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是的。
波伏瓦：當時你是怎麽想的?你什麽時候知道集中營確實存在而有相當 多的人遭到流放?
薩特：我認為這是一個不能容忍的政權。 波伏瓦：對。你同梅洛-龐蒂就這個主題寫了一篇文章。 薩特：是梅洛-龐蒂寫的。
波伏瓦：但署了你們兩人的名。你說，一個有那麽多人被放逐和殺害的 國家不能再稱為社會主義國家。總之，在同共和左翼聯盟決裂後，你經歷了 一個很長的政治孤獨期，是不是?
薩特：一個完全孤獨的時期。 波伏瓦：可以說你再沒有從事政治。 薩特：總之，直到??1968 年我都沒有從事政治活動。
波伏瓦：等一等。在 1952 年你開始接近共產黨人。你還記得同共和左 翼聯盟破裂之後直到同共產黨和解這個時期嗎?
薩特：我寫書，這占用了我全部時間。
波伏瓦：但這不也意味著某種缺乏，某種空虛，不再依附於某種政治組 織嗎?
薩特：不。我不再是一種政治的存在。我不認為它是根本的。我寫道， 政治是人的一個尺度。其實它不是我的尺度。實際上它也是，但我不知道它。 我同共產黨人聯合四年後，我才開始認清這一點。在早年，我有一種政治唯 美主義。從尼克·卡特爾和布法羅·比爾時期起，長時間來，美國是一個我 夢想的國家。後來這是我願意生活於其中的國家，一個在某些方麵吸引著我， 在另一些方麵又使我厭惡的國家。總之，我不願意看到它在同蘇聯的一次戰 爭中被毀掉。至於蘇聯，它仍然自稱社會主義國家，我認為它的毀滅也是很 可怕的。這樣，我把一個蘇美戰爭看作一種雙重的大災難。我保持這種心理 狀態有很長時間，沒有多想我應該做什麽。如果有一場戰爭，我不應該離開， 我應該留在法國。我想，我應該為某種社會主義而不是為美國人進行抵抗; 這樣，我應該是一個潛在的抵抗者。
波伏瓦：我們談談印度支那戰爭吧。
薩特：我們第一次譴責印度支那戰爭，是在《現代》上。我們有一些越 南朋友，首先是我比較了解的一個——阮清。他常常給我們提供一些情況。
波伏瓦：他不是一個哲學家，他是一個政治家。
薩特：他也是一個教師。
波伏瓦：有時他請我們在越南飯館吃午飯，但除了《現代》中的文章我 們幾乎沒有採取任何其它行動方式。
薩特：正是這樣。我們出了一期關於印度支那的《現代》特刊，阮清給 我們提供關於印度支那的文獻來幫助我們。 波伏瓦：對。在我們一般政治生活中，這個戰爭是一個重要方麵。 薩特：總之我們跟共產黨人的立場是相同的。 波伏瓦：是的，在那個水平上，我們是非常接近的。
社會主義和自由
波伏瓦：在昨天的談話中，你談到一件事，但沒有充分展開，這就是你 總是希望建立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之間的關係。
薩特：是的。對許多人說來，社會主義體現了一種巨大的自由;首先是 一種經濟的自由，然後是一種文化上的自由，一種日常體驗到的行動的自由， 一種有大量選擇權的自由。他們希望自己是自由的，不由社會決定，而按照 他們自己的意見形成他們自己。隻是，例如馬克思主義者顯示給我們的社會 主義並不包含這種思想。馬克思有這種思想，他展望共產主義遙遠時代時， 設想社會將由自由人組成。他設想的自由確切他說來不是我設想的自由，但 這兩者彼此是相似的，而在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那裏，自由再沒有任何地位了。 對他們說來，要緊的事是他們將要建立的那種社會;但在這種社會結構中人 們像許多機器那樣被安放於其內。這種社會主義不承認某些價值，比如說正 義，這是在一個人給予的和得到的東西間的一種平等。但一個自由人能超出 社會主義存在的思想——我說超出我不是指在一個後來的時期，而是指每時 每刻都超越社會主義的統治——是一種蘇聯人決不會具有的思想。蘇聯的社 會主義——如果它還可以稱為一種仕會主義的話——並不表現為允許個體在 他選擇的方式中發展。這就是我在給那個我們 1940 年、1941 年形成的思想 貧乏的小團體起“社會主義和自由”的名稱時我想說的東西。雖然這在社會 主義的基礎上是很難認清的，但它是那種結合的力量，體現了社會主義和自 由的關係，代表了我的政治傾向。它是我的政治傾向，我從沒有改變過它。 甚至現在，我在同加維和維克多的談話中努力維護的，還是社會主義和自由。 波伏瓦：對，這是現在的情況。我們還是回到昨天談的問題上，希望把 社會主義和自由連結在一起，使你搖擺在共產黨、組成革命民主聯盟、孤獨、 同共產黨恢復關係等等之間。我們不必逐一回顧直到 1962 年你的全部政治生 活的歷史，因為我寫過它，部分地是在你的口述下，在《境況的力量》中， 但我希望知道你是怎樣看待你走過的道路的，我們就說到阿爾及利亞戰爭為 止。
薩特：嗯，我認為我是沿著自己的路線前進，道路是崎嶇的，困難重重， 我常常發現自己是少數派，常常是孤獨的，但這確實是我永遠希望的東西—
—社會主義和自由。長時間來我相信自由，我已經在《存在與虛無》中寫了 它。我覺得自己是自由地生活，從童年直到現在，雖然我也追隨過大流。但 我自由地生活過，我現在仍然有同樣的思想，社會主義和自由仍是結合在一 起。
波伏瓦：你總是夢想著這兩者的一致;但你從沒有找到它。你有時有一 種找到它的錯覺吧?比如說，在古巴?
