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曾國藩所說：“一家久訟，十家破產；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纖小之案，累不結，顛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聞之發指者。”為了防止冤獄累訟的發生，曾國藩嚴禁私自關押。他曾出榜曉示官吏和百姓，凡關押人犯、證人，本州縣必須及時立牌曉示，包括姓名、日期、理由，使眾人周知。如有私押者，“準該家屬人等喊稟，以憑嚴究”。這是杜絕執法者以權謀私和乘機違法亂紀所採取的有力措施。
第四，要求州縣長官躬親獄訟，規定清訟期限。
對於符合條件的關押人犯，曾國藩認為必須依法從速處理。他在《直隸清訟事宜十條》中明確規定，全省大小衙門傳達司法公文從速，不準拖拉；保定發審局應加以整頓；州縣長官要親自處理獄訟六事；禁止文書差役敲詐勒索；四種四柱冊按月呈報、懸榜、訟案久懸不結者，核明註銷；嚴辦誣告訟棍；獎勵公明便民的執法者；改變陳舊保守的風俗習慣等。由此可見，曾國藩關於清訟的思想中已注意到機構的整頓改革、管理的手續和製度、執法人員的獎勵、以及影響決獄斷案的風俗習慣的改變等。
第15章 曾國藩大智慧14
在清訟事宜中，曾國藩把“州縣須躬親六事”置於最重要的地位。如州縣長官必須親自收狀、擬定和審定有關文告，承審期限親自計算，能斷案件，立予斷結，對命盜案件“以初供為重”，“常往看視”關押之犯等。這無論對案件的慎重處理，或者犯人的關心愛護，還是在總結執法的經驗教訓方麵，可說是曾國藩的創見。對於“怠惰偷安”、不躬親獄訟的州縣長官，曾國藩指示“記過示懲”或“嚴參不貸”。他要求地方長官在自己所管轄的地區出現“政明刑清”，不可貪圖享受，而要真心實意，且有一定的文化知識。
清訟，還必須從速結案，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和對地方的騷亂。曾國藩在《直隸清訟期限功過章程》中對各類案件的處理規定了適當的期限：尋常命案，定例自獲犯之日起，州縣限三個月，審擬招解；斬絞立決命案，州縣審兩個月，審擬招解；大小盜案，定例自獲犯之日起，州縣限兩個月，審擬招解；軍流以下、徒罪以上雜案，定例限兩個月，審擬詳解；州縣自理詞訟，定例限二十日，完結。這一清訟期限，對重大命案，州縣在處理中所費時間比尋常命案短些，以體現對危害嚴重的重大命案的重視和快速，反映地方政府和司法機關的效能和威力。
崇法衛法，則要有優秀的官吏和良好的軍隊提供可靠的保證。這就必須嚴格整頓吏治，強調軍紀，以法治吏和以法治軍。
曾國藩以“轉移”、“培養”、“考察”等法治吏。他指出“今日急務，首在用人，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
“轉移之道”，並非是指人才的轉移和調動，而是指對於無才之吏，應勉勵其好學，“以痛懲模稜罷軟之習”；對於有才之吏，須鼓勵其進一步勤學好問，“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
“培養之方”，曾氏採用了“教誨”、“甄別”、“保舉”、“超擢”四種方法。“教誨”就是教育誘導；“甄別”，即根據賢能程度加以鑑別分級；“保舉”，即對於德才兼備又有經驗者，加以推薦；“超擢”，即對德才特別優異者，可越級提拔任用。
“考察之法”，曾氏認為一定要全麵和確鑿。除了考九卿賢否，憑召見應對；考科道賢否，憑三年京察；考司道賢否，憑督撫考語外，還可以“借奏摺為考核人才之具”，如“人人建言，參互質證”，則“更為核實”。
無論是轉移之道，還是培養之方，或者是考察之法，都反映了曾國藩整頓、選拔官吏的法律思想。如轉移之道中，對無才者要“痛懲模稜罷軟之習”，對有才者要“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實際上是對他們的不良習慣和缺陷，要加以限製、約束和懲罰。
培養之方中的“教誨”，既含批評懲罰，又含教育引導，“甄別”，實際上就是分別賢不肖、功過，並據此予以獎懲，“保舉”和“超擢”，可說是一種任人唯賢的用人製度。考察之法，反映了曾氏廣開言路，從多種渠道去培育、考察官吏的主張。但也注意核實，以防藉機攻擊或吹捧。因此，不能由皇帝和主管官任意決斷，還要有關大臣、官吏的評議。應該說這是當時較為全麵公允的官吏選舉、考察製度。
