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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從禁菸到戰爭 作者：沈渭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武裝走私船快蟹的裝備是很精良的。馮贊勛奏摺稱：“包攬走漏之船，名曰快蟹。船之大可容數百石，帆張三梔，兩旁盡設鐵網以禦炮火，左右快槳凡五六十，來往如飛，呼為插翼。”[10]船上乘員“每艇壯丁百數十人[11]足見船隻還是很大型的。但西方記載中這些快蟹並不很大：“這些走私船裝有迴旋炮、槍矛、盾牌之類，搖槳疾行，有時鼓帆疾駛，船上配有精幹水手三四十人。”[12]另一種記載稱“水手的數目有六七十人，……船上的武器是船頭的一尊大炮，還有旋轉炮、矛槍以及從外國買來的燧發槍。這些‘走私船’和中國水師巡船的不同之處是，船的武裝較弱，水手較少，並且船身油漆得很光亮，而不是油成官方水師船的‘黑與紅’的顏色。”[13]從上述記載中可以得出大體形象是：快蟹（或稱扒龍）是一種容量不大，每船乘員自三四十、六七十人至百數十人不等。裝備著槍炮，旁舷裝有鐵網，船體漆得光亮，與水師不同顏色，很容易識別。
走私體製中的“寫書”，馮贊勛所說是中方記載中較具體的資料。其他的記載也有述及。如道光十六年許乃濟奏中稱：“有省城包買戶，謂之窯口。由窯口兌價銀於夷館，由夷館給票單，至躉船取貨。[14]但外人的記載更加具體：鴉片船泊於伶仃，中國經紀人至廣州各鴉片承銷商處，講好他們所要鴉片的數量，毋須看任何樣品，僅憑牌號，由出售者保證，出售商於是填寫簡短的發貨單，交鴉片躉船管理員，照議定數量發貨。該項發貨單經簽字加印，再折成一封小函件的形式，外麵寫上收信人地址，再簽字加印，即送交買主，買主以銀元付價款。……上麵所述填就的發貨單，一般均須經數人之手，最後交到一艘中國走私船的負責人。……這船攜帶發貨單至伶仃島鴉片躉船，將發貨單交給該船管理員，取得鴉片，賣者即從此不負風險。這些中國人即行將各鴉片箱打開，每箱鴉片改裝入兩個蒲包之內（每包20球）搬上他們的船，運往目的地。[15]
還有記載稱：“如果票單沒有在7天以內送到，每箱鴉片便須付規費5元和停泊過期費2元，給鴉片躉船的船長。這些款子必須在走私船上的負責人提取鴉片時照付[16]
鴉片走私中心當然是在廣東，但福建也是重要地區。亨德說：“鴉片貿易的另一分支在東海岸，有幾隻屬於廣州兩個洋行的中型船隻，停泊在廈門、泉州、碣石及南澳島附近。它們由雙梔橫帆船及小型帆船供給鴉片（從事這種業務的一切船隻都稱為‘沿岸貿易船’）[17]
鴉片走私遍及全國。據美國學者張馨保的研究，從廣州到其他省份有三條鴉片走私的路線。一條是從廣州向西，通過肇慶，然後經西江水道運往廣西和貴州；一條向東，通過惠州、潮州，運往福建；一條向北，集中於曲江（韶州）和婺源，然後通過樂昌轉入湖南，通過南雄轉入江西。除廣州口岸外，鴉片走私船也在福建沿海活動頻繁。其中，泉州、漳州是走私中心；福建南部的詔安，則是當地鴉片販子從陸路通往廣東汕頭地區的走私中心。詔安幫煙販除陸路走私外，還在閩廣交界的南澳島上直接與外國煙販獲得煙土。泉漳地區的煙土通過福州向北運往浙江溫州，向西通過延平運往浙西和贛東；漳州和詔安地區的煙土往東北方向運至延平或向西運至贛南。湖南、江西、浙江各省的煙販則把來自福建、廣東的煙土運到長江流域和北方諸省[18]
對於這樣的走私路線，清政府的官員們基本上是清楚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富呢揚阿奏稱：查夷船載運煙土至廣東黃埔、老萬山二處停泊，內地奸商分設窯口接運。其大宗由海道至福建、浙江、江南、山東、天津、關東各海口，而各海口又各有專司收囤轉販之戶。其由內河興販至南北各省，盈箱累笥，載以舟車，實繁有徙。[19]
即以江蘇上海而論，自廣東運來煙土，“至上海縣入口，轉販蘇州省城並太倉、通州各路；而大部分歸蘇州。由蘇州分銷全省及鄰境之安徽、山東、浙江等處地方”[20]
就這樣，外洋鴉片通過各省各地的大小窯口，流入到中國的窮鄉僻壤，那些專司販賣的走私者、幫會人物和煙鋪老闆，結成了一張密如蛛絲的走私網，粘住了數以百萬計的癮君子，當作他們的獵物，一點一滴地吸幹著菸鬼們的金錢和膏血！
以上某些環節雖不全麵，具體內容也不細緻，但就走私製度的基本麵貌來說，足以證明鴉片走私的猖獗和可怕了。