薩特：在古巴，是的。那兒有多種相互對立的傾向，當時，我在那兒時， 卡斯楚沒有真正的文化原則。他不想強加一種確定的文化。後來他變了。
波伏瓦：那是在 1960 年，不久他奪取了政權。
薩特：那時他甚至不希望被說成是社會主義。他請我在法國寫關於他的 文章時不要提及社會主義。
波伏瓦：事實上這是一種可以說是卡斯楚主義的東西。
薩特：說真的，這是一個未完成的革命。我記得我總在問他們，“如果 你們麵臨恐怖統治，你們怎麽辦?”
波伏瓦：後來他們確有一種恐怖統治。
薩特：他們已經有它將要來臨的暗示。他們弄不清他們該做什麽，他們 沒有回答我，沒有說不會有一種恐怖統治。
波伏瓦：回到我的問題上來，你還記得你感受過和想過的東西嗎?你走 過的這段路程現在對你有什麽影響?你認為自己犯了很多錯誤嗎?你認為自 己做了一些本來可以不做的事情嗎?你是不是總是行動得很好?總之，你怎 樣看待這一切?
薩特：毫無疑問我犯有許多錯誤。但不是原則上的錯誤——而是方法上 的錯誤，在表達某個確定事實時看法上的錯誤，但總的說來我同自己的過去 是一致的——總的說來是一致的。我認為這必定會使我達到我已達到的這一 點，在這一點上，我帶著一種寬慰的眼光回顧自己的過去。
波伏瓦：當時你是怎麽想的?你什麽時候知道集中營確實存在而有相當 多的人遭到流放?
薩特：我認為這是一個不能容忍的政權。 波伏瓦：對。你同梅洛-龐蒂就這個主題寫了一篇文章。 薩特：是梅洛-龐蒂寫的。
波伏瓦：但署了你們兩人的名。你說，一個有那麽多人被放逐和殺害的 國家不能再稱為社會主義國家。總之，在同共和左翼聯盟決裂後，你經歷了 一個很長的政治孤獨期，是不是?
薩特：一個完全孤獨的時期。 波伏瓦：可以說你再沒有從事政治。 薩特：總之，直到??1968 年我都沒有從事政治活動。
波伏瓦：等一等。在 1952 年你開始接近共產黨人。你還記得同共和左 翼聯盟破裂之後直到同共產黨和解這個時期嗎?
薩特：我寫書，這占用了我全部時間。
波伏瓦：但這不也意味著某種缺乏，某種空虛，不再依附於某種政治組 織嗎?
