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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從禁菸到戰爭 作者：沈渭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何以皇帝會這樣處置呢？原因很明顯，君臣二人都看到了塞源——“截其來路”的困難和癥結，麵對洶洶而來的鴉片毒流，既深感頭痛，又無能為力，不得不舍難就易，從治標做起。
但是，要做到嚴禁分銷，必然要涉及興販，要涉及興販又必然要涉及吸食，這是一個連鎖反應。清政府中有不少人上奏提及這些環節，其中，最能引起重視的是兵科給事中、巡視西城禦史劉光三在道光十一年的一份奏摺。劉光三針對朝野官員、貴介子弟、衙門胥吏中大有癮君子存在的現況，主張“法行自近，罪無少貸”，禁菸要自上層和官員中的吸食者抓起，隻有加重吸食的罪名，否則很難奏效，“一切章程皆屬具文”。[22]皇帝命內閣將劉奏抄交刑部查議具奏。經刑部公議，擬定了軍民人等吸食科罪辦法，規定凡軍民人等買食鴉片煙者，杖一百，枷號兩個月，並需指出販賣人；若不指販賣人，吸食者應再科興販罪，判杖一百，徒刑三年；凡職官及在官人役吸食，俱加一等治罪。同年六月，由大學士、管理刑部事務盧蔭溥，將部議上奏，[23]皇帝批準了刑部意見。由此，新的禁菸政策把興販和吸食作為遏流方針的兩個環節一起抓了起來，改變了以往重興販、輕吸食的做法。
然而究竟遏流還是塞源，皇帝的心情是矛盾的。在劉光三奏摺發交刑部討論後的第九天，皇帝被湖廣道監察禦史馮贊勛《奏陳夷人夾帶鴉片煙入口積弊請飭查嚴禁折》所動情。馮贊勛是朝廷出名的耿直言官，他在奏摺中揭發了廣東洋麵鴉片走私猖獗和行商勾結外國煙販、設立窯口、走私販賣鴉片的種種內幕，並且申明自己“祖籍廣東，訪聞確切”，表示所說都有根據。他認為“禁菸土在驅逐煙躉，除私帶當嚴治快鞋（即快蟹）”，這樣才能真正達到“務期拔本塞源，以仰副聖主除害安民之意[24]皇帝以往隻是籠統地知道鴉片走私的大概情形，對馮折中所說的快蟹武裝拒捕、大小窯口的寫書、行腳的興販、行商的勾結等等，均屬聞所未聞。閱奏後次日，即命軍機處寄諭兩廣總督李鴻賓，要他確查外船囤積私銷鴉片的詳細情況。上諭提供了馮贊勛揭發的細節，但為了保護言官，隻說“有人陳奏”，不列馮贊勛的姓名。上諭指出：鴉片煙“多係來自外洋，實聚於廣東，若不杜絕來源，是不揣本而齊末。雖內地嚴定章程，於事究無裨益。”上諭要李鴻賓設法使煙土不能私入，洋麵不能私售，“務將來源杜絕，以淨根株，勿令流入內地，以除後患。[25]很明顯，皇帝在強調遏流時，還不能忘情於塞源。
但是，如同塞源方針的破產一樣，遏流一策也並未起到遏止毒流泛濫的作用，道光十年至十五年（1830～1835）遏流時期，鴉片年均輸入18700餘箱，超過了萬箱大關。塞源，源頭依舊；遏流，支流紛繁。朝廷已經到了塞源無著，遏流不能的程度了。
這究竟是什麽原因？
是上述方針不對嗎？不。塞源斷其來路，遏流嚴禁分銷，就方向來說都是正確的。是方法不對嗎？誠然，若塞源而不遏流，或遏流而不塞源，都是片麵的，但自道光元年到十五年的禁菸過程看，不論是塞源還是遏流，雖各自有所側重，但都不是單打一的。在塞源階段，仍對興販、吸食有所打擊，而遏流時期，也還在嚴禁外商夾帶，可見方法上並無大錯。十五年來，禁菸的失敗另有原因。
