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塔通高64.5米,是一座仿木結構的樓閣式方錐形磚塔,造型簡潔,氣勢雄偉。中唐詩人岑參曾在詩中贊道:


    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


    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


    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


    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


    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


    連山若波濤,奔湊似朝東。


    青槐夾馳道,宮館何玲瓏。[23]


    大雁塔的恢宏氣勢,由此可見一斑。塔底層每邊皆有石門,門楣上均有精美的線刻佛像。尤其是西門楣的釋迦牟尼佛說法圖,上部刻有當時廡殿建築的寫真圖。塔南門洞東西兩側的磚龕內鑲嵌有唐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聖教序》和高宗李治撰《大唐三藏聖教序記》碑,兩碑均由唐著名書法家褚遂良書寫。


    提到慈恩寺大雁塔,就不能不說曲江。自唐中宗神龍年間(705—797)以後,新進士及第,天子賜宴,於曲江聚會宴飲,慈恩塔下題名,以示慶賀,


    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過關宴後,率皆期集於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記之。[24]


    曲江遊賞,雖雲自神龍以來,然盛於開元之末。[25]


    這就是人們說的“曲江宴飲”和“雁塔題名”,無論是曲江宴飲,還是雁塔題名,其用意都是對於科舉進士及第者的慶賀。曲江又稱曲江池,位於長安城東南角,即大慈恩寺之東。曲江為狀如長葫蘆之小湖泊,素來聞名,秦時“宜春苑”,漢武帝時“上林苑”,隋代“芙蓉園”,即是指此地。唐玄宗開元年間大加修建,池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報寺。池水澄明,花木環映。皇族顯官環池構建離宮別館,每逢上巳(三月三日)、中元(七月十五日)、重陽(九月九日),達官貴人來此暢遊酣飲。唐代應科舉之文人學士,也都來此雅遊。長安是天下的繁華之所,而曲江則無疑是長安最為繁華之地,是官宦享樂之所:


    曲江初碧草初青,萬轂千蹄匝岸行。


    傾國妖姬雲鬢重,薄徒公子雪衫輕。


    瓊鐫狒繞觥舞,金蹙辟邪拿撥鳴。


    柳絮杏花留不得,隨風處處逐歌聲。[26]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殿轉霏微。


    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27]


    曲江可謂萬紫千紅,鳥語花香,流水潺潺,歌聲綿綿,酒意盈盈,畫舫悠悠,遊宴於曲江之地,恰如神仙一般,其樂何如,怎能不令人陶醉。


    而曲江之樂,以上巳節尤為特出。因唐代新科進士正式放榜之日恰好就在上巳之前,故前麵所言的“曲江宴飲”就是在這個時候舉行的。因此,每年的三月三日,是曲江最為熱鬧的時候,長安城中的達官貴人、皇親國戚,甚至是皇帝嬪妃都會前來,樽壺酒漿,笙歌畫般,宴樂於曲東池上,其盛況可謂空前:


    滿國賞芳辰,飛蹄復走輪。


    好花皆折盡,明日恐無春。


    鳥避連雲幄,魚驚遠浪塵。


    如何當此節,獨自作愁人。[28]


    是啊,每年這個時候,整個長安城都往曲江而去。曲江之地,人滿為患;人跡所至,春光黯淡。但即使如此,又怎能擋得住高官顯貴、文人墨客的腳步,消解其酬樂之情於一二呢?更別提及第士子了,他們心情已然陶醉於及第後的喜悅,對於他們而言,曲江越是熱鬧,他們越是榮耀:


    及第新春選勝遊,杏園初宴曲江頭。


    紫毫粉壁題仙籍,柳色簫聲拂禦樓。


    霽景露光明遠岸,晚空山翠墜芳洲。


    歸時不省花間醉,綺陌香車似水流。[29]


    雨洗清明萬象鮮,滿城車馬簇紅筵。


    恩榮雖得陪高會,科禁惟憂犯列仙。


    當醉不知開火日,正貧那似看花年。


    縱來恐被青娥笑,未納春風一宴錢。[30]


    對於士子來說,享受的是進士及第的那份榮耀,這比什麽都重要,都能夠讓人陶醉。


    大雁塔和曲江,對於寒山來說,是一個非常嚮往的地方。當然,寒山嚮往的並不是大雁塔和曲江本身的風光,而是它們所包含的意蘊。對於唐代的士人來說,大雁塔和曲江象徵著榮耀,而一旦能夠得以“曲江宴飲”和“雁塔題名”,你的整個人生就將改變。這意味著你自此將文名遠播,並且美好的仕途也向你敞開了大門。這是多少讀書人所夢寐的事情,寒山自然也不例外,每次看到大雁塔和曲江的時候,對於寒山而言,都是一次精神的激勵,都能讓寒山獲得不斷進取的動力,稍改既往玩樂之習。


    因此,大雁塔對於寒山而言,或者是某種象徵,是寒山的理想所在,父親對於兒子仕途的期望,這一刻具象化為大雁塔上的題名。對於寒山來說,他的理想就是在有朝一日能夠將自己的名字題到雁塔之上,這種期望至少伴隨著寒山直到其三十歲之後。


    如果說大雁塔對於寒山而言,是一種激勵。那麽,小雁塔則不同,寒山在這裏,得到的更多是一種精神上的寧靜。


    小雁塔,全稱“薦福寺小雁塔”。薦福寺就在鄰近國子監所在的開化坊南邊,原為隋煬帝楊廣繼位之前的住所,唐初為太宗之女襄城公主宅。睿宗文明元年(684)三月初三,即高宗李治死後100天,皇族為高宗獻福而建寺於此,名獻福寺。武則天天授元年(690)改為薦福寺,是當時長安城中的著名寺院。慈恩寺是與玄奘聯繫在一起的,薦福寺則使人想起唐代另一位高僧義淨。義淨也曾遊學印度多年,不過,他由海路自廣州離開中國。公元671年,義淨隻身搭乘波斯商船出國,先到印尼蘇門答臘,後轉抵印度,也在佛學中心那爛陀寺留學11年,又遊學印度各地,經歷30餘國,於武則天證聖元年(695)回國,帶回梵文經典400餘部。義淨回到長安後,在薦福寺主持佛經譯場,共譯經56部,230卷,是玄奘之後在佛經翻譯上取得成就最大者。他還將途經海道諸國和所聞赴印度求法高僧的情況,撰成《南海寄歸內法傳》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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