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九日(12月25日),林則徐行抵京郊長辛店。他原擬在此停留一天將息,所以把行李先送入城中。但次日中午得悉萬歲爺將於明日親臨大高殿拈香祈雪,他擔心那天遞折諸多不便,所以決定當天趕緊進城。到傍晚終於到達了東華門外,當夜便在燒酒胡同關帝廟內住宿[24]


    十一月十一日淩晨,下了一陣微雪,不久即天氣放晴。林則徐一清早就入大內遞折請求覲起。皇帝得知林則徐到來,即命第一起召見,並讓他上氈墊,好跪得舒服些。這次召對,君臣倆足足談了三刻有餘。談些什麽,因沒有文字記載,不得而知,但自此日起的8天內,皇上連續8次召見林則徐,這說明兩人談得是十分投機的。


    十一月十三日,林則徐第三次被召見時,皇帝問他能騎馬否?林則徐是能夠騎馬的,當然騎術不精,隻能作為代步的工具,皇上當時沒有作出反應,繼續垂詢他感興趣的問題,談了兩刻時辰,林叩頭告退。正當他在朝房將息時,上頭來了諭旨:著林則徐紫禁城內騎馬!


    這不啻是皇上特別的恩顧,對於地方大員來說,更是少有的殊榮。


    按朝廷向例,一般的朝內大員覲見萬歲時隻能按指定路線,步行入內,外僚尤其如此。由於宮廷碩大,路線很長,考慮到朝內官員中,老年體弱者的困難,為此,特規定凡65歲以上的年老大員,可以免除步行,騎馬入紫禁城。但需先列名具奏,皇上恩準。被準予騎馬的朝內官員凡由東華門入者,至箭亭下馬;由西華門入者,至內務府總管衙門前下馬。這項特旨自康熙以來,一直被認為是皇上對屬下年老大員的優容照顧,具有無上的榮譽。不過,這隻限於朝內,地方大員入內朝覲,照例不準享受騎馬的規定。所以,當聖上宣布賞林則徐紫禁城騎馬時,不僅使朝臣們感到驚訝,為之側目,而且連林則徐本人也深感意外,心中暗稱“異數”[25]回到寓所,他趕忙具折謝恩。


    第二天,即十一月十四日,林則徐被第四次召見。他在清晨三點多鍾穿戴停當後,即騎馬進城。這殊榮對他來說,有何感慨,林則徐沒有在《日記》中寫出,我們無從知道。但當日入朝的同僚們中,可以肯定是有很不同心境的,羨慕者有之,祝賀者有之,嫉妒者亦有之。林則徐對此不能沒有意識。中國有句老話,“人怕出名豬怕壯”。殊榮的背後可能是殊悲。早在3000年前,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就說過:“禍焉福所依,福焉禍所伏”;孔子也要人們處世中庸,執兩用中,不可走極端,中庸學說成了孔學的支柱之一。林則徐向來做事認真,辦事心細,又熟悉朝廷掌故,對這份殊榮及其帶來的影響,自必仔細思量過,隻是君令如山,不得不執行而已。他遞折謝恩後被安排在第五批召見的序列,皇上問到騎馬的情況,他叩頭表示臣不慣騎馬,請聖上還是讓自己步行入內。萬歲爺說“你不慣騎馬,可坐椅子轎”。天語綸音,自不敢違背,林則徐隻得叩頭謝恩。[26]後來的四次朝覲,他都是乘肩輿入內的。


    在第五次召見時,即十一月十五日,皇帝上諭任命他為欽差大臣:“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該省水師兼歸節製。[27]


    這一任命又如一石擊水,掀起了層層波瀾。欽差大臣等於皇帝的特派員,或者說是皇帝的代表。在有清一代,授予一個漢族地方大員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是“國初以來未有之曠典”,不是特別受到聖上的恩寵,就是事情本身顯得特別的重要,表明執行特殊使命的人具有特出的才具。從歷史上看,19世紀50年代由於太平天國運動興起,朝廷急於鎮壓,授欽差大臣逐漸過濫,人們對之也沒有什麽異常的反應。但在40年代前,任命欽差大臣是很慎重又很少見的。可以想像,這消息在朝野會引起怎樣的震動!《蓉城閑話》說“文忠破格得之,樞相亦為之動色。朝罷與同僚論不合,中外交構。有識者已為文忠危。顧上意方殷,勢不能已[28]


    所謂“樞相亦為之動色”,樞相即指軍機大臣、大學士們。當時的首席軍機大臣就是穆彰阿,而琦善作為文淵閣大學士,自然也在相臣之列,他們不僅為之“動容”,而且“有忌阻之者[29]妒嫉是中國人的通病,官場尤其厲害。雖然林則徐是個正直坦誠、以國家利益為重的人,但他聯想到琦善在長辛店晤麵時,要他不輕啟邊釁的警告,麵對朝臣們對這一任命可能出現的種種反應,他對此不得不認真考慮將會出現的種種阻力。從他後來給友人的信中,可以隱約地看出他對這個任命起初是再三辭謝的: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40年12月22日),他在致葉申薌的信中說:“侍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湯火,而固辭不獲,隻得貿然而來,早已置禍福榮辱於度外。惟時聖意亟除鴆毒,務令力杜來源,所謂來源者,固莫甚於英吉利也。侍思一經措手,而議論者即以邊釁阻之,嚐將此情重疊麵陳,奉諭斷不遙製。[30]


    葉申薌,字維鬱,號小庚,是林則徐的同鄉,也是親家,當時在河南河峽汝道任上。這封信明確說明林則徐在接到任命後的召對中,曾向皇帝固辭,並將可能出現的議論即琦善所指的輕啟邊釁之說,反覆向皇帝說明,表示阻力不小,且來自樞相。當時,皇帝也明確表示讓林則徐放手地幹,自己斷不為遙製而束縛他的手腳。林信是寫於他被削職留粵期間,用意在說明他當初接手欽差大臣的本意是不計個人安危禍福,以國家為重的心跡。所以,他說的固辭不獲等情況,不僅是當時的實情,而且也是第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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