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h“,漢譯為“步兵”之意,確證努爾哈赤是有的放矢,設置了伏兵。


    [14]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1,《朝鮮李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卷138,《宋幼清九籥集》卷1,《建州私誌》卷中,參見《清初史料四種》,計六奇:《明季北略》卷1。哈都亦即阿敦.


    [15]李民寏:《建州聞見錄》載:“西路天兵一陣極精勇,胡兵幾不能當,而爭割首級無意力戰,一胡之仆,十餘騎皆下馬爭之,故以致敗復”,參見遼寧大學歷史係編《清初史料叢刊第八、九種》頁44。


    [16]熊廷弼:《正軍法定官守疏》載,“從杜鬆逃陣一次者非劉遇節乎?臨陣背主先逃致社鬆呼恨切齒而死者非王捷乎?”參見《籌遼碩畫》卷29。


    [17]《滿文老檔·太祖》卷8。


    [18]《朝鮮李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卷137。


    [19]《宋幼清九籥集》卷1。


    [20]《滿文老檔·太祖》卷8,《宋幼清九籥集》卷1載:努爾哈赤率“精銳三萬人應杜”或許六旗軍不滿額,但對明軍亦占優勢。


    [21]吳伯與:《恭陳微悃疏》載:“而杜軍一路敗陣,而歸者尚一萬四千餘”,足見,薩爾滸大營兵基本未戰而潰,參見《籌遼碩畫》卷20。


    [22]陳王庭:《援將違律喪師疏》載:“將兵不習,背水而戰……輕騎而入,撇棄火器、車兵,師無老營”,參見《籌遼碩畫》卷17。


    [23]參見《朝鮮李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卷138,《宋幼清九籥集》卷1,李民寏:《建州聞見錄》,參見遼寧大學歷史係編《清初史料第八、九種》頁44,《滿文老檔·太祖》卷8,計六奇:《明季北略》卷1載:“鬆追(哈都)至山前復戰,敵兵見之,不困杜師,獨困杜鬆、哈都二人。杜師亦趨至,……杜躍馬欲出,而西周如鐵,遂殊死戰,自午至酉師盡復”。王象恆:《極議安邊固圉疏》載:“杜總兵砍殺數裏,被達賊圍住,杜總兵麵中一箭,落馬”,《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註戰跡輿圖》。


    [24]周希令:《疆場失陷廟算困循疏》載:“渾河之役,近萬精銳雜之庸眾之中”,參見《籌遼碩畫》卷25。


    [25]《明神宗實錄》卷580。


    [26]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上冊第八章。


    [27]《明神宗實錄》卷580。


    [28]《滿文老檔·太祖》卷8。


    [29]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1。


    [30]《明神宗實錄》卷580,《滿文老檔·太祖》卷8。


    [31]茅瑞徵:《東夷考略》頁21,《滿洲實錄》卷5,陳王庭:《敕勵朝鮮、金、白二酋疏》載:“北關初三日始以二千之眾赴三岔之北,……到中固,有安樂州備禦家吩咐我家兵馬回寨防守”,參見《籌遼碩畫》卷19。


    劉綎全軍覆沒,李如栢急退兵


    三、劉綎全軍覆沒,李如栢急退兵


    後金國大英明汗努爾哈赤,親統八旗主力,大敗西路撫順、開鐵兩路明軍後,急令達爾漢侍衛統兵一千,迅速東去。繼令二貝勒阿敏率兵兩千啟程。隨後,他和眾貝勒也收兵東來。開到界藩,按女真人風俗殺牛八隻祭旗、告天,祝願旗開得勝。


    祭旗前,大貝勒代善請示大英明汗努爾哈赤說,我率領二十人扮作偵卒東去探聽消息,汗父祭旗後可以從容東來。大貝勒走後,三貝勒莽古爾泰相繼東去。轉瞬間四貝勒皇太極馳馬來到汗前。對汗父說,不出我的所料,大阿哥(兄長或皇子、太子之意)果然已經東去了。請允許我與大阿哥同往。努爾哈赤勸阻說,你大阿哥扮作偵卒前去打探消息,你可以隨我同往,不必前去追趕。四貝勒急不可待地懇求說,大阿哥已經獨自前去,我怎麽能逗留在後?說罷也率兵疾馳東去[1]。