考察、評定官吏的標準是是否為民，而為民則主要表現在能否辦好詞訟和錢糧。曾氏指出，錢糧不可能不多收，但不能過於勒索；詞訟不可能完全聽斷公允、曲直悉當，但不可過分拖拉牽連。他斷言：“居官而不知愛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而“勤”與“廉”是辦好錢糧詞訟和愛民的必要條件。曾氏認為，“欲講廉字，須從儉字上下工夫”，“欲講勤字，須從清理詞訟下工夫”。他任職兩江、直隸總督期間，嚴格要求辦事人員，並製定條規，規定巡捕、門印、籤押不許淩辱州縣；不許收受銀禮；不許薦引私人。“本部堂若犯其一，準備隨員指摘諫爭，立即更改”。由此可見，曾氏把廉潔奉公、不受賄謀私、不任人唯親、不結黨營私作為做官的準則。
對於謀私、害民之吏，曾氏予以堅決檢舉，嚴懲不貸。如江西巡撫陳啟邁“薦引私人”，曾氏立即予以“奏參”，並要求皇帝加以懲罰；又如江西補用副將胡開泰，平時橫行不法，又無故毆妻斃命，曾氏要求立即嚴懲，“按照軍令，就地正法”。反映了他以法治吏的嚴肅態度。
曾國藩對於官吏有培養、教育，有監督、考察，有甄別、推薦，有“奏參”、懲辦，可以說是一種比較完善的官吏選舉考核製度。
曾國藩重視孔孟“仁”、“禮”對治軍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他的“仁”，就是“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他的“禮”，是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泰而不驕”。他得出結論說：如能堅持“仁”、“禮”二字治軍，“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這裏，“仁”表現為愛兵，但並非一味溺愛，其目的是為了“立人”、“達人”；而“禮”是一種限製、約束和規矩、準則，是對兵的一種嚴格要求。
在用“仁”、“禮”教育約束兵士的同時，曾國藩又強調，治軍之要，尤在論功罪，賞罰嚴明，以法嚴格約束。他說：“當此遝泄成風，委頓疲玩之餘，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頹風。與其失之寬，不如失之嚴！法立然後知恩，威立然後知感！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此其時矣。”這裏說的“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實際上就是以仁禮加以教育誘導的同時，也當施之既猛又嚴的法製。
第四，要求州縣長官躬親獄訟，規定清訟期限。
對於符合條件的關押人犯，曾國藩認為必須依法從速處理。他在《直隸清訟事宜十條》中明確規定，全省大小衙門傳達司法公文從速，不準拖拉；保定發審局應加以整頓；州縣長官要親自處理獄訟六事；禁止文書差役敲詐勒索；四種四柱冊按月呈報、懸榜、訟案久懸不結者，核明註銷；嚴辦誣告訟棍；獎勵公明便民的執法者；改變陳舊保守的風俗習慣等。由此可見，曾國藩關於清訟的思想中已注意到機構的整頓改革、管理的手續和製度、執法人員的獎勵、以及影響決獄斷案的風俗習慣的改變等。
第15章 曾國藩大智慧14
在清訟事宜中，曾國藩把“州縣須躬親六事”置於最重要的地位。如州縣長官必須親自收狀、擬定和審定有關文告，承審期限親自計算，能斷案件，立予斷結，對命盜案件“以初供為重”，“常往看視”關押之犯等。這無論對案件的慎重處理，或者犯人的關心愛護，還是在總結執法的經驗教訓方麵，可說是曾國藩的創見。對於“怠惰偷安”、不躬親獄訟的州縣長官，曾國藩指示“記過示懲”或“嚴參不貸”。他要求地方長官在自己所管轄的地區出現“政明刑清”，不可貪圖享受，而要真心實意，且有一定的文化知識。
清訟，還必須從速結案，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和對地方的騷亂。曾國藩在《直隸清訟期限功過章程》中對各類案件的處理規定了適當的期限：尋常命案，定例自獲犯之日起，州縣限三個月，審擬招解；斬絞立決命案，州縣審兩個月，審擬招解；大小盜案，定例自獲犯之日起，州縣限兩個月，審擬招解；軍流以下、徒罪以上雜案，定例限兩個月，審擬詳解；州縣自理詞訟，定例限二十日，完結。這一清訟期限，對重大命案，州縣在處理中所費時間比尋常命案短些，以體現對危害嚴重的重大命案的重視和快速，反映地方政府和司法機關的效能和威力。
崇法衛法，則要有優秀的官吏和良好的軍隊提供可靠的保證。這就必須嚴格整頓吏治，強調軍紀，以法治吏和以法治軍。
