人解惑，便暫停了寫作。打算理一理自己的腦袋，再走下邊的路。在迷惘與焦灼中重拾畫筆，卻意外地開始了闊別久矣的繪畫生涯。世人不知我的"前身"為畫家，吃驚於我；我卻不知這些年竟積累如此深厚的人生感受，萬般情境，揮筆即來，我也吃驚於自己。在藝術創作中最美好的感覺莫過於叫自己吃驚。於是發現，稿紙之外還有一片無涯的天地，心情隨之豁然。這一年的我，可謂突圍之馬。
回首五個馬年才知，這馬年的滋味，酸甜苦辣，駁雜種種。何況本命年隻是人生的驛站。各站之間長長的十二年的征程中，還有說不盡的曲折婉轉。我不知別人的本命馬年是何滋味，反正人生況味，都是五味俱全。五味之中，苦味為首。那麽，在這個將至的馬年裏，我這匹馬又該如何？
前幾天，請友人治印兩方，皆屬閑文。一方是"一甲子"，一方是"老驥"。這"老驥"二字，不過是乘一時之興，借用曹操的詩，以寓誌在千裏罷了。可是反過來，我又笑自己不肯甘守寂寞，總用種種近憂遠慮來折磨自己。看來這一年我註定是奔波之馬了？
年夜思
民間有些話真是意味無窮，比如"大年根兒"。一年的日子即將用盡，就好比一棵樹，最後隻剩一點根兒——每每說到這話的時候，便會感受到歲月的空寥，還有歲月的深濃。我總會去想，人生的年華，到底是過一天少一天，還是過一天多一天？
今年算冷夠勁兒了。絕跡多年的雪掛與冰柱也都奇蹟般地出現。據說近些年溫溫吞吞的暖冬是厄爾尼諾之所為；而今年大地這迷人的銀裝素裹則歸功於拉尼娜。聽起來，拉尼娜像是女性的稱呼，厄爾尼諾卻似男性的名字。看來，女性比起男性總是風情萬種。在這久違的大雪裏，沒有汙垢與陰影，夜空被照得發亮，那些點燈的窗子充滿金色而幽深的溫暖。隻有在這種濃密的大雪中的年，才更有情味。中國人的年是紅色的，與喜事同一顏色。人間的紅和大自然的銀白相配，是年的標準色。那飛雪中飄舞的紅吊錢，被燈籠的光映紅了的雪，還有雪地上一片片分外鮮紅的鞭炮碎屑，深深嵌入我們兒時對年的情感裏。
舊時的年夜主要是三個節目。一是吃年飯，一是子午交接時燃放煙花炮竹，一是熬夜。兒時的我，首先熱衷的自然是鞭炮。那時我住在舊英租界的大理道。鞭炮都是父親遣人到宮北大街的炮市上去買，用三輪運回家。我懷裏抱著那種心愛的彩色封皮的"炮打雙燈"，自然瞧不見打扮得花枝招展而得意洋洋的姐姐和妹妹們。至於熬夜，年年都是信誓旦旦，說非要熬到天明，結果年年都是在劈劈啪啪的鞭炮聲裏，不勝睏乏，眼皮打架，連怎麽躺下、脫鞋和脫衣也不知道。早晨睜眼，一個通紅的大紅蘋果就在眼前，由於太近而顯得特別大。那是老時候的例兒，據說年夜裏放個蘋果在孩子枕邊，可以保平安。
在兒時，我從來沒把年夜飯看得特別非凡。隻以為那頓飯菜不過更豐盛些罷了。可是輪到我自己成人又成家，身陷生活與社會的重圍裏，年飯就漸漸變得格外的重要了。
每到年根兒，主要的事就是張羅這頓年飯。70年代的店鋪還沒有市場觀念。賣主是上帝。凍雞凍鴨以及豬頭都扔在店門外的地上。豬的"後座"是用鍘刀切著賣；凍成大方坨子的帶魚要在馬路上摔開。做年飯的第一項大工程，是要費很大的力氣把這些帶著原始氣息的葷腥整理出來。記憶中的年飯是一碗燉肉，兩碟炒菜，還有炸花生米，鬆花蛋，涼拌海蜇和妻子拿手的辣黃瓜皮——當然每樣都是一點。此外還有一樣必不可少的，那是一隻我們寧波人特有的紅燒鴨子，但在70年代吃這種鴨子未免奢侈，每年隻能在年飯中吃到一次。這樣一頓年飯，在當時可以說達到了生活的極致。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年飯一直是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最真實的上限的"水位"。我說的中國人當然是指普通百姓，決不是官宦人家。年的珍貴，往往就是因為人們把生活的企望實現在此時的飯桌上。那些歲月，年就是人生中一年一度用盡全力來實現出來的生活的理想啊！平日裏把現實理想化，過年時把理想現實化。這是中國人對年的一個偉大的創造。
然而，這年飯還有更深的意義。由於年飯是團圓飯。就是這頓年飯，召喚著天南海北的家庭成員，一年一次地聚在一起。為了重溫昨日在一起時的歡樂，還是相互祝願在海角天涯都能前程無礙和人壽年豐？此刻杯中的酒，碗裏的菜，都是添加的一種甜蜜蜜的黏和劑罷了。那時，父親在世，年年都去他家，鑽進他的陰暗的小屋，陪他吃年飯。他那時挨整。每天的懲罰是打掃十三個廁所，冬天裏便池結冰，就要動手去清理。據說"打掃廁所就是打掃自己腦袋裏的思想"。於是我們的年飯就有了另一層意願——叫他暫時忘了現實！可是我們很難使他開心地笑起來。有時一笑，好似痙攣，反倒不如不笑為好。父親這奇特而痛苦的表情就被我收藏在關於年的記憶中。每年的年夜都會拿出來看一看。
舊時中國人的年，總是要請諸神下界。那無非是人生太苦，想請神仙們幫一幫人間的忙。但人們真的相信有哪位神仙會伸手幫一下嗎？中國人在長期封建桎梏中的生存方式是麻痹自己。1967年我給我那時居住的八平米的小屋起名字叫寬齋。寬是心寬，這是對自己的一種寬慰；寬也是從寬，這是對那個殘酷的時代的一種可憐的癡望。但起了這名字之後我的一段生活反倒像被鉗子死死鉗住了一樣。記得那年午夜放炮時，炸傷了右手的虎口，以致很長時候不能握筆。
我有時奇怪。像舊時的年，不過吃一點肉，放幾個炮。但人們過年怎麽會有這麽大的勁頭？那時沒有電視春節晚會，沒有新春音樂會和新商品展銷，更沒有全家福大餐。可是今天有了這一切，為什麽竟埋怨年味太淡？我們懷念往日的年味，可是如果真的按照那種方式過一次年，一定會覺得它更加空洞乏味了吧！
我想，這是不是因為我們一直誤解了年？
我們總以為年是大吃大喝。這種認識的反麵便是，有吃有喝之後，年就沒什麽了。其實，吃喝隻是一種載體，更重要的年賦予它的意義。比如吃年飯時的團圓感、親情、孝心，以及對美好未來的希冀與祝願。正為此，愈是缺憾的時候，渴望才來得更加強烈。年是被一種渴望撐大的。那麽，年到底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當然它首先是精神的！它決不是民族年度的服裝節與食品節。而是我們民族一年一度的生活情感的大爆發，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大團聚，是現實夢想的大表現。正因為這樣，年由來已久；年永世不絕。隻要我們對生活的嚮往與追求緊擁不棄，年的燈籠就一定會在大年根兒紅紅地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