    努爾哈赤祭旗後,下午申時從界藩起兵,五更與大貝勒相會。四日清晨,努爾哈赤進一步布置兵力。他在初戰得勝後,頭腦十分冷靜,仍然不採取分兵對付兩路的戰法,還是集中主要兵力會戰明軍一路。這一方針已經構成薩爾滸大戰中各個戰場作戰的特點,即集中優勢兵力,以眾擊寡,分別緩急,個個擊破。努爾哈赤命令留下四千守城兵,以防明清河路進犯,其他八旗士卒全力東進,迎擊劉綎軍。


    總兵官劉綎號稱勇將,為明代西南地區的名將,他從少年時期起就立有戰功,在明軍中享有盛名[2]。劉將軍手持鑌鐵大刀,重達百二十斤,力大無窮,馬上掄動大刀如飛,人都稱他為劉大刀[3]。他曾在四川任事,手下有川、貴苗族精兵數萬,十分驍勇,每戰必勝,戰績輝煌。


    萬曆皇帝命令劉綎將軍星夜赴京。劉將軍接到聖旨後,不敢怠慢,帶領兒子劉結、劉佐及昔日隨征有功員役劉招孫等,並家丁七百三十六名,戰馬八百多匹及陸續集結的數百人,前後約有一千多人。又帶佛郎機、百子排號、烏銃、火炮等器械,另有軍船一艘。劉綎懇請待運船到後,川兵稍集便立刻出關[4]。


    經略楊鎬最初不想徵調外省兵,對於劉將軍遲遲不出關,請調川、貴兵,十分不快,拒絕督辦。恰在這時,即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七月,努爾哈赤親自統領大軍攻下了清河城,京師震動,遼左人心惶惶。明廷兵部也深感僅有遼兵難於支持,各個城鎮徵調的兵又一時不到,不得不考慮調用湖、廣、川、浙的兵。這時,劉將軍再次上書給兵部,指出調發川、貴兵的必要性。兵部事戎政尚書薛三才支持劉將軍的請求,轉述說:劉綎將軍一稟揭至,謂川、貴兵出入崖峪埋伏、攻擊是其長,馬戰也稱便捷,況且鞍馬、器械多其自備,隻要召集不用一個月便可以到達數萬,都是舊時部下的久經戰陣的人,遠非烏合之眾可比[5]。萬曆皇帝準薛三才所請,下旨給兵部,速調川兵,刻期出關。盡管路途遙遠,也必須速調,專備劉綎將軍調用,不得再誤事機[6]。


    然而,王朝末年的腐敗現象之一就是吏治敗壞,官員不肯為國盡職。明廷兵部接旨後,辦事遲緩,催兵不力,劉綎又等待數月,所調的兵數仍不滿額。時至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正月,努爾哈赤經常出兵蠶食北關葉赫部,錦台什、布揚古深感危急。經略楊鎬素來與劉綎不睦,逼令劉將軍出關戍守東部亮馬甸子,以為葉赫部特角。亮馬甸子地區,這時正是雪深數尺,馬無食、人無糧的絕境。劉綎將軍迫於軍二令,隻得遵命駐防,情緒十分沮喪[7]。


    努爾哈赤在劉綎將要進兵的棟鄂路,砍斷大樹,設置三道大路障,分兵守險,布列有序,而劉綎出師前還是沒能得到兵將相熟的川兵,隻帶家丁和已經到的川兵數千。這一些兵又分別由各將率領,所分配來的官軍多數是浙江人。經略楊鎬雖然說有明兵兩萬四千人,實際上各將所率領的官兵不過一萬五千多人[8],可謂兵力“極為單弱”[9]。


    劉將軍不隻是對自己所率領的兵員和士兵素質不滿,而且對於經略楊鎬等人決定的師期也大有異議,他在進兵前就很氣憤地對朝鮮李朝將領薑宏立說:兵家的勝算不過是得天時,得地利,以順人心而已。現在的天氣甚寒,此次出兵非得於天時啊!道路這樣艱難,也非得於地利,並且感嘆地說:我不得主兵權啊![10]劉將軍認為,出師的日期應當改在四、五月份為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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