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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從禁菸到戰爭 作者：沈渭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兩宋時期海外貿易的法製漸趨細密，市舶司製度確立。政府曾對外貿物資下過多次禁令：北宋崇寧時“禁私物奸人下海”；南宋淳熙時“禁販金銀”，南宋端平時“禁銅錢下海”。[8]元代市舶司數度變遷，對外貿易也時開時禁。總計有元一代曾四度關閉市舶，但時間不長即重行開放。
明代的對外貿易，已有相當的規模。明初永樂年間，政府大力鼓勵海外貿易。三寶太監鄭和曾率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當時所謂西洋，指的是今南洋與印度洋沿岸。
明中葉以前，中國歷代封建王朝與海外各國的貿易，都有兩種性質。一種是民間貿易，這是平等互利的民間交往，不具任何政治色彩；另一種是隨貢貿易，大都是政府間的交往，外國來華的都是貢品，不屬商品性質，中國政府的賞賚也不是作為商品。從代價和數量上看，貢品往往抵不上賞賚。在朝貢物品外，也允許貢使帶一部分商品與中國進行交流，這種貿易，大都在中國政府的認可之下，在指定地點進行。所以這種商業上交往往往是很有限的。這兩種貿易，就數量上看，以民間貿易為大多數，隨貢貿易在次數和數量上都很少。由於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無論在國力上、經濟上都超過四鄰國家，因此，明中葉以前，中外關係的結構，中國占主導地位，那時還沒有固定的中西關係。應該承認，這種中外關係的結構中，中國一直是以天朝自居的。各國來華無論是真正的藩屬，還是與中國完全沒有藩屬關係的國家，在封建統治者的心目中，都被認為是“化外之人”。在文化、文明和地位上，始終有優越感、大國感。但絕不等於說，這種關係就可以得出如西方學者們說的：中國強加給其他各國的不平等性質。例如費正清在其所著的《美國與中國》一書中，論到中國的朝貢製度時說：“對於西方列強強加於中華帝國的不平等條約，如果要了解其單方麵的和不平等性質，我們就必須回顧一下中國首先強加於西方來客的古老朝貢製度。這個古老的中國製度，也同取代它的條約體係一樣，是不平等的[9]類似費正清的這種說法，在西方著作家的書中，幾乎都可以看到。
這實在是混淆兩種不同性質的說法。
中國的朝貢製度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朝貢貿易製度，是發生在世界封建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封建製度的基本經濟結構是自然經濟。中國和西歐國家的自然經濟結構雖然有所不同，但在產品主要用於自己消費而不是投入流通，商品經濟不占主要地位這一點上是相同的。因之，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東方各國的貢品往來，都不發生經濟上的不平等貿易或掠奪對方資源、把別國變為自己的商品市場這種資本主義歷史條件下的殖民地性質。所以從經濟意義上說，朝貢製度與隨貢貿易製度隻是一種物物交流，相互饋贈而不是經濟掠奪。事實上，宗主國的賚賜品無論在數量與質量上往往都超過貢品。朝貢的國家都把這種經濟聯繫看作為一種優惠而採取主動的要求。隨貢貿易更能通過一定形式的商品買賣，雙方互利和互相學習。
其次，朝貢製度是封建時代中國與世界各國，特別是藩屬國之間的一種政治聯繫和外交交往。宗主國並沒有通過朝貢幹涉別國包括藩屬國的內政，破壞它們的主權與領土完整。這一點，任何研究中外關係的人，隻要老老實實地對待歷史，誰也不能否認。即使是持有上述觀點的美國人如克萊德，也同時承認：“在理論上，且一般在實踐上，中國並不設法通過這些方式來直接幹涉邊界國家的內政。事實上，隻要它們的統治者保持和平，同他們的人民照儒家的模型一道生活，並履行他們次一級地位的禮儀和其他義務，邊界國家大部分是自主的。[10]
再次，朝貢製度並不對藩屬國家的社會歷史進程產生任何直接的影響。它作為宗主國與藩屬國之間斷斷續續的政治經濟聯繫的一種形式，不與對方國家的社會生活有直接關聯。與中國通貢的國家，隻在政治上作為藩屬國的地位，中國並沒有對它們直接的幹預和壓迫。這種藩屬關係，與後來資本主義時代的殖民地製度有著本質區別。中國與藩屬國之間隻存在名義上的宗主關係。這種關係之間的聯結就是朝貢、冊封製度。因此，藩屬國的歷史進程不受中國的直接影響。如果說，中國在當時比周邊鄰國先進和強大的話，那麽，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通過朝貢而間接在鄰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同樣，鄰國的先進經驗也對中國產生過影響。
西方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完全是另一種性質。它幹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掠奪中國的資源，把中國變成殖民市場，嚴重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使中國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由此可見，西方史學家的上述言論，雖然指出了中國封建統治者的妄自尊大和盲目的優越感，但他們的出發點和歸宿，卻是企圖用歷史類比法來證明侵略的合理性，為自己的祖先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進行辯解與開脫。