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國鴉片販子，尤其是英國販子們為了掠奪中國的財富，無休止地向中國大量販運鴉片，支持和唆使中國煙販走私。伶仃洋走私製度是在這一階段形成的，裝備著槍炮的武裝走私船“飛箭”號，是在這一階段裏出現的。沒有外國販子的傷天害理的罪惡行徑，中國根本談不上採取禁菸措施。罪魁禍首就是他們。
其次，腐朽的清政府也難辭其咎。禁令所以成為具文，一是朝廷還沒有從根本上下決心動大手術，做大動作。盡管嘉慶帝、道光帝父子倆對煙害憂心焦慮，對禁菸方針方法幾經審查，但都沒有從根本上意識到對國家、民族的嚴重性，所以視野不寬，手段不狠，區區枷號一二個月，流徙充軍，都不足以遏止分銷，嚴懲吸食；命廣東地方當局自查，令洋商認保，更是隔靴搔癢。二是上自督撫下至緝私兵弁，都與鴉片走私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禁菸等於奪了他們的財源；三是煙毒早已侵入王朝的肌膚，貴族、大臣、乃至太監、胥吏、兵丁等等，都有大量的癮君子存在，促使禁菸中的弊端無法根除。這三者交相作用，禁菸不可能收到成效。正如馬克思所說：“那些縱容鴉片走私，聚斂私財的官吏的貪汙行為，卻逐漸腐蝕著這個家長製的權力，腐蝕著這個廣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間的唯一的精神聯繫”，“所以很明顯，隨著鴉片日益成為中國人的統治者，皇帝及其周圍墨守成規的大官們也就日益喪失自己的權力[26]
窮凶極惡的鴉片販子與腐敗的天朝各級官吏相互串通，是走私猖獗的真正原因，而溝通兩者的則是賄賂。甚至禁令本身也成了天朝官吏勒索賄賂的工具，這樣就出現了腐敗政府所具有的共同特徵：作為禁令執行者的清朝官吏，本身就是鴉片走私的包庇者、縱容者和得益者；違章犯法的鴉片販子憑著賄賂使非法成為事實上的合法，走私成為公開販賣。人世間的一切最汙穢最卑鄙的勾當也就肆無忌憚地橫行起來了。
但是，要做到嚴禁分銷，必然要涉及興販，要涉及興販又必然要涉及吸食，這是一個連鎖反應。清政府中有不少人上奏提及這些環節，其中，最能引起重視的是兵科給事中、巡視西城禦史劉光三在道光十一年的一份奏摺。劉光三針對朝野官員、貴介子弟、衙門胥吏中大有癮君子存在的現況，主張“法行自近，罪無少貸”，禁菸要自上層和官員中的吸食者抓起，隻有加重吸食的罪名，否則很難奏效，“一切章程皆屬具文”。[22]皇帝命內閣將劉奏抄交刑部查議具奏。經刑部公議，擬定了軍民人等吸食科罪辦法，規定凡軍民人等買食鴉片煙者，杖一百，枷號兩個月，並需指出販賣人；若不指販賣人，吸食者應再科興販罪，判杖一百，徒刑三年；凡職官及在官人役吸食，俱加一等治罪。同年六月，由大學士、管理刑部事務盧蔭溥，將部議上奏，[23]皇帝批準了刑部意見。由此，新的禁菸政策把興販和吸食作為遏流方針的兩個環節一起抓了起來，改變了以往重興販、輕吸食的做法。
然而究竟遏流還是塞源，皇帝的心情是矛盾的。在劉光三奏摺發交刑部討論後的第九天，皇帝被湖廣道監察禦史馮贊勛《奏陳夷人夾帶鴉片煙入口積弊請飭查嚴禁折》所動情。馮贊勛是朝廷出名的耿直言官，他在奏摺中揭發了廣東洋麵鴉片走私猖獗和行商勾結外國煙販、設立窯口、走私販賣鴉片的種種內幕，並且申明自己“祖籍廣東，訪聞確切”，表示所說都有根據。他認為“禁菸土在驅逐煙躉，除私帶當嚴治快鞋（即快蟹）”，這樣才能真正達到“務期拔本塞源，以仰副聖主除害安民之意[24]皇帝以往隻是籠統地知道鴉片走私的大概情形，對馮折中所說的快蟹武裝拒捕、大小窯口的寫書、行腳的興販、行商的勾結等等，均屬聞所未聞。