薩特：不。我不再是一種政治的存在。我不認為它是根本的。我寫道， 政治是人的一個尺度。其實它不是我的尺度。實際上它也是，但我不知道它。 我同共產黨人聯合四年後，我才開始認清這一點。在早年，我有一種政治唯 美主義。從尼克·卡特爾和布法羅·比爾時期起，長時間來，美國是一個我 夢想的國家。後來這是我願意生活於其中的國家，一個在某些方麵吸引著我， 在另一些方麵又使我厭惡的國家。總之，我不願意看到它在同蘇聯的一次戰 爭中被毀掉。至於蘇聯，它仍然自稱社會主義國家，我認為它的毀滅也是很 可怕的。這樣，我把一個蘇美戰爭看作一種雙重的大災難。我保持這種心理 狀態有很長時間，沒有多想我應該做什麽。如果有一場戰爭，我不應該離開， 我應該留在法國。我想，我應該為某種社會主義而不是為美國人進行抵抗; 這樣，我應該是一個潛在的抵抗者。
波伏瓦：我們談談印度支那戰爭吧。
薩特：我們第一次譴責印度支那戰爭，是在《現代》上。我們有一些越 南朋友，首先是我比較了解的一個——阮清。他常常給我們提供一些情況。
波伏瓦：他不是一個哲學家，他是一個政治家。
薩特：他也是一個教師。
波伏瓦：有時他請我們在越南飯館吃午飯，但除了《現代》中的文章我 們幾乎沒有採取任何其它行動方式。
薩特：正是這樣。我們出了一期關於印度支那的《現代》特刊，阮清給 我們提供關於印度支那的文獻來幫助我們。 波伏瓦：對。在我們一般政治生活中，這個戰爭是一個重要方麵。 薩特：總之我們跟共產黨人的立場是相同的。 波伏瓦：是的，在那個水平上，我們是非常接近的。
社會主義和自由
波伏瓦：在昨天的談話中，你談到一件事，但沒有充分展開，這就是你 總是希望建立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之間的關係。
薩特：是的。對許多人說來，社會主義體現了一種巨大的自由;首先是 一種經濟的自由，然後是一種文化上的自由，一種日常體驗到的行動的自由， 一種有大量選擇權的自由。他們希望自己是自由的，不由社會決定，而按照 他們自己的意見形成他們自己。隻是，例如馬克思主義者顯示給我們的社會 主義並不包含這種思想。馬克思有這種思想，他展望共產主義遙遠時代時， 設想社會將由自由人組成。他設想的自由確切他說來不是我設想的自由，但 這兩者彼此是相似的，而在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那裏，自由再沒有任何地位了。 對他們說來，要緊的事是他們將要建立的那種社會;但在這種社會結構中人 們像許多機器那樣被安放於其內。這種社會主義不承認某些價值，比如說正 義，這是在一個人給予的和得到的東西間的一種平等。但一個自由人能超出 社會主義存在的思想——我說超出我不是指在一個後來的時期，而是指每時 每刻都超越社會主義的統治——是一種蘇聯人決不會具有的思想。蘇聯的社 會主義——如果它還可以稱為一種仕會主義的話——並不表現為允許個體在 他選擇的方式中發展。這就是我在給那個我們 1940 年、1941 年形成的思想 貧乏的小團體起“社會主義和自由”的名稱時我想說的東西。雖然這在社會 主義的基礎上是很難認清的，但它是那種結合的力量，體現了社會主義和自 由的關係，代表了我的政治傾向。它是我的政治傾向，我從沒有改變過它。 甚至現在，我在同加維和維克多的談話中努力維護的，還是社會主義和自由。 波伏瓦：對，這是現在的情況。我們還是回到昨天談的問題上，希望把 社會主義和自由連結在一起，使你搖擺在共產黨、組成革命民主聯盟、孤獨、 同共產黨恢復關係等等之間。我們不必逐一回顧直到 1962 年你的全部政治生 活的歷史，因為我寫過它，部分地是在你的口述下，在《境況的力量》中， 但我希望知道你是怎樣看待你走過的道路的，我們就說到阿爾及利亞戰爭為 止。
薩特：嗯，我認為我是沿著自己的路線前進，道路是崎嶇的，困難重重， 我常常發現自己是少數派，常常是孤獨的，但這確實是我永遠希望的東西—
—社會主義和自由。長時間來我相信自由，我已經在《存在與虛無》中寫了 它。我覺得自己是自由地生活，從童年直到現在，雖然我也追隨過大流。但 我自由地生活過，我現在仍然有同樣的思想，社會主義和自由仍是結合在一 起。
波伏瓦：你總是夢想著這兩者的一致;但你從沒有找到它。你有時有一 種找到它的錯覺吧?比如說，在古巴?
薩特：在古巴，是的。那兒有多種相互對立的傾向，當時，我在那兒時， 卡斯楚沒有真正的文化原則。他不想強加一種確定的文化。後來他變了。
波伏瓦：那是在 1960 年，不久他奪取了政權。
薩特：那時他甚至不希望被說成是社會主義。他請我在法國寫關於他的 文章時不要提及社會主義。
波伏瓦：事實上這是一種可以說是卡斯楚主義的東西。
薩特：說真的，這是一個未完成的革命。我記得我總在問他們，“如果 你們麵臨恐怖統治，你們怎麽辦?”
波伏瓦：後來他們確有一種恐怖統治。
薩特：他們已經有它將要來臨的暗示。他們弄不清他們該做什麽，他們 沒有回答我，沒有說不會有一種恐怖統治。
波伏瓦：回到我的問題上來，你還記得你感受過和想過的東西嗎?你走 過的這段路程現在對你有什麽影響?你認為自己犯了很多錯誤嗎?你認為自 己做了一些本來可以不做的事情嗎?你是不是總是行動得很好?總之，你怎 樣看待這一切?
薩特：毫無疑問我犯有許多錯誤。但不是原則上的錯誤——而是方法上 的錯誤，在表達某個確定事實時看法上的錯誤，但總的說來我同自己的過去 是一致的——總的說來是一致的。我認為這必定會使我達到我已達到的這一 點，在這一點上，我帶著一種寬慰的眼光回顧自己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