明中葉以後，中外關係結構開始變化。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逐漸替代傳統的中國和東洋、南洋各國的關係而成為主要內容，中國在對外關係中占主導的地位逐漸下降。這個變化過程，是從16世紀西方殖民主義者東來後開始的，直到鴉片戰爭才最終形成。
明代的對外貿易，已有相當的規模。明初永樂年間，政府大力鼓勵海外貿易。三寶太監鄭和曾率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當時所謂西洋，指的是今南洋與印度洋沿岸。
明中葉以前，中國歷代封建王朝與海外各國的貿易，都有兩種性質。一種是民間貿易，這是平等互利的民間交往，不具任何政治色彩；另一種是隨貢貿易，大都是政府間的交往，外國來華的都是貢品，不屬商品性質，中國政府的賞賚也不是作為商品。從代價和數量上看，貢品往往抵不上賞賚。在朝貢物品外，也允許貢使帶一部分商品與中國進行交流，這種貿易，大都在中國政府的認可之下，在指定地點進行。所以這種商業上交往往往是很有限的。這兩種貿易，就數量上看，以民間貿易為大多數，隨貢貿易在次數和數量上都很少。由於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無論在國力上、經濟上都超過四鄰國家，因此，明中葉以前，中外關係的結構，中國占主導地位，那時還沒有固定的中西關係。應該承認，這種中外關係的結構中，中國一直是以天朝自居的。各國來華無論是真正的藩屬，還是與中國完全沒有藩屬關係的國家，在封建統治者的心目中，都被認為是“化外之人”。在文化、文明和地位上，始終有優越感、大國感。但絕不等於說，這種關係就可以得出如西方學者們說的：中國強加給其他各國的不平等性質。例如費正清在其所著的《美國與中國》一書中，論到中國的朝貢製度時說：“對於西方列強強加於中華帝國的不平等條約，如果要了解其單方麵的和不平等性質，我們就必須回顧一下中國首先強加於西方來客的古老朝貢製度。這個古老的中國製度，也同取代它的條約體係一樣，是不平等的[9]類似費正清的這種說法，在西方著作家的書中，幾乎都可以看到。
這實在是混淆兩種不同性質的說法。
中國的朝貢製度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朝貢貿易製度，是發生在世界封建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封建製度的基本經濟結構是自然經濟。中國和西歐國家的自然經濟結構雖然有所不同，但在產品主要用於自己消費而不是投入流通，商品經濟不占主要地位這一點上是相同的。因之，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東方各國的貢品往來，都不發生經濟上的不平等貿易或掠奪對方資源、把別國變為自己的商品市場這種資本主義歷史條件下的殖民地性質。所以從經濟意義上說，朝貢製度與隨貢貿易製度隻是一種物物交流，相互饋贈而不是經濟掠奪。事實上，宗主國的賚賜品無論在數量與質量上往往都超過貢品。朝貢的國家都把這種經濟聯繫看作為一種優惠而採取主動的要求。隨貢貿易更能通過一定形式的商品買賣，雙方互利和互相學習。
其次，朝貢製度是封建時代中國與世界各國，特別是藩屬國之間的一種政治聯繫和外交交往。宗主國並沒有通過朝貢幹涉別國包括藩屬國的內政，破壞它們的主權與領土完整。這一點，任何研究中外關係的人，隻要老老實實地對待歷史，誰也不能否認。即使是持有上述觀點的美國人如克萊德，也同時承認：“在理論上，且一般在實踐上，中國並不設法通過這些方式來直接幹涉邊界國家的內政。事實上，隻要它們的統治者保持和平，同他們的人民照儒家的模型一道生活，並履行他們次一級地位的禮儀和其他義務，邊界國家大部分是自主的。[10]
再次，朝貢製度並不對藩屬國家的社會歷史進程產生任何直接的影響。它作為宗主國與藩屬國之間斷斷續續的政治經濟聯繫的一種形式，不與對方國家的社會生活有直接關聯。與中國通貢的國家，隻在政治上作為藩屬國的地位，中國並沒有對它們直接的幹預和壓迫。這種藩屬關係，與後來資本主義時代的殖民地製度有著本質區別。中國與藩屬國之間隻存在名義上的宗主關係。這種關係之間的聯結就是朝貢、冊封製度。因此，藩屬國的歷史進程不受中國的直接影響。如果說，中國在當時比周邊鄰國先進和強大的話，那麽，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通過朝貢而間接在鄰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同樣，鄰國的先進經驗也對中國產生過影響。
西方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完全是另一種性質。它幹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掠奪中國的資源，把中國變成殖民市場，嚴重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使中國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由此可見，西方史學家的上述言論，雖然指出了中國封建統治者的妄自尊大和盲目的優越感，但他們的出發點和歸宿，卻是企圖用歷史類比法來證明侵略的合理性，為自己的祖先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進行辯解與開脫。
明中葉以後，中外關係結構開始變化。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逐漸替代傳統的中國和東洋、南洋各國的關係而成為主要內容，中國在對外關係中占主導的地位逐漸下降。這個變化過程，是從16世紀西方殖民主義者東來後開始的，直到鴉片戰爭才最終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