閱奏後次日，即命軍機處寄諭兩廣總督李鴻賓，要他確查外船囤積私銷鴉片的詳細情況。上諭提供了馮贊勛揭發的細節，但為了保護言官，隻說“有人陳奏”，不列馮贊勛的姓名。上諭指出：鴉片煙“多係來自外洋，實聚於廣東，若不杜絕來源，是不揣本而齊末。雖內地嚴定章程，於事究無裨益。”上諭要李鴻賓設法使煙土不能私入，洋麵不能私售，“務將來源杜絕，以淨根株，勿令流入內地，以除後患。[25]很明顯，皇帝在強調遏流時，還不能忘情於塞源。
但是，如同塞源方針的破產一樣，遏流一策也並未起到遏止毒流泛濫的作用，道光十年至十五年（1830～1835）遏流時期，鴉片年均輸入18700餘箱，超過了萬箱大關。塞源，源頭依舊；遏流，支流紛繁。朝廷已經到了塞源無著，遏流不能的程度了。
這究竟是什麽原因？
是上述方針不對嗎？不。塞源斷其來路，遏流嚴禁分銷，就方向來說都是正確的。是方法不對嗎？誠然，若塞源而不遏流，或遏流而不塞源，都是片麵的，但自道光元年到十五年的禁菸過程看，不論是塞源還是遏流，雖各自有所側重，但都不是單打一的。在塞源階段，仍對興販、吸食有所打擊，而遏流時期，也還在嚴禁外商夾帶，可見方法上並無大錯。十五年來，禁菸的失敗另有原因。
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國鴉片販子，尤其是英國販子們為了掠奪中國的財富，無休止地向中國大量販運鴉片，支持和唆使中國煙販走私。伶仃洋走私製度是在這一階段形成的，裝備著槍炮的武裝走私船“飛箭”號，是在這一階段裏出現的。沒有外國販子的傷天害理的罪惡行徑，中國根本談不上採取禁菸措施。罪魁禍首就是他們。
其次，腐朽的清政府也難辭其咎。禁令所以成為具文，一是朝廷還沒有從根本上下決心動大手術，做大動作。盡管嘉慶帝、道光帝父子倆對煙害憂心焦慮，對禁菸方針方法幾經審查，但都沒有從根本上意識到對國家、民族的嚴重性，所以視野不寬，手段不狠，區區枷號一二個月，流徙充軍，都不足以遏止分銷，嚴懲吸食；命廣東地方當局自查，令洋商認保，更是隔靴搔癢。二是上自督撫下至緝私兵弁，都與鴉片走私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禁菸等於奪了他們的財源；三是煙毒早已侵入王朝的肌膚，貴族、大臣、乃至太監、胥吏、兵丁等等，都有大量的癮君子存在，促使禁菸中的弊端無法根除。這三者交相作用，禁菸不可能收到成效。正如馬克思所說：“那些縱容鴉片走私，聚斂私財的官吏的貪汙行為，卻逐漸腐蝕著這個家長製的權力，腐蝕著這個廣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間的唯一的精神聯繫”，“所以很明顯，隨著鴉片日益成為中國人的統治者，皇帝及其周圍墨守成規的大官們也就日益喪失自己的權力[26]
窮凶極惡的鴉片販子與腐敗的天朝各級官吏相互串通，是走私猖獗的真正原因，而溝通兩者的則是賄賂。甚至禁令本身也成了天朝官吏勒索賄賂的工具，這樣就出現了腐敗政府所具有的共同特徵：作為禁令執行者的清朝官吏，本身就是鴉片走私的包庇者、縱容者和得益者；違章犯法的鴉片販子憑著賄賂使非法成為事實上的合法，走私成為公開販賣。人世間的一切最汙穢最卑鄙的勾當也就肆無忌憚地橫行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