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歲以前,一直生活在“祁太平”中的太穀縣城,祖、父兩代都在那裏經商,當然也隻是很小的商人。1986年,我決定“棄農從商”,由農村題材轉向晉商題材寫作後,先到“祁太平”的祁縣跑了三年。從那以後,即開始留意一切與西幫商人、票號相關的史料、文獻。這期間,山西學術界、金融界、史誌工作者及其他文史工作者,對晉商、票號的研究也日漸深入,碩果纍纍。這使我受益匪淺,極大地豐富了創作素材,也開闊了思路。


    經過這十五年小心、耐心的掘進和積累,對西幫商人及其所創票號,總算剝去了一些遮蔽它的迷障,摸到了它的一些筋骨。對於做小說來說,這似乎也夠了。給這些筋骨賦予血肉,乃至靈魂,那就是做小說的工夫了。我想說的隻是,因此部小說的素材來得不易,所以進入寫作時也就不敢馬虎糙率。


    小說本應該是引人入勝的。票號的傳奇,本也提供了許多的勝景、勝境,如何“引”得好,我也不得不用心。既不能似坐電動索道,使勝景來得太容易;也不能因勝境在前,走去的一路就太枯索。要有難以看透結局的故事,讓人牽掛到底的人物。語言,也盡力作了“淨化”,借鑑舊白話,加現代口語,濾去“歐化”痕跡。總之盡力使小說好讀。


    以今天的眼光看,百年前的西幫票號,當然已經是很落後、很腐朽的一種金融製度了。但它


    對“商”的理解,對“商”的敬畏;用我們中華自己的文化資源,對“商”的滋養;在那樣一個受主流文化歧視的社會環境中,將“商”推到的成熟程度,似乎也還值得今人回首一望


    的。1986年,我開始關注西幫商人時,“商”似乎還居於各行之末;今日,已是無人不言商了。我在寫這部小說中間,常發癡想:如果今日我們的商品經濟,是在百年前西幫商人所達到的高度,往前推進,那爭一個世界商貿的“五百強”,或掃除市場的假冒偽劣,也許不會像現在這樣難吧。


    總之,希望於這部小說的,首先還是好看,其次讀後也還有益。如此而已。


    是為記。


    作者


    2001年3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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