本章各節，通過對西方殖民主義者力圖敲開中國大門的歷史回顧，可以看出中國正麵臨著被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破門而入的厄運。但是，當時的中國人並沒有感受到這種危險。在中國人的域外知識中，孤處大西洋的英國隻不過是“撮爾島夷”，連“戎狄蠻夷”的地位都算不上，幾乎沒有人會把它視為對中國安全構成威脅的力量。雖然道光八年（1828）著名學者包世臣在致友人的信中，曾對英國侵占新加坡的後果產生過憂慮，指出：“英夷去國五六萬裏，與中華爭，勢難相及，而新埔（沈案：即新加坡）則盡在肘腋，易為進退。”他警告說：“十數年後，雖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21]但那也隻是從周邊國家受害中作出的一種趨勢性判斷，它在可能性中寄寓的必然性，根本未能引起當局者的注意。使得中國人不安的是看得到、摸得著的鴉片走私問題。這股洶湧而來的黑色毒流，它的每一次泛濫都牽動著朝野人士的神經，迫使朝廷作出必要的反應。
走私體製中的“寫書”，馮贊勛所說是中方記載中較具體的資料。其他的記載也有述及。如道光十六年許乃濟奏中稱：“有省城包買戶，謂之窯口。由窯口兌價銀於夷館，由夷館給票單，至躉船取貨。[14]但外人的記載更加具體：鴉片船泊於伶仃，中國經紀人至廣州各鴉片承銷商處，講好他們所要鴉片的數量，毋須看任何樣品，僅憑牌號，由出售者保證，出售商於是填寫簡短的發貨單，交鴉片躉船管理員，照議定數量發貨。該項發貨單經簽字加印，再折成一封小函件的形式，外麵寫上收信人地址，再簽字加印，即送交買主，買主以銀元付價款。……上麵所述填就的發貨單，一般均須經數人之手，最後交到一艘中國走私船的負責人。……這船攜帶發貨單至伶仃島鴉片躉船，將發貨單交給該船管理員，取得鴉片，賣者即從此不負風險。這些中國人即行將各鴉片箱打開，每箱鴉片改裝入兩個蒲包之內（每包20球）搬上他們的船，運往目的地。[15]
還有記載稱：“如果票單沒有在7天以內送到，每箱鴉片便須付規費5元和停泊過期費2元，給鴉片躉船的船長。這些款子必須在走私船上的負責人提取鴉片時照付[16]
鴉片走私中心當然是在廣東，但福建也是重要地區。亨德說：“鴉片貿易的另一分支在東海岸，有幾隻屬於廣州兩個洋行的中型船隻，停泊在廈門、泉州、碣石及南澳島附近。它們由雙梔橫帆船及小型帆船供給鴉片（從事這種業務的一切船隻都稱為‘沿岸貿易船’）[17]
鴉片走私遍及全國。據美國學者張馨保的研究，從廣州到其他省份有三條鴉片走私的路線。一條是從廣州向西，通過肇慶，然後經西江水道運往廣西和貴州；一條向東，通過惠州、潮州，運往福建；一條向北，集中於曲江（韶州）和婺源，然後通過樂昌轉入湖南，通過南雄轉入江西。除廣州口岸外，鴉片走私船也在福建沿海活動頻繁。其中，泉州、漳州是走私中心；福建南部的詔安，則是當地鴉片販子從陸路通往廣東汕頭地區的走私中心。詔安幫煙販除陸路走私外，還在閩廣交界的南澳島上直接與外國煙販獲得煙土。泉漳地區的煙土通過福州向北運往浙江溫州，向西通過延平運往浙西和贛東；漳州和詔安地區的煙土往東北方向運至延平或向西運至贛南。湖南、江西、浙江各省的煙販則把來自福建、廣東的煙土運到長江流域和北方諸省[18]
對於這樣的走私路線，清政府的官員們基本上是清楚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富呢揚阿奏稱：查夷船載運煙土至廣東黃埔、老萬山二處停泊，內地奸商分設窯口接運。其大宗由海道至福建、浙江、江南、山東、天津、關東各海口，而各海口又各有專司收囤轉販之戶。其由內河興販至南北各省，盈箱累笥，載以舟車，實繁有徙。[19]
即以江蘇上海而論，自廣東運來煙土，“至上海縣入口，轉販蘇州省城並太倉、通州各路；而大部分歸蘇州。由蘇州分銷全省及鄰境之安徽、山東、浙江等處地方”[20]
就這樣，外洋鴉片通過各省各地的大小窯口，流入到中國的窮鄉僻壤，那些專司販賣的走私者、幫會人物和煙鋪老闆，結成了一張密如蛛絲的走私網，粘住了數以百萬計的癮君子，當作他們的獵物，一點一滴地吸幹著菸鬼們的金錢和膏血！
以上某些環節雖不全麵，具體內容也不細緻，但就走私製度的基本麵貌來說，足以證明鴉片走私的猖獗和可怕了。
本章各節，通過對西方殖民主義者力圖敲開中國大門的歷史回顧，可以看出中國正麵臨著被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破門而入的厄運。但是，當時的中國人並沒有感受到這種危險。在中國人的域外知識中，孤處大西洋的英國隻不過是“撮爾島夷”，連“戎狄蠻夷”的地位都算不上，幾乎沒有人會把它視為對中國安全構成威脅的力量。雖然道光八年（1828）著名學者包世臣在致友人的信中，曾對英國侵占新加坡的後果產生過憂慮，指出：“英夷去國五六萬裏，與中華爭，勢難相及，而新埔（沈案：即新加坡）則盡在肘腋，易為進退。”他警告說：“十數年後，雖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21]但那也隻是從周邊國家受害中作出的一種趨勢性判斷，它在可能性中寄寓的必然性，根本未能引起當局者的注意。使得中國人不安的是看得到、摸得著的鴉片走私問題。這股洶湧而來的黑色毒流，它的每一次泛濫都牽動著朝野人士的神經，迫使朝廷作出必要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