曾國藩以“轉移”、“培養”、“考察”等法治吏。他指出“今日急務，首在用人，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
“轉移之道”，並非是指人才的轉移和調動，而是指對於無才之吏，應勉勵其好學，“以痛懲模稜罷軟之習”；對於有才之吏，須鼓勵其進一步勤學好問，“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
“培養之方”，曾氏採用了“教誨”、“甄別”、“保舉”、“超擢”四種方法。“教誨”就是教育誘導；“甄別”，即根據賢能程度加以鑑別分級；“保舉”，即對於德才兼備又有經驗者，加以推薦；“超擢”，即對德才特別優異者，可越級提拔任用。
“考察之法”，曾氏認為一定要全麵和確鑿。除了考九卿賢否，憑召見應對；考科道賢否，憑三年京察；考司道賢否，憑督撫考語外，還可以“借奏摺為考核人才之具”，如“人人建言，參互質證”，則“更為核實”。
無論是轉移之道，還是培養之方，或者是考察之法，都反映了曾國藩整頓、選拔官吏的法律思想。如轉移之道中，對無才者要“痛懲模稜罷軟之習”，對有才者要“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實際上是對他們的不良習慣和缺陷，要加以限製、約束和懲罰。
培養之方中的“教誨”，既含批評懲罰，又含教育引導，“甄別”，實際上就是分別賢不肖、功過，並據此予以獎懲，“保舉”和“超擢”，可說是一種任人唯賢的用人製度。考察之法，反映了曾氏廣開言路，從多種渠道去培育、考察官吏的主張。但也注意核實，以防藉機攻擊或吹捧。因此，不能由皇帝和主管官任意決斷，還要有關大臣、官吏的評議。應該說這是當時較為全麵公允的官吏選舉、考察製度。
考察、評定官吏的標準是是否為民，而為民則主要表現在能否辦好詞訟和錢糧。曾氏指出，錢糧不可能不多收，但不能過於勒索；詞訟不可能完全聽斷公允、曲直悉當，但不可過分拖拉牽連。他斷言：“居官而不知愛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而“勤”與“廉”是辦好錢糧詞訟和愛民的必要條件。曾氏認為，“欲講廉字，須從儉字上下工夫”，“欲講勤字，須從清理詞訟下工夫”。他任職兩江、直隸總督期間，嚴格要求辦事人員，並製定條規，規定巡捕、門印、籤押不許淩辱州縣；不許收受銀禮；不許薦引私人。“本部堂若犯其一，準備隨員指摘諫爭，立即更改”。由此可見，曾氏把廉潔奉公、不受賄謀私、不任人唯親、不結黨營私作為做官的準則。
對於謀私、害民之吏，曾氏予以堅決檢舉，嚴懲不貸。如江西巡撫陳啟邁“薦引私人”，曾氏立即予以“奏參”，並要求皇帝加以懲罰；又如江西補用副將胡開泰，平時橫行不法，又無故毆妻斃命，曾氏要求立即嚴懲，“按照軍令，就地正法”。反映了他以法治吏的嚴肅態度。
曾國藩對於官吏有培養、教育，有監督、考察，有甄別、推薦，有“奏參”、懲辦，可以說是一種比較完善的官吏選舉考核製度。
曾國藩重視孔孟“仁”、“禮”對治軍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他的“仁”，就是“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他的“禮”，是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泰而不驕”。他得出結論說：如能堅持“仁”、“禮”二字治軍，“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這裏，“仁”表現為愛兵，但並非一味溺愛，其目的是為了“立人”、“達人”；而“禮”是一種限製、約束和規矩、準則，是對兵的一種嚴格要求。
在用“仁”、“禮”教育約束兵士的同時，曾國藩又強調，治軍之要，尤在論功罪，賞罰嚴明，以法嚴格約束。他說：“當此遝泄成風，委頓疲玩之餘，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頹風。與其失之寬，不如失之嚴！法立然後知恩，威立然後知感！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此其時矣。”這裏說的“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實際上就是以仁禮加以教育誘導的同時，也當施之既猛又嚴的法製。